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是由契丹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疆域相當於今河北、山西、北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北方廣大地區。契丹族原來信奉薩滿教，立國後為鞏固在漢族地區的統治，積極吸收漢族文化，其中也包括對佛教的信奉。遼代帝王從太宗開始都奉佛崇佛，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聖宗、興宗和道宗。這三位帝王不僅扶持佛教，大興佛教文化事業，而且還表現出對佛教思想的極大興趣和較高修養。遼代《契丹藏》的刊刻、房山石經的續刻等佛教文化事業，都是在這一時期開展和完成的。在遼帝王崇佛帶動下，遼代社會奉佛之風也十分盛行，各地都出現了的奉佛組織——千人邑會，即以民間組成的集體力量來共同履行一項項佛教事業。正是在遼代整個社會崇佛風氣的影響下，遼代佛教和佛教造像藝術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一、遼代佛像遺存

    遼代佛教造像遺存十分豐富，有寺廟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不同材質的造像。其中，寺廟造像著名遺存有：造於統和二年(984)天津薊縣獨樂寺十一面觀音（高16.27米）及脅侍菩薩、護法金剛等塑像；造於開泰九年(1020)遼寧義縣奉國寺過去七佛、菩薩、天王等塑像；造於重熙七年(1038)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三身佛、菩薩、弟子和天王29尊塑像；造於重熙年間(1032－1055)大同觀音堂的觀音、四脅侍菩薩、十大明王石雕群像，以及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內各層塑像等。雕有佛像的著名佛塔有：北京天寧寺塔，遼寧沈陽無垢淨光塔、遼陽白塔、朝陽北塔、義縣嘉福寺塔，內蒙古呼和浩特萬部華嚴經塔、巴林左旗林東塔、巴林右旗慶州白塔、寧城大明塔等。這些遼塔都在一層或二層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圍安排有雕刻精美的佛、菩薩、佛弟子、護法天王、力士、飛天、法器、瑞獸等磚雕或石雕圖像，是遼代佛教雕塑極其豐富的遺存。石窟造像主要集中於內蒙古巴林左旗一帶，有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個)、三山屯石窟和前後昭廟等石窟。這些石窟規模雖然都不大，但對研究遼晚期佛教石窟造像在契丹族故地的發展，特別是在內蒙古一帶遼代寺廟造像毀壞殆盡的情況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另外，還有一些金銅、石、陶、木等雕塑的小型佛造像，散存於國內外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手中。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銅鍍金釋迦牟尼佛像，天津文物公司藏銅鍍金彌勒菩薩像，北京首都博物館藏石雕釋迦牟尼佛涅槃像、石雕捨利函、門頭溝區龍泉務出土的數尊三彩佛菩薩像，河北易縣白玉山峨眉寺八佛窪的三彩羅漢像(原有70余尊，現存10余尊，分別藏於歐美、日本等國外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手中)，1956年內蒙古寧城縣古大明城發現的遼應歷七年（957）石雕釋迦牟尼佛像。這些不同材質的佛造像均是遼代佛像代表之作。

    在上述的佛像遺存中，最為突出的是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和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供奉的遼代塑像。奉國寺座落在遼寧省義縣城內，始建於遼開泰九年(1020)，因殿內塑有七尊大佛，又俗稱大佛寺。由山門、牌坊、無量殿、鐘亭、碑亭、大雄殿、西宮禅院等古建築構成，占地3萬平方米，其中大雄殿最為壯觀，面寬9間，通長55米，進深5間，通寬33米，總高度24米，建築面積1800多平方米，是國內遼代遺存最大的木構建築。大雄殿佛壇上供有一組彩繪群塑——過去七佛、十四尊脅侍菩薩與天王像。七佛高大莊嚴，脅侍菩薩栩栩如生，天王威武雄壯，整體氣勢雄偉，風格典型，保存完好，展現了遼代佛像藝術的輝煌成就，是現存遼代佛像藝術的重要寶庫。

    下華嚴寺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南，原來與上華嚴寺為一體，到明代中葉分為上、下兩寺，面朝東面的為下華嚴寺，西面的為上華嚴寺。其中，下華嚴寺最為著名，是遼代西京大同府的主要佛寺，也是當時的皇家寺廟之一。其主體建築是薄伽教藏殿，建於遼代重熙七年（1038），殿身面寬五間，進深四間，單檐歇山頂舉折平緩，出檐深遠，保存了遼代完整的建築風貌。而最為突出的是殿內寬闊的佛壇上供奉的33尊遼代塑像。它們主要分成三組，其中中間一組以釋迦牟尼佛為主尊，旁列二弟子和四菩薩；左邊一組以過去迦葉佛為主尊，旁列二弟子和四菩薩；右邊一組以未來佛彌勒為主尊，旁列六菩薩。另外，三主尊前又端坐四菩薩，過去和未來兩主尊前各有兩尊供養童子像，佛壇四角各有一尊護法天王像。這些塑像坐立相間，主次分明，體態各異，神情生動。中央佛像端坐蓮台，慈祥莊重，風格秀逸；四大菩薩娴靜端莊，慈容滿面，衣飾繁缛，雍容華貴；弟子虔誠恭順；天王威武彪悍。特別是有一尊合掌露齒的脅侍菩薩，因其身姿婀娜，面容秀美，口唇微張，略露笑意，曾得郭沫若高度稱贊，稱之為“東方維納斯”。這些塑像不僅全面展現了遼代佛像藝術風格特征，而且展現了遼代社會審美情趣和雕塑藝術水平，也是現存遼代佛像藝術的重要寶庫。 
    二、遼代佛像的風格

