蘇州園林，名揚中外。這不僅因為蘇州現今保存的古園為數眾多，更是由於這裡造園的歷史極其悠久。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蘇州最早見諸史籍的園林，出現在春秋吳國營建阖闾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自此之後，造園活動幾乎一直綿延而不絕。尤其是在唐宋之後，歷代都有許多文人、官宦因向往這裡的山水秀麗、物產豐富、經濟繁榮而到此定居，從而帶動了當地園林建設的發展。時至明清，不僅“吳中豪富，競以湖石築峙奇峰隱洞，鑿峭嵌空為絕妙”，就是“闾閻下戶，亦飾小山盆島為玩”。(黃省曾《吳風錄》)在如此普遍的造園之風的影響下，不僅當地園林數量激增，同時也促使造園藝術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來贊美蘇州的園林藝術(陳從周《清雅風范——蘇州園林鑒賞》)，實非過譽之詞。
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園林的生成與發展，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和文化環境。從我國古代園林發展的歷史看，凡造園活動興盛的地方，一般都有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物質基礎及深厚的文化淵源。而這在蘇州的社會演進中，始終未曾或缺。蘇州自春秋吳國在此築城建都，於城市選址合理、規劃適宜，加之以後的社會發展進程未受到大規模戰亂的影響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沒有太大的改變。而當地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又使經濟水平得以不斷提高。在這樣的經濟、文化背景下，園林發展具備了穩定和堅實的基礎。從有關的史志統計，自春秋吳國營建宮苑以來，著名的苑園可以千數，而且廣泛分布在吳地城鄉，至於僅鑿一池、點數峰、莳栽幾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勝數。正是這千百年來極其普遍的造園實踐，才使蘇州的園林藝術趨於成熟。因此，回顧一下蘇州園林發展的歷史，對於加深理解蘇州古典園林藝術，會帶來一定的幫助。
一、東吳大地的史前文明
園林的出現和發展，與經濟和文化的積澱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蘇州的歷史演變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極早。雖然見諸史料的吳地歷史，開始於商朝末年，但近代考古的成就，卻為我們述說：早在一萬多年前的上古時期，這裡就已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而且在當地居民幾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極其發達的史前文化。之後蘇州的發展，盡管並不完全承襲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環境，同樣孕育了後來的蘇州經濟和文化。因此，在敘述蘇州園林發展歷史之前，也需對此作一扼要的介紹。 數億年前，我國東部的長江下游一帶，曾是一片荒涼沉寂的華夏古陸。到一億五千萬年前的燕山運動時期，地殼的斷裂、褶皺以及巖漿的噴湧，造成了蘇州西部無數的山巒。到距今300萬年前的第四紀，地殼緩慢下沉，形成海灣與群島。隨著長江日復一日地夾帶著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積，逐漸將海灣圍截成眾多的湖泊和窪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邊大片的沖積平原。由於這裡地處溫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為人類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礎。
考古學的成就告訴我們，在距今大約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太湖中的三山島上就有了人類活動。到距今7000年前後，當地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後最初的1000余年間，因氣候暖濕、海平面相對穩定，使這裡的“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水稻的種植、家畜的馴養，也自此開始。定居生活促進了建築的發展，當地出現了以矩形平面為主、間有圓形平面的住宅，牆中用木柱，外包泥牆，並經燒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許多木構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術。屋頂由蘆葦、竹席和草束構成。此外，還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適應南方水鄉環境。大約從距今6000年起，氣候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海平面也時有波動。特別是距今5400年前後的低溫期形成的大片濕地，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從而使繼“馬家浜文化”之後“崧澤文化”的發展受到制約。距今5200年以後的千余年間，自然條件再度好轉，這裡的居民創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時期。此時不僅生產力水平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禮儀制度也已經完備。當時遺留的墓葬中，讓後人看到了十分豐富的隨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隨葬玉器，反映了當時已達到了相當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則說明社會等級區分也極其明確、嚴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約4000年前後，卻突然中斷了。有人推測，這是由於自然環境突變所致。當時氣候變冷，發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沒了低地，幾乎給這裡的居民帶來了滅頂之災。於是人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華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後，洪水終於退卻，氣候也隨之好轉，遠出避難的人們逐漸返回了遠離的家園。雖然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受此災變，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恢復，但回歸的居民卻帶回了周邊甚至中原地區的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當地的“馬橋文化”。大約在公元前1l世紀，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與當地的居民結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復生產，建立國家，這就開始了記載中的吳國的歷史。從殷商晚期到春秋中葉的數百年間，吳國尚未完全從洪水造成的災難中擺脫出來，因此，經濟、文化的發展，遠遠落後於中原許多諸侯國家，以致長期以來只是一個僻處於長江下游默默無聞的蠻夷小國而已。
