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兩岸故宮的收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在50至80年代，先後接受了大量國家機構和個人的豐富收藏。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肖燕翼提到，解放後，故宮也從其他博物館和文物部門調來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   　　北京和台北：兩岸故宮的家底   　　在故宮博物院神武門內西側的平房辦公區內，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提起剛參觀了故宮的台灣學者李敖的“忏悔”：“過去我說大陸故宮有宮無寶，台灣故宮有寶無宮。我認為我錯了。要為此忏悔。”在清遜帝溥儀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時，宮內許多最珍貴的文物被溥儀帶走，並就此流失。此後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時，存放在南京的許多故宮南遷文物精品被運往台灣也早已是人所皆知。“有些國家領導也曾經問過我，兩岸故宮的寶貝到底哪個更多？”鄭欣淼當時的回答是，總體上，還是我們的多。但他強調：“最重要的問題，其實並不是非要兩岸故宮比出一個高下，而是要弄清楚故宮的舊藏，搞清我們的家底。”   　　其實早在清室善後委員會開始直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宮就開始邊對外開放邊清點文物藏品，同時整理出版藏品目錄。1930年3月基本清查結束後，當時編纂的6編28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總共登記了117萬余件物品。除了1949年運往台灣的故宮南遷文物，台灣“故宮博物院”後來還收集了5萬多件文物，總數達到了65萬件。“台北‘故宮’的文物雖然有65萬件，但其中38萬件是北京故宮的院藏清宮檔案，17萬多件是舊版圖書。”經過鄭欣淼這樣解釋，台北“故宮”除卻檔案和圖書之外的文物應該在10萬件左右。   　　時至今日，兩岸故宮的收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在50至80年代，先後接受了大量國家機構和個人的豐富收藏。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肖燕翼提到，解放後，故宮也從其他博物館和文物部門調來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比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解放前流落在東北，解放後被遼寧博物館收購，價格好像才6萬港幣。後來一紙調令，最後就從遼寧博物館調到故宮。至今《清明上河圖》上還有遼寧博物館的印章。”   　　解放後故宮文物的流動其實是個雙向的過程。肖燕翼告訴記者，在承德避暑山莊、沈陽故宮和國內其他一些博物館，解放後都有大量故宮文物被調撥去充實館藏。1973年10月肖燕翼被分派到故宮工作，11月院裡派給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隨車押運故宮調撥往承德避暑山莊的文物。“那個時候承德正在恢復，基本沒什麼東西。當時運輸文物還是用的老式大卡車，一路顛簸需要8個小時。我們有個老院長楊伯達，他負責挑選文物，我只是點數和裝箱。”肖燕翼說，“你現在看到的承德（避暑山莊）陳列的文物都是從故宮調撥過去的。因為在過去，無論紫禁城還是避暑山莊，都是皇帝的家，許多文物當時本來就是調來調去的。”   　　由於宮廷藏品及遺物繁雜的數量，存放得雜亂以及藏品不斷流動和增加，讓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清理工作至今仍在繼續之中。