    從現存的這些造像實物看，遼代佛教造像在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上都很有特色，它一方面繼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莊的遺風，吸收了南宋造像寫實的手法，同時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區傳統的審美情趣和表現技法，因而在整體風格上體現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點，展現出遼代造像獨特的文化藝術風貌。其藝術特征表現為：造像肩部寬闊，胸肌隆起，有剛健的氣勢，與南方造像平易近人的神態形成鮮明對比。佛像面形圓鼓，比唐代略顯肥胖，頭頂肉髻平緩，螺發正中普遍嵌一髻珠，與南方宋地基本相同。佛像上身著袒胸式袈裟，下身著長裙，衣褶較多，衣紋質感比唐代明顯強烈。菩薩像多戴高花冠，束高發髻，花冠的形式很特別，類似契丹貴族的頭冠；胸前一般飾一串連珠璎珞，裝飾較宋地簡潔；兩耳際有兩條寶缯垂在兩肩，並分段打結。造像的坐立姿勢都很有特點，其中坐像雙膝收得很緊，站像兩腿筆直，顯得有些僵板。另外，佛座也是值得注意的部位。大多為束腰式，上部施以仰蓮，蓮瓣寬肥飽滿，舒展自如，蓮瓣尖部向外翹起，生動自然；下部為圓形或六角和八角形台座。遼代坐像大多上身偏長，如果沒有高台座襯托，造像的氣勢就無法顯現出來。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釋迦牟尼佛銅像，是遼代佛造像的典型代表。此像全跏趺坐，頭飾螺發，頂現平緩肉髻，肉髻正前方嵌一髻珠，與南方宋地佛像頭飾完全相同。面形圓鼓，額部有白毫，雙目低垂，神態沉靜平和。上身著袒胸式袈裟，下身穿長裙，腰間束帶，衣紋質感較強。腿部有一圈蛇形衣褶，為遼代造像典型特征。軀體壯實，但沒有唐代渾圓；肌肉顯得松弛，也不如唐代勁健有力。坐具為圓形束腰式蓮花座。整體風格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

    遼代菩薩造像以天津文物公司所藏的一尊銅鍍金彌勒菩薩像最為突出。此像亦為跏趺坐姿，坐具與上面釋迦牟尼佛相同。右手於胸前結說法印，左手握淨瓶。頭戴花冠，天衣橫披，臂纏帔帛，胸前飾璎珞，下身著長裙。衣飾與宋地菩薩像基本相同，但形制與表現手法卻有些不同。如彌勒菩薩的頭冠，形制非常特別，整體為高筒狀，前高後低，冠面有二龍戲珠圖案，正中上方有一火珠，火焰燦爛，兩側二龍相向蹲坐，昂首擺尾，造型生動。這種頭冠與遼寧省建平縣張家營子遼墓出土的筒形金冠完全一樣。據考，這種頭冠是遼代契丹男式貴族的冠飾，在內蒙古和遼寧的遼代墓葬中屢有發現。可見，彌勒菩薩的頭冠是來自當時契丹貴族的頭飾，反映了遼代佛教造像與契丹世俗文化的密切關系；再如花冠上垂下的寶缯，它在帽邊綁有明顯的花結，順兩肩垂下後又分段打結，這種處理手法也是遼代菩薩像上常見的特征。總之，彌勒菩薩像是一尊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佛教造像。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有一件遼乾統五年（1105）的石雕捨利函，20世紀50年代北京朝內大街原文化部南側出土。其四側面雕有佛、菩薩、羅漢、力士和供養菩薩等佛教各種神祇30余尊，可以一覽遼代佛像藝術的全部風貌。石函整體呈長方形，長95厘米、寬62厘米、高40厘米。中有凹槽，奉置捨利。可惜上面的函蓋丟失。四側面分別高浮雕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四個重要場景：世尊涅槃（正面）、纏裹世尊（右側）、升棺說法（左側）和荼毗捨利（背面）。