二、壯麗宏偉的吳國宮苑
按史書記載，吳國形成於殷商末年。當時居住在我國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領太王古公室父的領導下，已日漸壯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為讓他們的侄兒昌(後來的周文王)能順利繼承周族的統治權，便離開中原，結伴南下，到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帶，與當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國家，號稱“勾吳”，並在今天的無錫梅裡，築城作為都邑。經5世在周章時，周族武王終於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懷念泰伯、仲雍的讓國之義，封周章為“吳伯”。此後又經歷了15代的傳承和發展，到壽夢時(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國勢逐漸強大，自稱為“吳王”，並開始出訪北國及荊楚，密切了與各諸侯國間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諸侯爭雄的行列。又四傳至阖闾時(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吳國已進人了鼎盛時期。為能爭霸中原，需要有一座與強國地位相適應的宏偉都城，而舊有的梅裡，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難以進一步發展，於是阖闾聽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廪、治兵庫”的建議，決定遷都，選址在姑蘇山東南相，即今蘇州城的位置，興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偉的阖闾大城，奠定了之後蘇州城的基礎。在以後的2500余年間，這裡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
我國濫觞時期的苑園，還只是一種農、牧業生產的設施，它的出現應在由游牧向定居轉化之後。而吳地居民農耕生產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初期，但由於缺乏相應的實證史料，故難以斷定當時是否也已有了類似於苑園的生產設施。隨著社會的發展，苑園也逐步由生產設施向游娛場所轉變，甚至與宮殿一樣成了強國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競相以“美宮室”、“廣苑囿”來誇示。而此時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逐漸發展，已使春秋後期的吳國，具備了與中原諸侯相抗衡的強盛國力，於是游娛性的苑囿也開始在太湖平原出現。
蘇州園林的起源，較阖闾城的出現更早。如今所能見到的最早記載，是唐人陸廣微在《吳地記》中所載的吳王壽夢的“夏駕湖”。據後人考證；“夏駕湖”位於今天蘇州城內吳趨坊一帶。當年壽夢為盛夏避暑納涼，在此“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駕湖”。到阖闾建城，“夏駕湖”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了增築改建，成為阖闾、夫差兩代君王的游樂之所。吳國覆亡之後，此苑被廢棄而荒蕪。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與外壕相聯，當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稱“夏駕湖菱”。宋人楊備有《夏駕湖》詩雲：“湖面波光鑒影開，綠荷紅菱繞樓台。可憐風物還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大約到清代初年，夏駕湖完全湮為平地。
春秋吳國最負盛名的宮苑，是位於吳城西南30裡靈巖山上的“館娃宮”。據說吳越由於疆界相接，長期以來時有小爭，但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征戰。阖闖五年(公元前510年)，吳王借口越國不隨其伐楚，而大舉進攻越國，破攜李城(今浙江嘉興附近)，自此吳越結下冤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國乘吳王率兵攻楚，並與之相持之際，從其後方掩襲吳地。在背腹受敵的情況下，吳王大敗而歸。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吳國大舉伐越。由於輕敵，吳為越所敗，阖闾也因此受傷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為報父仇，夫差親自率兵攻打越國，大敗越軍於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踐僅領殘部5000逃歸國都會稽。吳國原想乘勝一舉滅亡越國。在此危急時刻，越國臣僚提出了忍辱圖存的策略，由越國大夫文鐘前往吳國，厚賄吳宰相伯豁，說以利害，終於在伯豁的幫助下，說動吳王同意接受越國的投降，讓越王勾踐率妻子到吳國為奴。在吳3年，勾踐極盡謙卑恭順之能事，終於得到了吳王的憐憫和寬恕。又用文鐘興越滅吳的計策，獻美女以惑亂吳王。館娃宮就是夫差為越國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規模宏大的宮苑。
