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1、社會基礎

    徽州是一個移民社會，徽州人中有許多是中原世家大族，他們大多是避難遷徙到徽州，還有一部分人是來徽州做官，後因社會變動或個人原因而留居徽州，這些人直接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這些人從外面來，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決心要打出去，創立新事業開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齒日繁，則生計日隘”，許多人被迫離鄉背井，當時就有徽謠流傳：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過做官和行商，兩者都必須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風興盛，讀書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財勢強大，形成“無徽不成鎮”。科舉入仕的，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進士、17位狀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輩出，“連科三殿撰，十裡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話頻傳。《中國人名大辭典》共收集清以前歷代名人4萬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黃山市曾評出三十位傑出徽州歷史文化名人，理學家朱熹、新安醫學創始人之一汪機、珠算大師程大位、新安畫派創始人漸江、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國人理財家王茂蔭、哲學家戴震、近代著名畫家黃賓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樂家張曙、著名學者胡適……名列其中。就連國家主席江澤民、副主席胡錦濤，他們的祖籍也分別在徽州的旌德和績溪。由於外出人數之多，當時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說。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僅使他們自身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將這種開放的性格和品質帶回了桑梓故裡，從而直接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和推動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寬廣的胸懷接納和融合其他地區先進文化的傳入和發展。

2．經濟基礎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動力，是徽州文化發展的“催化劑”。如果沒有徽商的大規模參與投資與建設，徽州文化有可能是一片蒼白。作為位居明清兩代全國十大商幫之首的徽商，擁有一種良好的傳統，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識的積累和投入。他們雖投身茫茫商海，卻賈而好儒，是名副其實的儒商。畢竟在徽州人的內心深處，“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徽商經營致富後，不僅對自己子孫的教育捨得投資，而且不忘回報鄉裡和社會，對家鄉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關注。為此，他們不惜斥巨資用來興辦學校和書院，鼓勵讀書，培養人才。如清代大鹽商歙縣棠樾人鮑志道一次就為該縣紫陽書院膏火捐資8000兩白銀。在徽州，有一句土得不能再土的謠諺，即“三代不讀書，好比一窩豬”、“嬌子不嬌書，嬌書變養豬”。徽商對徽州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關注，直接推動了徽州文化的繁榮與發達。

3．思想基礎   

 
    中原地區世家大族源源不斷地舉家南遷和徽州山環水繞、相對封閉的獨特的地理環境，為宗族的大量存在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礎，逐漸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勢。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緣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緣而地緣，形成了濃郁的鄉土觀念。扶貧濟困、興文重教、勤儉持家、以眾幫眾，已成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鄉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鮮明性格，為儒家倫理思想的弘揚和勤儉持家風氣的維系，輸入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使徽州文化的發展充滿了勃勃的生機與活力。由朱熹所創的新安理學是徽州文化存在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凡事皆依《文公家禮》，凡書皆讀朱子所注，已成為徽州文化中的一個奇特現象。休寧茗洲吳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曾明確地要求全體宗族成員：“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理學對徽州文化的影響，可謂蔚為大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