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來吧。”
　　得知采訪意圖，謝辰生迅速地、言簡意赅地答應了。但他又說，最近不行，手頭還有些事要處理，於是我們又另約了個時間。
　　直到最近，在北京三環北面一棟建造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公房裡，記者終於見到了謝老。這個小區位置偏僻，寂靜無人，在冬日的午後，惟有風聲不絕於耳。
　　謝辰生的下樓聲打破了岑寂。他一手提著一袋垃圾，一手扶著樓梯的欄桿，背彎成蝦米狀，趿著鞋，正一步一蹭地下著樓。即使先前知道謝老已有93歲高齡了，但眼前的這一幕仍讓人不由心酸。抬眼看到記者，他呵呵一笑：“我下去扔個垃圾，一會兒進屋聊。”
　　這便是被稱為“國寶衛士”的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的生活現狀。他住在這棟老式居民樓三樓的一間一居室裡，由於四處堆放著書報和資料，顯得格外狹窄。窗邊一張大書桌占去了房間的一半空間，裡面也高高地堆著一疊疊資料，書桌的一角還擺著兩個筆筒，裡面有數十支粗細不一的毛筆。
　　盡管年事已高，又帶癌生存多年，但謝辰生自覺身體還行。唯一退化得厲害的是視力，看材料吃力，他就讓年輕的志願者從網上下載好材料讀給他聽；但給相關領導的信還是得堅持自己寫，前段時間就在忙這件事——根據謝辰生統計的數據，僅從2010年來，全國就有40多個城市啟動古城建設項目，累計投資超過4900億元，規劃占地超過194萬畝。
　　“文物搭台、經濟唱戲，但在相當多的地方實際上是要利用文物為房地產開發服務。”調查結果出來以後，他一手持毛筆，一手握著放大鏡，花了一個星期時間，以端正的小楷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對這股重建之風的憂慮。
　　半個多世紀來，謝辰生一直保持著寫信的習慣。文革期間，他起草《文物保護倡議書》，給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信，大聲疾呼要劃清文物與“四舊”的界限，以驚人的勇氣，在瘋狂的年代裡挽狂瀾於既倒；改革開放後，他數度提筆，致信領導人，直接或間接地挽救了不計其數的文物古跡；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堅持為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奔走呼吁。
　　謝辰生這一生，猶如掛在他書房牆上的一副對聯所總結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熱血丹心護古城。”
　　
剎住“古城改建”之風
　　“問題太嚴重了。”當謝老把記者接到書房坐下後，開口第一句，談的仍是文物。
　　他出示了一沓材料，“韓城古城改造項目，2011年啟動，規劃占地62.24公頃”；“開封計劃4年重造宋都汴京，2012年啟動，規劃占地20平方公裡”；“揚州神居山旅游度假城項目，2013年啟動，規劃占地8平方公裡”……
　　重建工程如此名目繁多，除了對古城鎮本身的改造與重建，還有附於其上的各類產業園、創意園、旅游項目等，在這個過程中，“拆古建新”、“拆真造假”的現象相當普遍。
　　其中最讓人痛心的，莫過於有著超過1500年歷史的韓城古城被拆。在此之前，住建部和國家文物局曾花了兩年多時間，對全國歷史文化名城進行了一次普查，發現絕大部分的古城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壞。在這份名單中，陝西韓城曾被認定為唯一保存完整的城市，需要公開表揚，但就在這個調查結果要向社會公布之時，韓城也被破壞了。盡管住建部緊急叫停，但為時已晚，古城有八分之一已被拆除。
　　“現在，全國范圍內已經沒有第二個像韓城這樣保存完整的古城了，損失太大了。”謝辰生說。
　　從事文物保護六十多年，謝老一直不遺余力、一件一件地搶救著文物。但這一次，他決心要從源頭“剎”住這股改建之風。
　　這股風行全國的古城重建之風的源頭，是“曲江模式”。“曲江”一名，得來於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從本世紀初開始，“曲江模式”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通過一系列大策劃、大融資、大手筆，創造了大雁塔北廣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法門寺景區、樓觀台道文化展示區等全國矚目的旅游項目。