鄭欣淼說，80年代，原明清檔案館部劃出了800萬件檔案給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這棟在50年代修建的鋼筋混凝土仿古建築就在西華門內的故宮西牆內，正面臨被搬離的探討。數百萬件清代文檔中的絕大多數在本世紀初幾乎要被化為紙漿。完全是因為許多社會有識之士的強烈呼吁，才最終得以保留。不過除了圖書和檔案之外，北京故宮上百萬件館藏文物在數量上還是遠遠超過了台北“故宮”。   　　故宮不少專家試圖對記者澄清長久以來的一個誤解，那就是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文物往往被認為是古玩。過去故宮大量重要的宮廷藏品和檔案從未被列為文物。鄭欣淼認為，這個文保工作中長期存在的狹隘觀念多年來帶來很多教訓。“比如故宮圖書館善本特藏已建賬圖書有19.54萬冊，此外還藏有二十余萬塊珍貴的印書用書版，這四十余萬件本來應該全部列入文物賬目進行管理。故宮至今仍有十余萬件被稱為‘文物資料’的東西，比如2.6萬件清代帝後書畫，過去一直被認為量大質不高而被列為‘資料’。還有清代‘樣式雷’制作的‘燙樣’（建築模型）。這些宮廷藏品不但本身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對於故宮未來的修復也起到重大作用。此外還有皇帝的頭簽，皇後字畫等，過去都沒有算文物，而是作為宮廷遺物。現在我們對文物的觀念已經擴大到文化遺產，因為它們也是歷史的見證物，也應該保留。”鄭欣淼特別提到故宮一件荒唐的歷史並感到惋惜，“有一件事情說起來很典型。過去故宮有一個乾隆皇帝的馬鞍子，上面鑲有一個精美的鐘表。後來我們把鐘表挖下來安置在鐘表館，然後把馬鞍子扔掉了。”   　　“過去故宮不重視古代宮廷文化。以前院裡在賬文物有90多萬件，對外號稱百萬件。現在終於開始對於宮廷文化重視起來（過去叫作宮廷物品）。這樣算起來，一下子就多出來50萬件文物。”肖燕翼說。目前故宮博物院制定了一個從2004年至2010年的7年規劃，集中7年時間，對全院藏品及所有庫房、宮殿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清查和整理。鄭欣淼估計，經過清理，按照國家關於文物藏品的標准，故宮院藏文物總數可從現在的100萬件增加到150萬件左右。   　　雖然北京故宮文物的數量多於台北，但是精品是否真的都在台灣呢？有趣的是，台北“故宮”早已評出了院藏“十大國寶”，此外，網絡上由觀眾評選出的民選“十大國寶”也已出爐。而正如肖燕翼所言，故宮至今沒有評過所謂的十大國寶。“我們現在按照新文物法，將文物分為四級。一級文物就是通常說的國寶了。但是我們這裡國寶級文物太多，的確很難挑出所謂十大。”鄭欣淼院長用這樣一個例子來解釋其中的困難：“比如我們館藏有15000多件青銅器。可以說全世界出土的青銅器，十分之一都在故宮。就在這裡面挑出10個都很困難。”   　　皇宮還是博物館：保護和展示的兩難   　　對於任何一個博物館，150萬件文物都是令人羨慕不已的數字。然而故宮卻面臨著文物保護和展覽上的兩難。在兩岸故宮的比較中，鄭欣淼院長提到這樣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差別，那就是台北“故宮”其實是一座在1965年才修建、專門用於文物收藏和展覽的博物館。與之相比，北京故宮作為一個博物館卻非常特殊。“故宮博物院是依托於明清兩代的皇宮。它既是中國歷代藝術品博物館，又是一個中國古代建築博物館，同時是一個世界遺產遺址，還是一個特殊的原址保護、原狀陳列的博物館。這些多重身份決定了北京故宮的特殊性，但長期以來，我們對古建築的重視卻不夠，一貫重文物輕建築。”   　　每年迎來800萬游客和約40批次的國家元首的故宮博物院，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象征之一。北京城實際上就是按照故宮的中軸線來建立起來的。明清兩代24個皇帝都曾經生活在這裡，數百年來，紫禁城的建築雖一直小有變化，但卻基本保持了數百年前的初建格局。鄭欣淼非常著意於強調故宮博物院遠非一個博物院或是一個皇宮建築群那麼簡單：“它擁有約150萬件文物，其中85%是清宮舊藏，而這些文物與故宮的古建築密不可分。