館娃宮高踞靈巖山巅，殿閣巍然，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等，皆“銅溝玉檻，飾以珠玉”。又“置春宵宮，為長夜之飲”。宮殿之側為花園，山頂鑿有三池。一為“玩花池”，相傳是夫差為西施賞荷而鑿，池內植四色蓮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吳王與西施常在此清暑賞景，采蓮取樂。另一是“玩月池”，據稱西施喜臨水照影，所以吳王為其鑿池欣賞月色，游興高時，還常手遮月影，戲言是“水中撈月”。後人以為是吳亡國之谶，故有詩雲：“強說玩花還玩月，個中已幻沼吳謀”又雲：“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夢。”再一日“硯池”，傳說是古人采石制硯所留，吳王稍加修飾而成，靈巖山也因此又稱“硯石山”。事實上，我國在春秋時期尚未使用紙墨、硯台，這當為後人訛傳。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間有兩口井，圓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圓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煙水》)後來人們將其更名為“吳王井”和“智積井”。方志載：明代淘井時，曾發現玉钗，上刻“敕”字，證明此井確為當年館娃宮的宮井之一。陳子貞有詩雲：“曾開鑒影照宮娃。玉手牽絲帶露華。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吳王井》)靈巖山頂還有“琴台”，是西施操琴之處。梁簡文帝《登琴台》詩稱：“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游。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歎，逝川終不收。”宋以前，琴台下有大偃松，身臥於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當地人以為奇賞。琴台下有響屐廊曲折而東。《古今記》載：“吳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虛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屦繞之，則跫然有聲。”
此外，山之上下還有諸多營建，至今人們還能從那些遺跡中，遙想當年吳宮的盛況。如山上西施晨起曉妝的“梳妝台”，吳王與西施游憩小坐的“西施洞”，吳宮藝花之處“大園”、“小園”(後訛為大晏嶺、小晏嶺)等。山下的“香水溪”，相傳是宮女在此梳妝沐浴處，溢脂流香，故又稱“脂粉塘”。“采香泾”是為西施泛舟前往香山采集香草而開鑿的河渠，據說夫差為取悅西施，用強弓硬射一箭，令從人循箭行方向開掘而成，故又名“箭泾”。“畫船塢”有東西兩處，也為當年蓄水劃龍舟游樂的地方，俗稱“劃船塢”。隨著吳國的覆亡，館娃宮及其諸多的景物也相繼荒蕪。後人歎日：“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崖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泾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時較雙鴛響，廊葉秋聲。宮裡吳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醉醒。問蒼波無語，華發奈山青。水涵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台去，秋與雲平。”(南宋吳文英《八聲甘州慢》)
“長洲苑”和“姑蘇台”，也是當年吳國著名的宮苑。《吳郡圖經續記》稱，“長洲苑，吳故苑名，在郡界”，具體位置已難確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立夫差為太子，並使之守楚留止，阖闾自己則在吳城內外大治宮室，“立射台於安裡，華池在平昌，南城宮於長樂”。“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旦食鲺山，晝游蘇台；射於鷗陂，馳於游台；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由此可見，長洲苑至少在此時業已存在。姑蘇台的位置有二說：一說在蘇州城西南七子山北，連堯峰山的小紫石山，今稱姑蘇山，又稱姑蘇台。另一說是在蘇州城西南胥口鎮南，瀕臨太湖的胥山，今稱清明山。關於姑蘇台的建造年代，歷來也說法不一。《緝柳編》說是吳王齊玄所造，考勾吳承傳譜系並無齊玄，壽夢之父日去齊，或即為其人。《吳越春秋》和《吳地記》說是築於阖闾十年，《洞冥記》則說是夫差所建。一般認為是始建於阖間而成於夫差。文獻記載，姑蘇台規模巨大，台高300丈，盤旋诘曲，橫亘5裡，“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附近河道，因堆積建台所用的木料竟然堵塞了交通，木渎鎮也因此而得名。姑蘇台上的建築，也窮奢極侈，殚盡土木。阖闾造九曲之路以游姑蘇之台，夫差作天池，置青龍舟。舟中盛陳伎樂，日與西施為水嬉。誠如宋人崔鹦的《姑蘇台賦》中所描述：“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龍蛇刻圓，燦燦生輝。”“雖楚之章華，未足比也。”(《吳郡圖經續記》)到越滅吳時，夫差被困姑蘇台，乞降不允，伏劍自刎，後姑蘇台也為越人焚毀拆盡。
自壽夢崛起於東南，到夫差身死國亡的百余年間，是吳地社會發展的又一個最為繁榮時期。在此期間，“起城池”，“建宮室”，“大苑囿”，營造活動幾乎未曾停歇。尤其是阖闾、夫差兩代君王，在吳城內外的建設更為頻繁。據史料統計，在阖闾建都之後的40多年間，吳城附近先後興建的苑囿，還有“梧桐園”、“消夏灣”、“錦帆徑’’等30余處。
三、秦漢吳地苑園
吳國滅亡之後，其地為越國所有，阖闾城喪失了作為一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衰落，宮苑荒蕪。不久越國又被楚國所滅，吳越大地都並歸楚國。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封春申君黃歇，公元前248年賜領江東吳國舊地，始對荒廢了200余年的吳城宮室重加修造。春申君父子在治吳期間，更對當地頗多建樹，單興修水利方面，就對城中居民免遭水患作出了較大貢獻。此外還有“桃夏宮”、“吳市”、“吳諸裡大閘”、“吳獄庭’’等營建活動。史書中有“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之說，但由於記載疏略，難以了解更多的詳細情況。
秦始皇並吞六國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吳越之地置會稽郡，原吳城及周邊地區建為吳縣，故城成了郡治的所在地。不久劉邦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建立起了劉漢政權。起初江南及吳縣仍沿襲秦制，屬會稽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10年)，吳地封與荊王劉賈，後又為吳王劉濞的封地。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劉濞反漢被殺，恢復會稽郡。東漢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會稽郡，將浙江以西之地設吳郡，吳故城為吳郡治所。 秦漢時期，吳地地廣人稀，與當時的北方中原地區相比，經濟和文化都較落後，但因有春秋吳國宮苑的遺存，仍可看到這一時期不少有關造園活動的記載。西漢劉濞居吳時，也曾對原來遺留的“長洲苑”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以致枚乘在《谏吳王濞書》中寫道：“(武帝)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台，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後來唐人孫逖的《長洲吳苑校獵》詩也寫道：“吳王初鼎時，羽獵騁雄才。辇道阊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繞村還。劍騎緣汀人，旌門隔嶼開。合離分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榮安在哉?”
