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長沙市開福區陡嶺路一建築工地，文物工作人員在古墓遺址現場勘察。15日晚9時多，該工地在施工過程中，挖掘出一處古墓遺址，挖出漆木器和青銅器20余件。目前，專家根據現場勘察和出土文物分析，判斷為西漢時期的貴族墓。

益陽兔子山遺址9號井，從中出土的秦二世文告為全國首見。

　　9月15日晚，長沙市開福區九尾沖的浏陽河小學建設工地，意外發現一座古墓。考古專家根據出土文物和現場情況，認為是西漢時期的貴族墓。此後又相繼發現兩座古墓。

　　在城市建設中，一些埋藏千年的文物重見天日，這幾乎是每座城市都會遇到的事。

　　歷史和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 遺憾的是，一邊急著拆掉老舊的真文物，一邊又忙著建設一批所謂“體現歷史文化風光”的“假古董”，這樣的事至今屢見不鮮。

　　如何留住我們的“根”？不能不讓人們深思。

　　古墓受損太可惜

　　“像這樣沒有被盜掘、保存完整的古墓越來越少，被破壞太可惜了！”9月22日上午，在發現西漢貴族墓的長沙市開福區浏陽河小學建設工地現場，考古專家張大可惋惜不已。

　　從9月15日晚發現古墓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迅速趕到現場，開始進行清理和發掘。幾天來，不斷有隨葬品殘片被發現。

　　現場：考古工作人員發現銅鏡殘片

　　9月22日上午，記者在現場看到，10位工人組成的考古隊正在清理挖土機從古墓中挖出的土堆。隊員們手拿鋤鏟，小心翼翼地翻開泥土，尋找可能的文物。

　　土堆上，一個白色的塑料盒內，收集到10余塊文物殘片。張大可介紹，其中有青銅器和漆木器的殘片。拈起一塊，張大可不斷搖頭歎息：“這是銅鏡殘片，保存非常好，還可以反光。”記者看到，該殘片約為正常銅鏡的四分之一大小，雖有泥土附在表面，但仍可看到銅鏡非常光滑。此外，還有一塊青銅器上的耳環，圓形的環上似乎還有花紋。

　　張大可說，古墓中的棺椁和泥土全部被挖土機挖出來堆到一起，增加了考古發掘的工作量，考古隊要先把泥土翻一遍，然後對泥土過篩，確保不遺漏任何細小文物。

　　在發現西漢貴族墓後，考古隊在同一工地又發現了兩座古墓。目前兩座古墓都拉起警戒線，立了“此有古墓，嚴禁動土”的標示牌。

　　推測：墓主人可能是擔任武職的男性

　　根據現場的情況來看，這個墓此前並沒有被盜墓賊盜過。張大可發現，出土隨葬品上的紋飾和馬王堆漢墓中文物的紋飾極為相似。他說，像這樣保存完整的古墓，現在要幾年才能遇到一座，被破壞很可惜！

　　截至目前，古墓中出土文物主要為青銅器和漆木器。其中青銅器有鼎、壺、盆、匜、劍、戈等，漆木器包括耳杯、盤、劍鞘、木俑等。

　　張大可介紹，目前發現的隨葬品中並沒有女性使用的梳妝用品，但有劍、戈等武器，初步推測，墓主人應該是男性，身份是貴族，擔任的可能是武職。

　　在古代，銅鏡是男女都用之物。張大可說，銅鏡不僅可用於梳妝，還可能有祭祀、辟邪的作用。一般從擺放的位置可以看出來，但是現在古墓被破壞了，已經無法得知銅鏡的作用。

　　違規？所有項目開工前都必須“報建”

　　此次發現的古墓，是意外發現。挖掘機司機開始挖掘時並沒有意識到有古墓，以致嚴重受損。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開工前有沒有“報建”和考古調查勘探？

　　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建設單位應當事先報請文物行政部門組織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在工程范圍內進行考古調查、勘探。據長沙市文物局文物科工作人員介紹，2013年後，長沙的“報建”地點在市政府政務中心的窗口。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科科長何佳告訴記者，對於浏陽河小學建設工地，目前還在查有沒有“報建”，但是可以確定，施工單位在開工前沒有通知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即使他們有‘報建’，但動工前沒有通知文物部門，沒有開展調查勘探，也是違規。”

　　賠地賠款，原址保護

　　9月19日上午，小雨淅淅瀝瀝。

　　益陽兔子山遺址，被兩米高的圍牆與鬧市隔離。遺址上，叢生雜草已經齊膝。如果不是有重大考古發現，這裡想必已高樓林立。

　　2013年，考古專家從遺址的10多口古井中，掏出了15200余枚簡牍。同時發現，這裡還是戰國至宋代的益陽古縣衙所在地。益陽市政府決定對遺址進行原址保護，為此向房地產開發商賠地賠款。

　　“這是歷史留給益陽無可比擬的財富，保留下來，為城市留住一份記憶，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益陽市文物管理處主任曹偉說。