　　“曲江系”發展如此之快，與當時的一項決定不無關系：西安地區一些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批准後由文物管理部門轉交曲江管委會管理經營。此後十余年，圍繞西安部分知名古跡的大規模圈地造景運動就開始了。
　　被概述為“依托文化遺產整合歷史資源，通過創意、包裝和策劃，實施一批重大項目帶動其它產業部門的發展，最終提升城市價值”的“曲江模式”，在謝辰生看來“就是在古跡上蓋園子”：“好比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裡面的園子又是唐代的又是漢代的，把原來的古跡完全破壞了。”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曲江模式”都被視為城市發展的先進樣本。2007年，曲江新區成為首批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區；之後，“曲江模式”出書立著，迎來多批外省官員前來“取經”。直到2010年，項目推進所暴露的文物破壞等問題，才引起了公眾的關注。
　　2010年，《人民日報》曾發表《西安曲江模式：曲徑通“優”還是通“憂”》一文，對此提出了質疑。文章提到，“曲江模式”的實質是低價圈地、高價賣地，其惡果是掀起大規模圈地造景運動。而大明宮遺址保護項目的規劃展示中也顯示，除了幾個博物館類項目外，其余全是商務樓、賓館和住宅小區。
　　“這種做法既違反了文物保護的原則，也違反了文物保護法的規定。”謝辰生說。
　　除了文物保護本身，謝老著重強調了兩點：第一，古城古鎮如此大拆大建，已經有可能沖擊18億畝耕地紅線，危害國家糧食安全；第二，在拆建過程中可能影響到老百姓利益，有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隱患。
　　“不能孤立地談文物保護，否則沒人聽。”謝老說，這是他長期工作中摸索出來的方法，“世界上萬事萬物都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你得找到那個門道。”
　　如他所料，這封信送出後不久，中央領導就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國家發改委就古城鎮現狀的摸底調查，征求各部委意見。如今，謝老正等待著相關政令的發布，剎住這股“古城改建”之風。
　　
一生致力於文物保護
　　謝辰生走上文物保護之路，最初是緣於鄭振铎。
　　謝辰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嗜書成癖，《說文解字》、《文心雕龍》、《何氏物語》、《唐文粹》等悉數收藏，祖母亦善書能文。謝辰生幼年與堂兄一起生活，而他的堂兄正是我國著名明清史和版本目錄學專家謝國桢，耳濡目染下，謝辰生自小便愛好文史。
　　“那時家裡來來往往的熟人，都搞歷史，哥哥也喜歡收集善本書。於是我便也對文物產生興趣了。”謝辰生說。
　　1946年春，謝辰生隨堂兄赴上海購書時結識了鄭振铎。這段機緣，使年輕的謝辰生有幸成為了歷史的見證者。當時，他受鄭振铎和徐森玉的委派，幫助整理、編目、校對了一系列著述，包括《中國歷史參考圖譜》、《韫輝齋名畫記》、《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等著述。謝辰生將這一年算作自己正式跨入文物大門的日子，在此之後“除了上朝鮮戰場打過一次美國鬼子”，再也沒有離開過。
　　1949年11月，鄭振铎被任命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他把身為秘書的謝辰生叫來北京，說：“你搞文保工作吧，這事比研究更重要。”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年輕的謝辰生被委以重任，他執筆起草了一系列法令，以搶救飽經戰爭摧殘的文化遺產，阻止文物被盜、流失境外。《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中國首批法令，便是在他的筆下成文的。