秦漢吳郡、郡守的衙署，原來也是春秋吳國的宮殿。吳亡以後，雖然數遭火災，但到秦代尚有遺構留存，直至漢初守宮小吏因舉火照視燕窟，遂將宮殿全部燒毀，不久太守衙門又在原址重新修造。史書數載：武帝時，吳人朱買臣出任會稽郡太守，曾將先前不安貧困而改嫁的妻子帶回衙署，“置園中，給食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東漢初，人們還在這座園中開鑿了“東西十五丈，南北三十丈”的宮池。(袁康、吳平《越絕書》)
東漢年間，私家園林也開始見諸記載。同治《蘇州府志》及《吳門表隱》，都有“笮家園，在保吉利橋南，古名笮裡，吳大夫笮融居所”的詞條。據史書記載，笮融是東漢丹陽人，曾聚眾附徐州陶謙，後在徐州建浮圖祠，對推動當時佛教的發展，起過很大的作用。雖然他在蘇州建造宅園的情況，因時代久遠，且記載疏略，至今已難以有更詳細的了解，但這在蘇州園林發展歷史上，仍是已知最早的私家園林，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四、“吳中第一”的六朝園林
自東漢末年起，我國進入了一個戰亂頻繁的動蕩時期。起先是為鎮壓黃巾起義，而演成各地軍閥割據混戰的形勢。繼而兼並為三國鼎立，相互間又時有攻伐。三國歸晉後，雖有一段短暫的平靜期，但不久西晉皇室中的爭權奪利又發展成“八王之亂”。此時，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機進入中原，各自劃地建國，彼此間爭奪與混戰，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國家逐步統一，從而結束了長達近400年的分裂和戰爭狀態。
長期的動蕩與戰亂，為北方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南方雖然也經歷了三國東吳、東晉及之後宋、齊、梁、陳的六朝更迭，但較之中原地區，仍相對顯得安定。於是大批為躲避戰爭的人向南遷徙。隨著大量人口的湧人，不僅為江南帶來了勞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北方士族與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從這一時期開始，江南地區逐漸繁榮，因而也給蘇州大型府宅的營建提供了條件。如東晉時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就曾在郊外虎丘興建大型別業，據稱二宅依山而建，幾乎包裹了整座小山，以致有人感歎“盡把好峰藏院裡，不教幽景落人間”，其規模之大，超乎人們的想象。又如梁朝城內衛尉卿陸僧瓒、蘇州刺史顧彥先等的府宅，不僅規模巨大，而且還有竹木山水，其內在環境都十分優雅。
自東漢以來在我國廣泛傳播的佛教，到此時似乎有了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出於政治的需要，統治者開始極力予以推崇，出現了大量由國家出資興建的寺廟，甚至還有像梁武帝那樣到銅泰寺捨身為僧的故事，這就使佛教從形式上得到了推廣和普及。另一方面，連年的戰亂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和“生命無常”的悲哀，而佛教的教義則向人們灌輸“因果報應”和“修煉來世”等宿命思想，使人們極易接受而沉湎於這種虛幻的解脫之中，於是佛教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流傳。正是這種種原因，當時“捨宅為寺”的做法非常流行，以至於許多府宅在瞬息之間就轉化成了佛寺。而園宅的花木環境也由此帶人了寺廟之中，出現了相應的園林，成了後人所謂的“寺觀園林”。在蘇州地區，類似的寺院為數不少，上述幾座府宅，也經“捨”後變為佛寺。
以佛教思想尋求解脫，固然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方法，但為躲避戰亂而棲身於山林之中，在這一時期也十分普遍，這就是所謂的“棲遲隱逸”，從而使人們對自然山水產生了更深刻的認知。我國的山水文學和山水畫，大致都成熟於這一時期。人們以山水詩的形式予以贊美，用山水畫的形式進行刻畫，實際上是在再現理想中的自然。同樣的再現，當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為要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重新塑造在宅間屋後。於是“有若自然”的山水園林，開始成為人們的向往。
東晉時期的“顧辟疆園”，堪稱這一時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園實踐中最成功的一個實例。顧氏祖先原居越地，後徙吳，兩漢年間為當地望族。東晉時，顧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參軍，是當地頗有地位的要員。其園宅以竹樹、怪石聞名於當時，有“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之譽。人們曾以“辟疆東晉日，竹樹有名園”、“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以及“辟疆舊園林，怪石紛相向”等詩句來贊美它。相傳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獻之前往會稽，途徑吳門，慕名到園中參觀。他雖與主人未曾相識j但仍徑入其園，並“指麾好惡，傍若無人”。(劉義慶《世說新語》)以王獻之當時的名望，也能為其所吸引，可見“辟疆園”的聲望。
較“顧辟疆園”稍遲的，還有“戴頤園”，也以“有若自然”聞名遠近。戴顆之父戴逵，是東晉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少博學能文，工書畫，善操琴，其余藝巧靡不畢綜，性高潔而不谙世務。東晉孝武帝時，他屢征不就，逼不得已而前往吳地，時稱“吳中高人”。戴顧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能世家學，少年時就能隨其父進行雕塑創作，所以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戴颞16歲遭父喪，即與兄勃隱於剡下，及其兄卒，寓居桐廬。宋初至蘇州，因其擅畫，通音律，且隱逸不仕，也被視為高士。他到蘇州後，士人們即為他建宅造園，園中“聚石引水，植水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宋史．戴逵傳》)元嘉中(公元435年前後)，征其出仕，不就，後來衡陽王義季使張邵迎戴頤至京口，居黃鹄山精捨。
五、隋唐五代時期的姑蘇園林