故宮的很多建築都有故事、有歷史，它往往是一件文物的依托。比如三希堂。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狹小的閣子，沒有它那三幅字畫也還是很有文物價值。但三希堂原址所賦予這三幅法書的歷史意義卻不限於法書本身。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提出了故宮學。”   　　與台北“故宮”相比，北京故宮博物院具有鄭欣淼所提到的原址和原建優勢，但故宮博物院具備的多種角色卻一直未能平行發展。“對於故宮的認識一直存在著一個誤區。國內大家都知道故宮，但國外只知道紫禁城。作為一個博物館，故宮的知名度其實遠遠不如舊皇宮（紫禁城）。”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李季認為，故宮博物院和紫禁城這兩個角色之間的矛盾目前難以避免。“我們設想，觀眾來到故宮應該看到兩個東西：一個是明清皇家宮殿，第二個就是館藏文物。如何解決古代遺跡的保護和改善展覽條件這兩個矛盾，這個問題從80年前故宮博物院建院一開始就在討論。如果用閒置的宮殿建築辦展覽，中國古代建築固有的特點造成的困難有時候不可能得到解決。”   　　故宮博物院主任、故宮博物院高級工程師石志敏告訴記者，目前故宮對於古建築展覽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種是原狀陳列，人可以看而不能進入；第二種作為可參觀的展室。通過在國家博物館的工作經歷，李季認為故宮在進行原狀陳列方面具有優勢。“過去我們進行明清文物展的時候，很多錢都用在背景上。但是故宮本身就是一個古代宮殿，具有很好的環境氣氛和背景，不需要專門做假布景。”然而在文物展覽方面，中國古建築自身固有的問題很難給觀眾提供良好的參觀環境。“故宮房間的隔窗間隔都很大，對於冷、熱、風、塵等許多問題很難解決。不但不利於文物的展覽，也沒有辦法給觀眾一個很滿意的參觀環境。”李季談到過去故宮在這方面曾經走過彎路，比如把某些宮殿內裝修拆了做展廳。“現在這方面我們有些進步了。比如鐘表館，也就是原來的奉先殿，不但完全保存了過去的樣子，還讓現在的燈光和原裝修融合在一起。大家普遍認為這種做法比較和諧。”   　　和國外博物館主要以土石為結構的建築相比，中國古建築主要以土木為結構的特征是無法改變的。李季認為，鐘表館是故宮改造的一個極端的例子。它雖然做到了不破壞原宮殿環境，但也只是讓觀眾的參觀環境不亞於一般的博物館展廳而已。但是故宮博物院嘗試在午門城樓上新建的現代化玻璃展廳則完全做到了建築保護和文物展覽的完全和諧。在這個展廳內不久前剛剛舉辦了“太陽王路易十四宮廷展”。李季談到法國人前來考察展廳時，對展廳內部溫度和濕度都有嚴格的要求。午門展廳不但完全達到要求，而且對於古建築沒有任何損害。“午門展廳就像一個玻璃盒子，所有的聲、光、水、電源都和古建築實現了軟連接。展廳構架上連一個釘子都沒有，並且建造過程完全可逆，一旦拆下展廳構件，就能完全恢復午門城樓原來的樣子。”   　　午門展廳雖然技術先進有例可循，但數千萬人民幣的高昂造價讓故宮博物院暫時無法廣泛推廣，只能主要用於展示少數書畫等條件要求很高的文物。雖然故宮在“文革”之後就開始對國外游客進行展出，並長期以來通過旅游資源獲得文保經費，但李季指出，現在國際上流行的是互換展覽，比如今年在故宮午門舉辦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宮廷展和同時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辦的康熙大帝展就屬於互換展覽形式。互換展覽花費最大的一部分經費是運輸費和保險費，“現在想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文保經費是很困難的”。   　　故宮文物收購：在無價和有價中取捨   　　鄭欣淼院長告訴記者，故宮去年的經費是3個億，其中維修用了1個億，日常支出1.4個億，而去年故宮的門票收入達到了3.5個億。然而故宮目前實施的是雙編制：門票收入上交國家財政，院經費則每年通過中央編制委員會進行預算和審核。“雖然從數字上看故宮完全具備養活自己的能力，但是現在的體制並沒有采用自收自支。