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一直以居無定所，以逐水草而居可移動的蒙古包作為主要居住形式。明代喀爾喀蒙古阿巴岱汗從漠南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引進中原地區傳統大木構制建築，建造了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首座寺廟額爾德尼召，標志著長期居住蒙古包的這一地區，揭開了地上固定建築歷史的序幕。鑒於蒙古人傳統的游牧生活所故及本地區木材資源的優勢條件，佛教寺廟建築出現了以適應本地區民族習慣的建築形式：可移動的寺廟建築。形成了蒙古地區在民族文化在建築理念上的一大重要變革。

    赴蒙古國考察期間，類似帳幕式的建築，引起筆者及同行的注意，回國後在查閱資料中發現，由帳幕式建築而演變為板式木構建築，始於清代初年，是由第一世哲丹尊丹巴呼圖克圖設計創建的朝克沁大殿，隨之相繼傳沿了下來，並與其它建築類型相融合，衍生出多種不同的建築風格。我們認定這種類型的建築為蒙古式建築，它與漢式、藏式、藏漢結合式建築為今蒙古國的四大建築類型，在寺廟建築中曾廣為施用。

    最早見於記載蒙古式建築的是俄國人阿·馬·波茲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一書，鑒於作者與蒙古民族文化上的差異，書載中不為具體或准確，故筆者從資料的分析和蒙古民族文化為著眼點進行探析如下：

    佛教傳入引發建築理念的變革

    蒙古民族一直以居無定所，以逐水草而居可移動的蒙古包作為主要居住形式。明代喀爾喀蒙古阿巴岱汗從漠南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引進中原地區傳統大木構制建築，建造了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首座寺廟額爾德尼召，標志著長期居住蒙古包的這一地區，揭開了地上固定建築歷史的序幕。隨著佛教的傳播和營建寺廟之風在清代日漸興盛，漠北地區的建築相繼出現多姿多彩的多民族、多元性建築文化，但由於條件限制，如果把寺廟建築全部以漢、藏式方法營建，一是經濟力量不足、二是工匠來源需借助外來力量，鑒於蒙古人傳統的游牧生活所故及本地區木材資源的優勢條件，佛教寺廟建築出現了以適應本地區民族習慣的建築形式：可移動的寺廟建築。形成了蒙古地區在民族文化在建築理念上的一大重要變革。

    朝克沁大殿建築的最初形制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清早期順治年間，赴西藏皈依了格魯派（黃教）達賴喇嘛五世，返回漠北外蒙古後，據編年史《寶貝念珠》1651年（順治八年）條中記載說：“格根自西藏回來後，按照宗喀巴八大弟子之一绛陽曲傑在哲蚌寺創立七個札倉之例，在諾門伊克呼勒（今烏蘭巴托之前身）建立了七個“艾馬克”。（注一）。寺廟也分作七個部分，分別由各艾巴克負責格根日常生活，維護呼勒秩序、法事活動、庫房、膳食管理、贊助格根營建寺廟等……這期間喇嘛不斷增加，需要建一能容幾百人或一千人誦經場所，於是由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親自設計，創建了第一座適應於遷移的木構蒙古式“朝克沁”大殿，而對於在必要時如何擴建此殿，格根還專門留下遺囑。

    早期朝克沁大殿為喇嘛的公用建築，這一建築平面呈正方形，面闊進深一般不小於五間，最大為九間，外檐柱之高為3米左右，形成內高外低的四方台形制，屋面坡度以僻風、可排水為度；頂部居中一間（後來又發展為三間）高出屋面形成又一突出的四方台形的頂子，並在四面置有天窗用作殿內采光。大殿內柱子以間定數，縱橫結構，用以木榫桦卯連絡，可拆卸易安裝可適應搬遷之需要。大殿的四周及屋頂均為木板封護，外表刷飾白色，頂部還用紅、黑二色橫條和園形花邊作為裝飾（與蒙古包頂裝飾相類）。殿身正面居中設置三座大門，居中一門較大，專供格根出入，兩側門略小，為一般僧侶的通行，各門皆為板式兩扇門開啟；屋頂四角後來還置有“札勒參”（勝利幢），居中頂部置有“甘吉爾”（流金寶瓶）之類裝飾物。