　　文革是新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經歷的第一次重大考驗。當時，紅衛兵上街抄家、掃“四舊”，不少文物被毀壞，各地頻頻告急。但不幸中的幸運在於，紅衛兵的破壞對象僅限於零星的文物，大型文物建築基本上都被搶救下來了。
　　“紅衛兵並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也是有分歧的。比如西湖靈隱寺，一部分紅衛兵要砸，另一部分說是文物，不能砸，於是就守在裡面對峙。後來打電話給中央，總理說，不能砸。於是便被保下來了。”謝辰生回憶說。
　　面對這股狂潮，謝辰生的態度一直很堅定。早在1964年文化部整風時，他就給時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謝辰生表達了對“把一些文藝方針完全套在文物保護管理工作上”的反對和擔憂，他說，文物保護是一項很特殊的工作，“保護文物時，‘政治標准第一，藝術標准第二’是不適當的，‘政治標准第一，學術標准第二’也是不合適的”。他還提出，文物是史料，是說明歷史的實物例證。那些說明階級斗爭的文物，比如上饒集中營、中美合作所，還有一些賣身契、叫歇碑，都亦可作為“反面的實物例證”教育下一代。
　　“劃清文物與‘四舊’的界限，不砸可以作為反面教材、歷史見證的文物。”到了文革時期，謝辰生也對紅衛兵采用了這種巧妙的說辭。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召集了北京的一批專家，布置保護文物的任務。在這次會議上，謝辰生接到任務，執筆起草《文物保護倡議書》，不久後被發放到群眾中，此後集中破壞文物的現象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破壞的規模，當時覺得很多，現在回過頭來看，就不多了。”謝辰生說。事實上，新中國以來，對文物的破壞真正冒頭是上世紀80年代，並在1990年代達到了第一個高潮。改革開放後，金錢使人心改變了，盜墓、文物走私開始猖獗起來。“以前老百姓挖出東西送給國家，覺得很光榮，得到一點物質或精神的獎勵，就高興得不得了。結果80年代之後，錢一上來，不得了了，‘要致富挖古墓，一夜挖個萬元戶’。這對比就非常明顯了。”謝辰生說。
　　而如今不少地方的古城古鎮改建則是對文物破壞的第二波高潮。“房地產開發對古跡破壞之嚴重，已經不是建國以後的問題，而是亘古以來從未有過”。謝辰生說。
　　
耄耋老人的“初心”
　　退休後的謝辰生反而越來越忙。如今，93歲高齡的他仍然有處理不完的公事，常常到夜裡12點多才能休息。平日裡，他多半坐在書桌邊，看材料、接電話，幾乎成了民間的“文保熱線員”。謝辰生是新中國《文物保護法》的起草者，深知相比西方，我國的《文物保護法》更原則，因而“更重要的是有人堅決貫徹執行，在這裡領導人是個關鍵”。因此，多年來，他始終不厭其煩地上書。每一封以小楷寫成的信件裡，謝老文辭樸實、鑿鑿有據，信中常見老人一片赤誠之心。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這樣評價他：“在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書中，許多文化遺跡、名城街區得以存世保全、傳承後代，許多錯誤做法得以及時糾正、惠及後人。在孜孜不倦的奉獻中，在鴻雁往復的傳遞中，先生與中央領導、有關部門的書函信札積累日豐，已然成為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
　　與文物打了一輩子交道，謝辰生自己卻兩袖清風，安心蝸居於方寸陋室中。他自認為求仁得仁：“我與這個時代是不合拍的。因為我盡說不好聽的，誰都想聽好話，可從我這裡聽不到。”
　　他的“不合拍”來源於血液中的理想主義。這麼多年過去了，無論世事變化幾何，謝辰生仍然秉承著“初心”。
　　“我出身不好，可我是想革命的。當時選擇共產黨，不僅是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經過理智思考的。因為我自小學習歷史，而歷史對人的觀念始終是有影響的……”他仰起頭，白發在陽光下閃著光，“我從小就背‘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背‘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鳏寡孤獨，皆有所養，外戶而不閉，路不拾遺，是為大同。’學歷史的人會憂國憂民，會想要讓每個人都過得好，後來聽說有共產黨，了解過共產主義的理想後，我心想這不就是為人民服務嗎？我難道不應該為了這份理想奉獻終身嗎？”