經歷了近400年的戰亂、分裂之後，北周到武帝時已逐步統一了我國北方大部地區。其時，隋國公楊堅及其父楊忠，因戰功顯赫而逐漸控制了北周的軍政大權。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楊堅逼迫靜帝禅位，建立隋朝，稱文帝，當年改元為開皇元年。楊堅稱帝後，一方面在北方施行均田、租調，統一北朝時期混亂的貨幣制度，以及改革朝廷和地方行政制度，以鞏固其統治，同時積極准備向江南進軍。經過了幾年的恢復之後，隋朝已國力大增。開皇八年(公元588年)冬，楊堅之子晉王楊廣，率兵五路臨江，次年一舉渡江滅陳，不久即平定了南方所有州縣，統一了全國。文帝時期，由於采取了一系列的鞏固措施和經濟政策。使國家日漸繁榮，呈現出“強宗富室、家道有余”的景象，“中外倉庫，無不盈積”。各地還出現了許多“重樓延閣相互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的商業集散地。(《隋書·食貨志》)繼文帝之後，炀帝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並為便利漕運及軍事運輸，利用南北天然河流及舊有渠道，開鑿自余杭直通洛陽的大運河，促進了當時的商貿發展。然而，隋朝的強盛也是建立在迫使百姓承擔繁重徭役和兵役之上的。文帝建仁壽宮的工程浩大，役使嚴急，丁夫死者成萬。炀帝營洛陽、鑿運河，更是“年常役百萬人”，而文帝，炀帝數次征伐遼東，又都是勞而無功。炀帝每年遠出巡幸，更是需要沿途郡縣強迫農民預交數年的租調，於是山東、河北自大業七年(公元611年)起，開始暴發農民起義。到大業十三年(公元619年)，各路義軍實力越來越強，隋王朝已陷於土崩瓦解。大業十四年(公元620年)，禁軍首領宇文化及終於在江都缢死了炀帝，隋朝滅亡。
隋朝的統治為時較短暫，從全國的形勢看，北方因前一時期的戰亂和動蕩，不僅經濟基礎遭受了摧殘，就是人們的生存環境也受到嚴重的破壞，所以，所謂經濟恢復，實際上仍十分有限。相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在那一時期，由於相對安定，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的發展。因此，在隋代及其以後的有唐一代，全國的經濟重心實際已移到了江南。炀帝即位後營建東都、開鑿運河等重大舉措，反映出以北方為中心的封建統治，已經越來越離不開江南經濟的支持。
蘇州城在隋軍滅陳之後，曾遭較嚴重的破壞，並將州治移到故城東南而建造了“新郭”，但人唐後不久，又復遷故城。由於隋朝的統治時間不長，所以見諸記載的園林也極少，只有在《紅蘭逸乘》中載有“孫驸馬園，在間邱坊，為隋朝孫驸馬園第”等數條。
繼隋之後的李唐王朝，在立國之初，深感“賦繁役重，官吏貧求，饑寒切身”是人民起義的直接原因，加上太宗能廣泛聽取各種意見，而大臣中又有如魏征那樣的敢於直谏，從而使政權迅速鞏固。政治開明帶來了國家的穩定，進而又促進了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並將唐朝帶入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此期間，隋朝炀帝開鑿的南北大運河，開始顯現其在商貿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從運河南端的杭州，到北面與黃河交匯處的汴州，沿河兩岸出現了無數繁華的商業城市，成為物資和人才會聚的地方。蘇州富庶由來已久，大運河的開通更使其受益匪淺。進入和平年代，其經濟的增長和文化的發展更為迅速。《吳郡志》說：“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中吳紀聞》稱：“姑蘇自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
唐代中前期，蘇州園林基本仍承襲六朝以來的遺風，廣府大宅，豪奢绮麗。如被與南朝王洵“虎丘別業”和“顧辟疆園”相並論的“孫園”，人稱“孫園虎丘隨宜看，不必遙遙羨鏡湖”，“辟疆東晉日，孫園盛唐時”。又如地處松江之畔、蘇州望族褚氏的“褚家林亭”，皮日休在《褚家林亭》詩中寫道：“廣亭遙對館娃宮，竹島羅溪逶迤通。茂苑樓台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蕭疏桂影移茶具，狼藉萍花上釣筒。爭得共君來此住，便披鶴氅對西風。”其豪奢之氣可見一斑。就是當年普通的富民，其園宅也有這種豪氣。乾隆年間《長州縣志》載：“大酒巷，……唐時有富人修第其問，植花浚池，建水檻風亭，醞美酒以延賓客。”
前一時期，一種較為清新的“山居”別業，到唐代後期，開始逐漸進人城鄉之間。晚唐詩人陸龜蒙的居處變遷，頗能說明問題。陸氏原為吳中望族，居松江甫裡，陸龜蒙時移居郡中臨頓裡。他因舉進士不第，隱逸裡中，其地低窪，周為農田。正因具有“不出郛郭，曠若郊野”的環境，就使過去的“山林隱逸”很自然地轉到了城市之中，繼續過著“四鄰多是老農家，百樹雞桑半頃麻。盡趁清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缲車。啼莺偶坐身藏葉，饷婦歸來鬓有花。不是對君吟復醉，更將何事送年華”的生活。
唐朝經安史之亂，元氣大傷。雖然以後出現過中唐繁榮，但戰亂使各地的節度使及一些叛軍將領割據自為，演成了藩鎮割據的局勢。後經黃巢起義的打擊，唐王朝已近崩潰。天裙四年(公元907年)，由鎮壓農民起義而強盛起來拘軍閥朱溫，弑哀帝，代唐，建立後梁。之後中原地區先後至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及後周5個王朝。此外，還手在著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荊南、北漢擎10個割據政權，史稱五代十國。其實，自晚唐後期起，三吳之地已在吳越都指揮使錢銹的控制之下，直至後梁龍德三年(公元923年)正式接受冊封，登基稱“吳越王”。當時的吳越國地分十三州一軍，定都杭州而加名“西都”。蘇州一帶為中吳郡，設中吳節度使，由其子廣陵王錢元臻管轄。
五代時，北方紛爭擾攘，江南尤其是吳越大地卻相安太平。錢氏三代治吳的80余年中，興建了大量的府宅、園林。其中對後世產生影響較大的有“南園”和“孫承裙池館”。
南園建於唐末，在子城西南。建成後，詩人羅隱有詩對其進行了扼要的描述：“抟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棲。葉長春松闊，科園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天亦有蹊。小窗奔野馬．閒甕養醯雞。水石心愈切，煙霄分已睽。病憐王猛畚，愚笑愧囂泥。澤國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攜提。”(《南園》)從詩中可以看到，此時的園中以其廣袤、空曠和多野趣為其特色。在《祥符圖經》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南園之中有“安寧廳”、“思遠堂”和“清風”、“綠波”、“近仙”三閣，“清漣”、“湧泉”、“清暑”、“碧雲”、“流杯”、“沿波”、“惹雲”、“白雲”八亭。西池在園之廳西，又有“龜首亭”、“旋螺亭”。再有茅亭、茶酒庫、易衣院等景物。《吳郡圖經續集》則稱：“南園之興，自廣陵王元璩帥中吳，好治林圃。於是酾流以為沼，積土以為山，島嶼峰巒，出於巧思。求致異木，名品甚多。比及積歲，皆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謂‘三閣’、‘八亭’、‘二台’、‘龜首’、‘旋螺’之類，名載《圖經》，蓋舊物也。”園在宋初逐漸荒蕪，後來其地又大半改為他用，到宋室南渡時，基本為兵燹所毀。