    殿內並不豪華，地面施帶有孔的木地板，各柱之間擺放供喇嘛誦經的坐位（扎布丹），即無坐墊的小矮凳，只把居中一間留出一條通道直到北牆。通道北頭居中置有格根的高台寶座，高台四角雕刻獅子造像，以示承托台座，寶座形如皇帝寶座，由椅座和靠背組構，上施雕刻貼金，椅座上置五個座墊（奧勒博克），靠背也置有靠墊；大殿內佛像供養在格根寶座兩側的木櫥內。這是最早的朝克沁大殿的基本構制及室內的設施。

    朝克沁大殿的等級制度及管理

    朝克沁大殿具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居中一門為格根專用，一般喇嘛不得由此進出；殿內除格根寶座也只能為格根專用，講台寶座前第一排柱的兩側為堪布喇嘛、諾門罕的坐位，誦經時由溫札特（領頌喇嘛）領誦，鼓手喇嘛（陶海音·呼畢·享格爾格奇）掌管鼓號等樂器。

    殿內為維持秩序，設置“格布輝”的專職喇嘛（其地位僅次於堪布喇嘛和諾門罕），規定在法事活動中為恢復肅靜，由“格布輝”用棒子敲打殿內的圓柱，但絕不允許敲打格根寶座前的四根園柱（因為寶座兩側的兩根柱子屬格根，另二根屬堪布喇嘛和諾門罕）除此之外，其余喇嘛都在其法杖之下。

    殿內格根寶座、法帽、法杖、供奉的佛像是喇嘛極為崇拜的“寶物”。

    朝克沁大殿擴建的遺囑解讀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有關大殿擴建的遺囑原文，不見記載，但從其結構的方法來解讀，不難看到其遺囑中應該包含有兩個內容：

    一、大殿的遷移

    自順治八年（1651年）今烏蘭巴托前身——始建呼勒時起，呼勒曾多次搬遷，為適應搬遷，朝克沁大殿的設計予以了充分考慮：柱與柱之間的縱橫結構，當采用雙條木枋的榫卯穿插結構，極易卸拆，且安裝後可達到整體穩定。此外在柱基做法上，都具有其可拆遷的條件如具體的固定做法和統一編號。移地重建時，按序布列、拼裝，它與蒙古包的移遷拼裝，具有相同的可移動性特點。

    二、大殿的擴建

    為擴大大殿的面積，增加室內利用面積，格根為此留下擴建的遺囑其實很簡單，諸如五間擴為七間、七間擴為九間時，只在其原有建築的四周，按柱網軸線及柱距定位立柱，上置三角架式的枋木（同漢式梁架）結構，形成兩坡屋面形制的周匝圍廊，內坡屋面的木板與舊殿的屋面板相銜接，拆除舊殿四周木板和三座門，改移在新擴建的外柱正面居中位置安裝，做好屋頂防排水及刷飾，擴建工程即告完竣。

    俄國人波茲德涅耶夫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考察蒙古時，親眼發現這類建築中不少遷移時造成的遺跡，可證它是經過多次遷移或擴建時形成的歷史信息。波茲德涅耶夫所指朝克沁殿“一直都是一百零八根柱子支撐屋頂”之說，似為一吉祥數字而已，因為面闊進深各九間的大殿用柱僅為100根，如果說二層頂部一間另為4根，計也僅為104根，但頂部用柱，也往往做成上下通柱的形式，才可穩定，故在數量上也不可能超出100根，故筆者以為用柱數量，當以面闊進深的柱子分布的實際而定，如果在大門另作門廊，則又是另一說法，而不在殿身用柱之列。

