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知名國畫家崔如琢向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捐贈人民幣1億元，這不僅是目前為止藝術家在國內公益捐贈領域的最大手筆的現金捐贈，也是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近期獲得的最大數額的個人現金捐贈。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介紹，這1億元人民幣中，2000萬元用於開展故宮文化傳播，2000萬元用於故宮研究院開展學術研究，2000萬元用於故宮學院開展社會教育，4000萬元專項用於故宮養心殿可移動文物保護修復。   　　很多人還記得十五年前，香港恆隆集團陳啟宗在香港成立的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曾出巨資修復故宮西北角的建福宮，但2011年卻爆出建福宮成為某些內地頂級富豪使用的私人會所。這一“會所門”事件引發輿論嘩然，使得得知內幕的陳啟宗也對故宮的管理大失所望。   　　上述爭議也讓人們進一步思考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捐助者、受益人、受益項目管理方、政府監管機構等等應該構成怎樣的相互關系，從而更好地發揮社會各界的力量，促進故宮的文物保護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從目前公布的崔如琢善款利用條款來看，如今的故宮管理層對於捐款應有已經有了明確合理的規劃。受到捐助的藝術機構面對大眾公開公布捐款利用條目——這在西方已是慣例，而在中國卻是初起步。   　　過去，中國的文物保護、管理和利用全部都是國家出資，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政府財政畢竟有限，無法全盤包辦所有事務，不時有捉襟見肘的情況；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也出現新的變化，民間不少富有的、有情懷的企業、個人願意用各種形式贊助文物保護、收藏、展覽等事宜。如果合理合法、順勢而為，自然會促進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   　　但這一過程中也會出現各種問題：首先是善款利用缺乏監督和管理，不時爆出挪用、亂用現象，讓捐助人和社會各界感到失望；其次是修復過程中缺乏學術研究支持和嚴謹的管理流程，出現“破壞式修復”的現象。   　　如果這次故宮能把崔如琢先生的善款合理地用在養心殿建築群的文物保護項目上，也許可以完成一個標桿性的案例。養心殿在故宮古建築群中舉足輕重， “垂簾聽政”、“三希堂”等重要場所均在養心殿內，室內還有2000余件不同類型極具研究價值的文物。   　　故宮表示將把養心殿修繕定位為“研究性保護項目”，實現在“最大限度保留文物歷史信息，不改變文物原狀”的情況下“進行傳統修繕的技藝傳承”的目的。崔如琢的捐贈，可以讓這一項目順利推進，也可以吸引更多人參與探索文物修繕的新實施機制。   　　相比之下，更值得擔憂的是地方縣市的市縣級文物或一般文物的保護。作為國際頂級文化殿堂，故宮得到的政府撥款、獲得的門票收入或社會捐助都相對充裕。而市縣級文物和一般文物卻偶爾爆出年久失修、火災損失、任意拆遷等消息。各級政府投入的資金畢竟有限，如果能通過一些激勵機制使得各種企業、個人給予捐助也許能夠改變這一局面。甚至，地方文物管理部門可以探索新的籌資保護模式，如提出“對社會力量自願投入資金保護、修繕市縣級不可移動文物的，可依法依規在不改變所有權的前提下，給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權”等創新模式。但這將涉及到文物保護和商業利用如何平衡，以及如何設立監管體系的問題，需要公平合理、簡約有效的法規或者模式給予引導，從而實現“既保護文物，也合理維護企業的利益”的雙贏目標。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