孫承禱是元瓊的近戚，也在南園之側建有園池。據說初建時，“積土成山，因以潴水”，“積水彌漫數十畝，傍有小凼，高下曲折，與水相萦帶”。到宋代，其址為蘇舜欽所得，建為“滄浪亭”。
吳越時，除上述兩處外，還有“東圃”、“金谷園’，等多處園林，都為錢氏所建。
六、兩宋年間的平江園林
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亂之後，趙匡胤在原後周的基礎上，利用兵變奪得政權，建立了趙宋王朝。不久，對國內各割據勢力用兵，在軍事打擊與政治壓力之下，各割據政權相繼覆亡，終於完成了全國的統一。鑒於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的教訓，宋朝建國之初，就采取了削減州郡長官權力、改任文人的做法。同時又收奪各高級將領兵權，且經常更換軍隊駐屯地區，從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形成所謂“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其結果，雖使國家倍受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但因政府對文人的優厚待遇，以及隋唐以來的經濟發展，促使宋代的文化較以前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蘇州經過隋唐五代的發展之後，到北宋時期，其繁盛之狀超過以往。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說：“錢氏有吳越，稍免干戈之難。自乾寧至太平興國三年錢傲納土，凡七十八年。自錢鍛納土至今元豐七年，百有七年矣。當此百年之間，井邑之富，過於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槓如虹，栉比棋布，遠郊隘巷，悉甕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實太平盛世也。”在造園方面，高堂廣宅式的府宅園林仍在流行。如祥符進士、兩守蘇州的蔣堂“隱圃”，內建“巖扃”、“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古井”、“貪山”諸景，又有溪池、“水月庵”、“南湖台”等，甚至蔣堂還將溪池風光比作“采香徑：’和“明月彎”，並自賦《隱圃十二詠》稱：“危台竹樹間，湖水伴深閒。清淺采香徑，方圓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又雲：“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煙草碧彌岸，霜桃紅壓牆。”蔣堂致仕後，日日與賓客宴樂吟唱於此。
蘇州更有像朱勐“同樂園”那樣的豪華府園。朱勐原為一介草民，因以花木賄中貴人而得進，繼而以“花石綱”拜官，於是在盤門內舊宅起高堂、廣園池。據稱，這座“同樂園”中建有“神霄殿”、“上善庵”、“糾察司廟”、“雙節堂”、“御容殿”、“御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八寶亭”等建築，僅從題名就能看出這一個暴發戶的心理。為開浚魚池，他更逼令百姓“棄田虛室”。其園大一裡，內廣植牡丹，珍木奇石不計其數，俨然可上攀徽宗的“艮岳”。後事敗被殺，園也為當地百姓所毀。
自唐代晚期以來，文人造園漸成風氣。這種園林一改以往府宅園林的那種追求華麗壯觀的舊習，將隱逸山居的純樸、雅致引入城市居宅。這到宋時，開始變得十分普遍。像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載19處作者親歷的名園，大半為公卿士大夫的園宅別墅。同樣，在蘇州的這種風氣，較洛陽並不遜色，像蘇舜欽的“滄浪亭”、朱長文的“樂圃”等，就屬於此類園林。園中固然仍是山水花木，但其中的旨趣大改。他們是將花園當作隱逸山林，用以排遣胸中的郁憤，因而在形式上追求更多的山林野趣。
蘇舜欽的“滄浪亭”，原為前朝孫承{；占的池館，入宋後已見荒蕪。當年蘇舜欽因遭排擠而南下蘇州，見其地“草樹郁然，崇阜廣水，不類城中”，於是決定構宅建園。盡管此園也有“珍花奇石，曲池高台”，但在蘇舜欽自己的《滄浪亭記》中，卻未作太多的描寫，只是講：面對著前竹後水、澄川翠干、光影風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觞而浩歌，距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用山水自然來平撫遭受的不公，這其實已超越了園林本身的物質特性，是將其精神的意義展示在自己或別人的面前。
與蘇舜欽一樣，朱長文也將自己的“樂圃”當做隱逸之所。在他看來，“大丈夫用於世，則堯其君，舜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稷、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於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窮通雖殊，其樂一也。”由於他在舉進士後傷足而“不肯從吏趨”，所以就想用園居隱逸的方式了卻終身。其園也是前朝錢氏所構的園林，宋時已散為民居，幾度轉手後為朱長文的祖母所得。朱長文年輕時，原打算改造後作為其父的歸老之地，不想其父去世，此園就成了自己的歸隱之所。園中建有“邃經堂”、“見山岡”、“墨池亭”、“筆溪”、“招隱橋”、“西澗”、“西圃”、“西丘”諸勝，園內林木蔥郁，古樹盤根抱柯，極有雅致。另有畦圃，栽培四時名花、日用藥草以及時蔬鮮果，不僅用於奉賓娛親，而且親自灌園耕耘，以實現他前述的理想。
偃武修文的平靜生活，不久就被金人的金戈鐵馬所打碎。金兵破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康王南渡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權。雖然在南宋初年，有岳飛、韓世忠等將領及北地民眾的奮勇抗金，一度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但以高宗為首的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無意恢復中原，反而打擊和殺害堅持抗金的將領，對金人割地納幣，以換來苟安東南的局面。鑒於最高統治集團終日沉湎於臨安的山清水秀和歌舞升平之中，上行下效，諸多的公卿大夫，也在周邊經濟繁庶、物產豐富的地方營宅造園，縱情享樂。因而當時的吳興成了官宦主要的退居之地，僅周密《吳興園林記》所載他“常所經游”的園林，就有36處之多。
南宋的蘇州，雖較吳興遠於臨安，而且在建炎年間，其城池已被金人焚燒幾盡，但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形成後不久，城市又很快得到重建，繁華不減當年。所以人們也將這裡當做最理想的居住地之一，營園建宅未嘗停歇。