    其中石函正面雕刻內容為：釋迦牟尼佛右手支頤，側身雙腿重疊，靜臥於長方形束腰式棺床上。佛首旁為弟子迦葉，老年形象，右手撫佛頭，作回首悲泣狀；佛身後一弟子身向前傾，作哭泣狀。後排有四位頭梳高髻、肩搭帔帛的供養菩薩，前三人雙手合十，最後一人頭部殘失，雙手捧盒，內有花果之類供物。佛足旁一戴冠老者以右手撫佛足，旁立一年輕弟子為阿難尊者。前後兩端又各有一金剛，前（左）為執金剛神，雙手上舉，作嚎啕狀，腳下有臥獅；後（右）為密跡金剛，以手捶胸，作悲痛欲絕狀，腳下亦有一獅。整個雕刻畫面的背景是娑羅雙樹。右上角陰刻：“頭北面西，疊足枕肱。”左上角陰刻：“順世無常，示生滅相。”

    石函右側面雕刻內容為：釋迦牟尼佛右脅臥於七寶床上，從頭至腳裹以布帛，四位弟子侍立兩旁，默默致哀，背景亦為娑羅雙樹。右上角陰刻：“帝釋梵天，六欲諸天。”左上角陰刻：“各贈白氈，纏裹世尊”。

    石函左側面雕刻內容為：釋迦牟尼佛坐於祥雲托起的金棺上，面對其母摩耶夫人宣說佛法，摩耶夫人由侍女攙扶，悲哀不已，迦葉、阿難二弟子作哀痛狀，侍立金棺前後。右上角陰刻：“佛母來雙樹，崩摧棺槨前。”左上角陰刻：“痛心思月面，□目睹金仙。”

    石函背面雕刻內容為：四力士肩扛上面置有八大金壇的寶床，前有二人執幡導引，後有二弟子相隨，金壇內盛滿寶珠狀捨利，人物足下雲頭翻卷，表現釋迦牟尼佛荼毗後，大眾收聚捨利，滿八金壇，入拘屍那揭城七日供養的情景。右上角陰刻：“拘屍城側，雙林樹間，荼毗捨利，置於金壇。”

    整個捨利函共雕有佛、菩薩、羅漢、力士和供養菩薩等各種佛教神祇30尊，皆以高浮雕形式刻出，人物眾多，題材豐富，神態各異，形象生動，雕刻精美，風格鮮明，不僅充分體現了遼代雕刻藝術的手法特點，而且全面展現了不同佛教題材的形象特征和造型樣式，對研究遼代佛像藝術風格、題材，以及釋迦牟尼佛涅槃場景與圖像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三、遼代佛像的題材

    遼代佛教造像不僅在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上表現出明顯的地方和民族審美特色，而且在造像題材上也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從各種形式的造像實物看，遼代佛像題材非常豐富，不僅有顯教的佛、菩薩、羅漢和力士等題材，而且還有密教的五方佛、八大菩薩等題材，這些題材真實地反映了遼代佛教思想全面發展和民眾普遍奉佛的狀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觀音菩薩，堪稱遼代最為流行的一類造像題材。

    遼代崇奉觀音菩薩源於遼太宗耶律德光，據《契丹國志》記載，遼太宗在得到燕雲十六州後來到燕京，在燕京大悲閣，他看到慈眉善目的觀音菩薩，與他夢中所見完全一樣，立即產生極大敬信。於是將這尊觀音菩薩遷往契丹族的祖廟——木葉山，建菩薩堂供奉，尊為家神。木葉山是契丹民族的發祥地，在今遼寧赤峰地區，主要供奉契丹族原始信仰神祇和列祖列宗，太宗將觀音菩薩請入家廟供奉，體現了對觀音菩薩的極大尊崇。當然，遼太宗信奉觀音菩薩的因緣不一定是真實的，有假托的嫌疑，他主要還是看到了觀音菩薩大悲濟世的功用，以此可以籠絡廣大的漢族人心，為其統治服務。在太宗的帶動下，觀音菩薩由此得到契丹民族和北方人民的普遍接受和信奉，成為遼代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遼代觀音菩薩像現在遺存很多，比較著名的實例有河北薊縣獨樂寺的彩塑十一面觀音菩薩像、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藏教殿的彩塑觀音菩薩像等。觀音菩薩有不同的造型姿勢，有站像、有坐像、有顯宗崇拜的，也有密宗崇拜的。如首都博物館所藏的銅觀音菩薩像，頭梳高髻，發髻正面安有小化佛——阿彌陀佛，作為形象重要標志。面形圓鼓，神態和善。耳際各有一條缯帶垂至肩部，並在肩部分段打結。身著袒右肩袈裟和僧裙，雙肩披如意狀天衣，胸前飾璎珞，衣紋質感非常強烈。全身比例勻稱，但軀體顯得較為單薄。此像代表了遼代觀音菩薩常見樣式，同時也體現了鮮明的時代風格特點。

    綜上可知，遼代佛教遺物內容豐富、風格獨特、題材眾多，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遼代佛像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遼代佛教的宗派發展，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契丹民族的文化、審美情趣，以及北方民族的文化、生活風俗、價值觀取向；同時在國內外當代藝術品市場上，遼代佛像屢屢現身市場，深受佛像收藏家的青睐，了解遼代佛像藝術的特點，對於鑒賞和收藏遼代佛像無疑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