    蒙古式建築的傳承和發展

    類似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設計的朝克沁大殿蒙古式建築，在蒙古早期寺廟建築中，曾占據一定主導地位，並在各類佛殿建築上廣為應用而得到很大發展。在考察額爾德尼召之南20余公裡處桑和地區的巴倫呼勒廟（也稱桑和廟），發現此廟為1947年重建，現狀三座大殿並列，其形制雖屬磚（土坯）木結構，但其造型仍保留了帳幕式的基因元素，與純漢式建築有明顯差異，又據大殿內保存的原狀寺廟鳥瞰平面圖，則發現所有建築都與早期朝克沁殿的蒙古式建築形制相類。此外在其它建築的早期資料中也不乏這類的實例。但是在它具備有經濟實力之後的重建時，往往事結構上與其它建築構制相互融合，如與漢式建築相結合，演變為一種蒙漢結合的特殊類型的建築，巴倫呼勒廟就是明顯的實例；另一種與藏式建築的結合及工藝做法上的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又形成今甘丹寺又一種形式的建築，特別是近年來由柬埔寨工人參與了重修，實際上它已與藏式金瓦屋面的殿式建築、柬埔寨佛教建築文化溶匯到了一起，蒙古式建築文化只是在帳幕式外型保留了一些基因，而整體風格內涵已發生變化，又形成了蒙古式建築與西藏、柬埔寨建築文化結合的又一種變革。這種變革與純蒙古式建築最大區別是，原有可移動的功能特征的消失，以新的固定建築類形及文化內涵所替代。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出這樣的結論：蒙古式建築淵於傳統的帳幕與蒙古包等可移動的居住形式，它由小及大、由空間內部簡易支架到多支柱的空間不斷擴大、從單純居住到後來行軍征戰的帳幕，都成為了蒙古式建築的典型代表，其特點仍保持了它的可移動性和材料質地、裝飾圖案蒙古地區特色、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和居住習俗。

    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世，根據本地區實際，借鑒木構柱架擴大空間的做法，成為蒙古式建築一項新的改革，它不僅形成了“朝克沁”這樣大空間並可不斷擴建的建築形式，而且依然保留了蒙古式建築可移動搬遷和帳幕式的基本特征、保留了色彩、裝飾上的民族風格，應當肯定這是蒙古式建築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標志。

    但蒙古式建築同時具有許多缺憾，諸如木板屋面的坡度緩而防水性差、整體木作構制的防寒能力差，又需經常保養，多次搬遷，木構件的損傷不可避免，故在其發展過程中，借鑒和吸收更多其它民族建築之長處，不斷加以改進，繼而形成了蒙漢結合、蒙藏結合及多文化結合的各種表現形式。蒙漢結合式改進的重要特點表現為原有木板牆改為磚（或土坯）構築，屋面坡度提高而改為筒板瓦，但其外型、裝飾保留了原蒙古式建築的基本文化特征，但原有可移動性則改制為固定了。

    蒙藏結合式主要特征是效仿藏式寺廟做法中金屬板材屋面（金頂做法）形式和佛教裝飾的利用。雖與蒙古帳幕建築的造型多有相類，但材料利用已發生很大改變，工程做法也有了重大改變。如將此建築放到西藏，則很難分辨出是藏式，還是蒙古式建築。

    材料質地、工程做法的改變，導致了原有民族文化理念的改變，蒙古式建築在其發展歷程中也由可移動性而改變為固定，進而衍生出種種不同的形式，反映了純蒙古式建築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多文化結合的必然性。

    中國在元代經歷了128年的歷史，蒙古式建築不可能沒有重要的發展，只是因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建築文化的影響，不似漠北蒙古地區那樣保存有各類蒙古式建築的信息和實例那樣多，因而我們對內蒙古地區蒙古式建築的研究，就是要借鑒今蒙古國有關蒙古式建築的信息、歷史資料和實例佐證，在我們民族建築的研究中能有所啟迪，並補阙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

    內、外蒙古地區的蒙古民族，是同根同源的同一個民族，我們跨國考察，旨在對歷史的過去加以考證，進一步加強兩國學術界的文化交流和探索，我們通過今後兩國內外蒙古地區這方面的合作交流，必將會取得更為重要的成果，並使蒙古式建築這一民族文化遺產世代傳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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