范成大的“石湖別墅”，是南宋蘇州最著名的園林。石湖在蘇州(當時為平江府)盤門西南10裡，為太湖的內灣。當年水面東西廣4裡，南北長9裡，周約20裡，湖東田圃相矚，水港紛錯；湖西山嶺起伏，諸峰映帶，水光山色頗為勝絕。周圍還有眾多的古跡名勝。范氏原居於石湖之畔，范成大年輕時，家境較貧寒，一直為衣食而奔走，曾有“若有一廛供閉戶，肯將蔑舫換柴扉”之歎。直到29歲中進士，步人仕途。之後一帆風順，歷任處州(麗水)知府、知靜江(桂林)府兼廣西道安撫使、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等職，成為南宋詩次淨為智最為顯達者。范成大在居官之時，就開始了改建舊居、興造園墅的工程。《蘇州府志》稱其別墅中有“農圃堂”、“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錦繡坡”、“說虎軒”、“夢漁軒”、“绮川亭”、“盟鷗亭”、“越來城”等景物。范成大自撰的《石湖賦》中雲：“築農圃湖山之觀，聳碧城琨阆之丘。岫幌納千峰之秀，雲莊開萬壑之幽。夜月兮嬉漁；春風兮芳洲。渺煙波兮鷗鹭，適忘機之樂；度雪橋兮龜魚，聽柱杖之游。至於水靜鹄立，林幽鶴鳴。漾湖光於幾席，占山影之台亭。花粲粲以昌披，目欣欣其敷榮。菡召兮十裡，琅干兮滿城。其他幽芳奇觀，間見層出，又不可殚舉而悉名。”據此可知，別墅有著極為優美的景致。園有四時名花，外借湖山之景，當年時有名人以詩文盛贊其勝。一次周必大過此，夜宴園中，留詩於壁，稱甲於東南，范成大謝以言重。周則雲：“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芗林、盤園(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園林)尚乏此趣，非甲而何?”後來范成大親歷二園，憶及前言，不無得意地說：“余非敢以石湖誇，……使余有伯恭(芗林的主人)之力，子嚴(盤園的主人)之財，又得閒數年，則石湖真當不在芗林、盤園下耶!”范成大在為官期間，就時常到此小住，游山泛湖。及其晚年以疾告退，榮歸故裡，就以此為宅，自號“石湖居士”。孝宗親書“石湖”二大字以賜，被镌刻於山石之上。范成大61歲時，曾居石湖別業一年，寫下了《四時田園雜興》60首。他用清新的筆調，描繪了石湖周圍鄉村生活的各個側面，展示出當時豐富多彩的風土民情，因而被譽為田園詩人的代表作。
范成大後來因嫌石湖稍遠，不能日涉，就在城中府第之南別營一圃。他閱杜光庭的《神仙感遇傳》所寫的吳民胡六子泛海、漂至范老村遇見陶朱公的故事，大喜道：“此吾裡吾宗故事，不可失也!”於是題園名日“范村”，刻兩朝賜書於堂上，額題“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塢，園中三分之一植梅。姜白石曾有《梅花令》詠此，題下注有“以宅南隔岸有圃，日梅村。梅開雪落，竹園深靜……”之句。范成大晚年，以自己平生所植梅，撰《范村梅譜》一卷。此外，“范村”也曾栽菊，范成大又撰《范村菊譜》一卷。
七、元朝的蘇州園林
蒙古部族，原為世居塞外的古老游牧部族之一，在唐稱“蒙兀室韋”。宋金對峙之際，蒙古諸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強盛。13世紀初，蒙古孛兒只斤部在其首領鐵木真的率領下，已先後臣服周圍諸部，統一了大漠南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鐵木真大會各部於斡難河，被尊為“成吉思汗”(後尊為元太祖)，創立了蒙古汗國，並開始大規模的西征和南侵。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經》乾元之義定國號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亡宋，統一全國。蒙古勢力在剛進中原時，曾將北方大量民田占為牧場，為征用車馬，還強令百姓不得將馬用於拽碾耕作，使北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統一全國之後，為削弱漢人的反抗，還將境內之民分為4等，漢人被置於社會的最底層，這又制約了我國文化的發展。直至平息了國內大部分地區的反抗後，受中原及江南高度發展的農耕經濟的影響，元朝統現。尤其是一些文人，因不屈於外族的統治，常將山水作為平撫胸中憤懑的良方，從而使園林興建有所發展。
在元代，蘇州地區出現的園林仍然不少，但大多建於鄉村，城市園林較少。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元朝的統治對城市的控制較嚴，而文人們又不願生活在倍受歧視的壞境之中，於是“山林隱逸”的思想又將他們帶到了城鎮和鄉村。
高士袁易的“靜春別墅”，為元初所建。位於松江之畔蛟龍浦的赭墩，正堂稱“靜春”。園外有田疇沃野，煙波四繞。內壅水成池，累石為山。主人於堂中貯書萬卷，日以校。書為務，人稱其為“靜春先生”。建造年代較早的，還有常熟自茆的“芙蓉莊”等。光福的“耕漁軒”建於元末，是裡人徐良甫的居宅。良甫有文名，往來多名士。畫家倪雲林曾為之作《耕漁圖》並題詩，內有“林廬田圃，君子攸居’，之句。其司宅曾與倪雲林的“清閡閣”、顧德輝的“玉山草堂”同被時人稱為最有情趣的三座園林。
“玉山草堂”是顧德輝的別墅，在昆山正儀鎮，園內有亭館24處。鄭元j；占在《玉山草堂記》中說：“其幽閒佳勝，撩檐四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瑰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壺漿以為娛，觞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前有軒，名“桃源”；中為堂，日“芝雲”。東建“可詩齋”，西設“讀書捨”。其後是“碧梧翠竹館”、“種玉亭”。又有“浣花館”、“鉤月亭”、“春草池”、“雪巢”、“小蓬萊”、“綠波亭”、“绛雪亭”、“聽雪齋”、“百花坊”、“拜石壇”、“柳塘春”、“金粟影”、“寒翠所”、“放鶴亭”諸勝。張大純《姑蘇采風類記》稱其“園池亭榭，賓朋聲伎之盛，甲於天下”。又說“園亭詩酒稱美於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而蘭亭清而隘；西園華而靡。清而不隘，華而不靡者，惟玉山草堂之雅集”。
“獅子林”是元時蘇州城中最負盛名的一座園林，原為前朝貴家別業。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天如禅師來到蘇州，其門人選此建庵，以供禅師起居之用，起名“菩提正宗寺”。因其禅師中有峰國禅師曾於天目山獅子巖說法，故又稱“獅子林”。當時寺極小，僅小庵20余楹，其外則“有竹萬個，竹下多怪石，或臥或僕，狀偌狻猊”。據稱畫家倪元鎮、朱德潤、趙善良、徐幼文曾為其造園疊石作過探討，倪元鎮還為之作畫。
八、閒適典雅的明代園林及造園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爭蜂起雲湧，不久南方形成了陳友諒、張世誠、方國珍、朱元璋等多處武裝割據。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據勢力後稱帝，建立了明王朝。與此同時，其北伐大軍也迅速推進，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將元順帝逐出中原。