鄭欣淼提到，對原清宮流失文物和國內精品文物的收購，國家一直給予大力的支持，而這已經成為近年來故宮一項重要的經費支出。   　　故宮博物院瓷器專家耿寶昌先生曾回憶2000年他受國家文物局之托，攜帶3萬美元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試圖收購一些“泰星號”沉船上的中國民窯精品。可以想象昂貴的拍賣價格，最後耿寶昌攜帶的3萬美元分文未動地被帶了回來。他甚至沒有得到一次舉牌的機會。故宮書畫專家單國強代表故宮參與競拍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當價格被叫到2300萬元時，心理價位在1000萬元的他都不敢舉手了。當故宮近年來以1800萬和2200萬人民幣的大手筆收購了張先的《十詠圖》和隋人《出師頌》後，對於故宮文物收購的爭論更是越發尖銳起來。   　　肖燕翼正是直接負責購買《出師頌》的院領導之一。他告訴記者，故宮每年的文物收購准備金是1000萬人民幣。但實際上只要有了具體目標，隨時可以臨時申請經費，且具體的金額其實並沒有限定上限。肖燕翼說，當《出師頌》剛一浮出水面，故宮博物院著名的書畫專家徐邦達先生就建議購買。2003年夏天，嘉德拍賣行曾經把《出師頌》拿到故宮來，請各方面的專家來辨認。當時拍賣行的底價是2000萬人民幣。“我認為這個價格還沒有觸頂。”肖燕翼說：“隨著我們國家國力的增強，經濟實力的好轉，以及對中國古代文物的認識，以後中國文物的價格還會繼續上升。比如1973年故宮博物院買了一個元代鮮於樞的手卷，當時的收購價是500元。現在500萬都不可能了！反過來，如果現在鮮於樞的手卷能夠用500萬人民幣買下，這等於說中國古代的文物太不值錢了。現在有了拍賣行，對文物的價值越來越重視，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事，說明大家開始重視（中國）文物了。”   　　財政部教科文司文化處長王家新談到征集宋代米芾的《研山銘》時啟功先生曾說過一句話：《研山銘》是好，確實精彩，但是3000萬貴了點。當時國家文物局單霁翔局長調侃說，北京修1公裡地鐵要6個億，能買20幅《研山銘》。“您說是修1公裡地鐵，還是買20幅《研山銘》好？當然地鐵肯定要修，《研山銘》也需要征集。想起文化和文物來有時挺悲哀的，也令人憂慮。”王家新說。2002年國家財政第一次設立了“國家文物征集專項經費”，當年安排5000萬元。這筆經費並非故宮一家獨享。在國家文物局購買了《研山銘》後，收購《出師頌》最終動用了故宮的門票收入。王家新從另一個角度表達了對於中國文物價格的看法：“我覺得一件文物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它的價格是不一樣的。比如在亂世，人們關心的是安危和溫飽問題，文物怎麼能值錢呢？當年溥儀以賞賜其弟溥傑的名義將大量書畫文物帶出清宮，流散民間，俗稱‘東北貨’，當時在長春街頭是以麻袋論價的，那是文物的價格嗎？……因為那是一個亂世，一個山河破碎、流離失所的年代。而盛世來臨，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文物的價格必然就要上揚。”王家新回顧了1953年《中秋帖》和《伯遠帖》在香港露面的時候的費用。“當時鄭振铎、王冶秋等向周恩來總理建議要把它們買回來，最後花了47萬元，加上後來的《五牛圖》、《韓熙載夜宴圖》等總共花了幾百萬元。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舉，對外又抗美援朝，1953年財政收入是213億元，總理能特批上百萬外匯來買這批文物，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決策。而2002年的財政收入是19000億元，故宮以2000萬元來買這件文物，我想大家對這個比價應該是有所判斷的。再者，事過50年，誰想拿兩個億、三個億來買《伯遠帖》、《中秋帖》，我想故宮也絕對不會賣的。因此，文物收藏一定要有眼光，應該歷史地看問題。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