　　

“文物保護不是文化產業”

　　文匯報：為什麼近年來古城古鎮重建之風愈演愈烈？
　　謝辰生：破壞的根源就是一切向錢看，這個傾向現在是極端的普遍。
　　保護古城其實都是有規定的。《文物保護法》自1982年公布以後，一直到現在，經過幾次修訂，基本要求是沒有問題的，都規定了什麼情況該怎麼做，什麼不許做，什麼是違法的，都清清楚楚。所以現在開發古城鎮的模式本身就是違法的，他們搞的兩個東西：旅游開發、文化產業，實質都是為了推動房地產開發，房地產開發對文物保護來說是百分之百有害。
　　所以對文物保護最大的制約就是經濟利益。我一直呼吁要警惕兩個東西，一個是文化產業，一個是旅游開發。我們必須科學界定文化產業的內容，比如文物保護是文化事業，不是產業，你把文物拿去經營是違反《文物保護法》的。
　　文匯報：現在的文物保護現狀如您所說，“有法難究”。在很多地方，文物局都是弱勢部門，怎麼辦？
　　謝辰生：是啊，頂不住。如果把權力放在籠子裡，真正能夠依法辦事，那就好辦了，可現在有時候依法辦不了事。比如我是文物局局長，可我們這個地方是書記說了算，你跟書記頂著，你明兒甭干了，怎麼辦？沒法子。就是你敢頂，還真有你甭干了的情況，這問題就麻煩了。
　　如果就古城鎮保護征求我意見，我一定會說，一定要確認“曲江模式”是錯誤的。他們可能會說曲江這個案例是不對的，可是你必須提高到模式的高度，因為這個模式到處宣傳，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多事兒？
　　文匯報：有人認為，中國歷史建築這麼多，如果為了保護而不進行開發，可能在城市發展上會有問題？
　　謝辰生：這是觀念上的錯誤。必須認清保護就是發展，發展指的是全方位的發展，社會全面的發展才是發展，突出一個東西不是發展。經濟是要發展的，但是其它方面不配合，經濟也發展不好。我認為發展是幾個方面的建設，你哪一個也不能去掉，否則你的發展就是畸形的。所以一定要協調好，發展當中具體項目是會出現矛盾的，那時候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處理。
　　比如北京要發展公共交通，地鐵是第一位的，但你說為了讓地鐵穿故宮，拆故宮行嗎？不行。因為故宮是世界的遺產，你地鐵可以繞啊，那地鐵就服從了文物保護。所以不是發展和保護有矛盾，而是具體項目上有矛盾。到具體項目上你就要權衡，重要的要服從更重要的。你看三峽，裡頭文物多了，全保護了，三峽別干了。可是我也不能讓你把三峽的文物全弄壞了，我得發掘、保護、遷移，而你得給我經費和時間啊。還有最重要的不能動的文物，就是不能動。比如白鶴梁，你花多少錢也得給我弄，因為它動了就沒有價值了。後來白鶴梁搞出來了，而且還成了亮點了。
　　文匯報：一輩子都在保護文物，您認為文物保護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謝辰生：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很清楚，要記住鄉愁。人民熱愛自己鄉土的固有積極性，是可以通過文物調動起來的。很多時候還是人的思想有問題。為什麼幾千年中國能有今天，不就是靠傳統文化嗎？

人物小傳
　　謝辰生：歷任國家文物局秘書長、顧問，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等。新中國文物法規制定的主要參與者和執筆人，也是新中國文物保護的重要組織者和見證人。參與了戰時文物清理工作，並協助鄭振铎編撰《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甲午以後留存日本文物目錄》等；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1995年退休後仍在為保護文物不停地奔波。現為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

來源：2015年3月12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