由於經歷了元代短暫而殘暴的統治，以及元末抗元戰爭和割據勢力的相互攻伐，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文化受到了較嚴重的摧殘，明初便采用“寬政”，以“安養生息”為治國方針，經濟上則采取移民墾荒、實行軍屯、減輕賦稅及興修水利等措施，同時遏止奢侈，提倡節儉，從而促使農業、商業及手工業都在短期內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由於吳地在元末曾是張世誠的勢力范圍，並將蘇州建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滅張世誠時，也殃及當地百姓，不僅焚毀了張氏王宮，而且將吳地大量富戶遷徙到鳳陽，又沉重打擊了當地的經濟，滯後了這裡的經濟和文化的恢復。所以明代前期，蘇州地區的造園活動未有太大的發展。到明代中葉，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後，再度出現繁榮。但有鑒於對明初以來政治上黨獄株連的恐懼，對文化上程朱理學的厭倦，在江南地區出現了一批不思仕進，專事享樂的“有閒階層”。當然，所謂“閒”，並非無所事事，而是將絕大部分精力，用在對衣食生活的追求，對生活中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證之上。因而推動了這一時期造園活動向縱深發展，還出現了許多討論園林規劃和設計的雜論、專著。這就使蘇州乃至整個江南地區的園林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出現了下述著名園林：
(一)真適園及王氏園宅——“真適園”，是王鏊的故居，在洞庭東山唐股村。史書記載，王鏊自幼聰慧，文章過人，明成化時舉鄉試、會試，均以第一告捷，後殿試得第三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歷任侍講學士、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人內閣，晉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後改武英殿大學士。在其任京官時，就曾在故宅旁建園林，名“小適”。致仕回鄉後，再築此園。因自以為一生的榮華都已享受，心滿意足，故題額為“真適”。園中有“蒼玉亭”、“湖光閣”、“款月台”、“寒翠亭”、“香雪林”、“鳴玉澗”、“玉帶橋”、“舞鶴衢”、“來禽圃”、“芙蓉岸”、“滌硯池”、“蔬畦”、“菊徑”、“稻塍”、“太湖石”、“莫厘獻”等16景。各有當年文人墨客為它唱和的詩文。
王鏊人閣拜相以後，其家人雖不出仕為官，卻也競相造園。東山的“安隱園”，就是其長兄王銘的宅園。王鏊仲兄王銎，則建有“壑舟園”，也在東山。其弟王铨則構“且適園”於太湖東橫金塘橋。王鏊的長子尚寶為其父在府城建“怡老園”，以為養親娛老；季子延陵將其“招蔭園”建於“真適園”之西；侄兒王學也建“從適園”於東山陸巷。這種兄弟子侄競相造園的風氣，在明代的後期十分普遍。
(二)諧賞園——在吳江縣城西北，是顧大典的宅園。顧大典，字道行，隆慶問(公元1567～1572年)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後自求解官，歸吳江故宅。其宅以東半為園，內建有“雲蘿館”、“清音閣”、“美蕉軒”、“載欣堂”、“淨因庵”等建築。台榭池館雖非精麗，但以木石為人稱道：其古木“大者數圍，小者合抱”，其石“蒼然而澤，不露疊痕”，故有“勝甲一邑”之譽。在主人自己看來：“大抵吾園台榭池館，無偉麗之觀、雕彩之飾、珍奇之玩，而惟木石為最古”。“偉麗、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為吾園甲於吾邑，所謂無佛處稱尊也。”“諧賞園”建成於顧大典外出為官之前，棄官後即以此作為燕樂終老之地。
(三)弁山園及王氏園庭——“弁山園”，是明代萬歷初文壇領袖王世貞的園宅，位於太倉城內。王世貞，字元美，號風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萬歷初，王世貞自鄖陽罷任歸，於太倉城建園墅。以《山海經》所載，弁州山為仙靈棲所，故慕而名園為“弁山園”，又自稱“弁州山人”。園占地70余畝，其外小溪渺渺，東為隆福寺，古寺巍峨。西有古墓，松柏古拙。再西為關帝廟，碧瓦雕甍。其南是鄉野腴田。園中平地起樓台，城市出山林。全園土石，十之四中為山三，為嶺一。水十之三中有池，有灘，有溪，有濑。建築十之二中有佛閣二，堂三，樓五。書室四，軒一，亭十。竹木花卉無可數計，約略為十之一。其余還有橋道、石洞、巖磴、澗壑、流杯亭之類。王世貞自稱園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暑，四時變幻皆為勝絕。
與當時許多官宦世家一樣，王氏兄弟子侄也各有園池，其中較著名的有其弟王世懋的“淡園”，其子王士骐的“贲園”。“淡園”位於“弁山園”東半裡，面積僅“弁山園”的六分之一，樓台參差，花木蓊郁，以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築美著名當時，人稱“五美園”。“贲園”在城廂鎮，內有“樂志堂”、“梅花庵”、“嬌雪樓”諸勝，也為一代名園。
在我國古代，造園的歷史雖然十分悠久，而且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或為園林作記，或為園主立傳，但真正為造園著書立說者，《園冶》的作者明代人計成可能為第一人了。計成，字無否，吳江人。自幼擅畫，最喜關仝、荊浩筆意，中年始以畫意造園，名聞遠近。後以自己多年造園心得編纂成文，這就是著名的《園冶》。書分3卷，分述造園要旨、園地屋宇的規劃設計、山石選擇以及借景等各個方面，不僅闡述了傳統的造園理論，同時佐以親身的經驗，附圖闡釋，使後人獲得許多具體造園操作上的借鑒。
我國古代長期以來未出現《園冶》那樣的造園專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我國古代，人們將世間萬事萬物，都歸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作為文人，他們的社會職責主要是“文以載道”，而造園技藝怎麼說也只是“器”中的一部分，因此難以納入其考慮的范疇。我國古代的工匠，歷來又缺少文化，即便身懷絕技，也很難付諸筆墨，因而無法將其流傳於後世。其次，是鄭元勳提到的“園有異宜，無成法，不可得而傳也”，這應該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計成在“興造論”中，首先提出了“三分匠，七分主人”和“第園築之主，尤須什九”的觀點。所謂匠與主人，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工匠和園主。“主人”是指“能主之人”，用另一種解釋，似應指須有一定修養，具備必要造詣的設計者。這一觀點，在當時曾被不少人認同。說得最為明確的，要數人清之後的李漁了。他在《閒情偶寄》中說：“葺居治宅，與讀書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舉業者，高則自出手眼，創為新異之篇。其極卑者，亦將熟讀之文移頭換尾，損益字句而後出之，從未有抄寫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正因為如此，《園冶》接著就提出了要“因地制宜”，整書從“相地”到“借景”，都圍繞著“因地制宜”而展開。僅就“相地”而言，園址有可選擇的，也有無法選擇的，前者指有權勢者，在選址時有相當大的自由度，或者有多處基址可選，那麼環境如何，就成為取捨的先決條件。但更多的則是城中隙地，環境稍差而閒置著。在這種基址上造園，或許也就能真正體現出規劃設計者的高下工拙了。歷史上同時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