　　古井裡的驚世發現

　　兔子山遺址，位處益陽中心城區，毗鄰資水和蘭溪河。

　　2012年，益陽市易盛達置業有限公司通過公開招標，以3000萬元左右的價格獲得這塊近30畝土地的開發權。

　　2013年5月，為配合項目建設，益陽市文物管理處對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才挖不久，就發現了一些井。”曹偉說，按慣例，井裡有簡牍的可能性很大。3號井挖至7米時，考古專家鄧建強發現了第一枚簡牍。此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介入。

　　考古發掘一直持續至2013年底。從10多口古井中，出土了戰國晚期至三國孫吳時期的簡牍15200余枚，其內容是益陽縣衙文書檔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表示，此次發現的簡牍數量之大、時代延續之長，在全國都極其罕見，尤其是秦二世文告及“張楚之歲”觚，更是驚世發現。

　　“‘張楚之歲’觚和秦二世文告這兩個最重要的發現，就是從這裡的8號井和9號井出土的。”記者順著鄧建強指的方向看到，兩口古井相距不過3米。鄧建強說，“張楚之歲”觚是首次發現陳勝吳廣起義後建立的張楚政權的實物資料，秦二世胡亥文告也是全國首見，對於研究秦二世其人和秦代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不僅如此，兔子山遺址未間斷地保留下了戰國、秦、兩漢、三國孫吳時期的遺跡遺存，包括古城、古城壕、衙署遺跡，遺址區古井、地貌、水系等基本格局兩千年來演變的歷史痕跡清晰可見。郭偉民表示，這種考古遺址在全國十分罕見，是湖南乃至全國城市考古學研究不可多得的遺址，也是探索益陽兩千年歷史發展的活標本。

　　最終確定原址保護

　　從發現簡牍起，曹偉就認為，開發應擱置，遺跡須保護。“出土文物已讓世人震驚，更何況遺址還是老益陽縣城的衙署所在地。這是我們益陽的根。”一旦破壞了，就不可能再恢復。

　　2013年7月，圍繞兔子山遺址，省級專家論證會和國家級專家座談會相繼召開。專家建議益陽申報歷史文化名城，提出對遺址進行原址保護。

　　不過，在益陽當地，遺址是否保留，爭議很大。曹偉回憶，當時不少人對遺址的價值、對原址保護的意義存有疑問，還有人認為應像1996年出土簡牍的長沙平和堂商廈項目一樣，將文物移走後繼續建樓。也有領導覺得，遺址難得，應原址保留。

　　如若保留，就意味著益陽市政府必須回購土地、支付費用。據有關人士介紹，當時賣地加上開發商前期的花費，達數千萬元，對財政並不厚實的益陽壓力巨大。

　　益陽市政府為此召開兩次專題常務會議，最終形成決議：同意原址保護，協調易盛達公司退出保護范圍內的房地產項目。

　　曹偉說，到2014年4月，兔子山遺址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至此再沒有人質疑遺址的價值，市政府也更加堅定要保護好遺址。當地劃定包括兔子山遺址在內的70畝土地為核心保護區，禁止任何工程建設，在核心保護區外圍，還有100多畝建設控制區。

　　經過與開發商協商，最終通過土地置換，同時政府補助進場至停工前產生的費用，成功讓開發商退出該項目。

　　“能保下來，確實不易。”曹偉說，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在遺址實現原址保護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開湖南城市中心城區原址保護文化遺址先河

　　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長江文輝告訴記者，兔子山遺址是湖南在城市中心城區原址保護文化遺址的第一個案例。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認為，在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的博弈中，兔子山的發掘保護是標桿事件。鄧建強說，保護兔子山遺址的意義在將來，把遺址中完整的歷史信息留給後世，功莫大焉。

　　目前，兔子山遺址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曹偉介紹，今年已經申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時機成熟還會申報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根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兔子山遺址所做的《兔子山遺址公園及考古博物館建設概念性規劃》，未來將在考古發掘區建設遺址公園，並在旁邊建一座博物館。出土的簡牍，屆時將在博物館裡展出。

　　站在雜草叢生的遺址上，曹偉一再對記者說，遺址公園建設急不來，先保護好是重中之重。只有把遺址研究透，把古城址的格局弄清楚，建設才有依據。

　　兔子山遺址是湖南繼長沙走馬樓和龍山裡耶之後，又一次簡牍方面的重大發現。簡牍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字載體，曹偉有一個大膽的設想，把湖南出土的簡牍和發現簡牍的遺址“捆綁”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打造“簡牍之鄉”的靓麗名片。

　　大都市不是地盤大 而是文化底蘊深

　　——訪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長江文輝

　　當前，中國處於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城市建設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展開，文化遺產和城市文化特色保護處於最緊迫、最關鍵的歷史階段。

　　“可能很多人對墓葬、對出土的金銀物品感興趣，而認為一條老街、一棟老房子、一段挖出來的護城河沒什麼價值。而恰恰老街、老房子、護城河反映出城市的變遷，是城市的記憶，很有保護意義。”9月21日，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長江文輝在接受湖南日報記者專訪時說，有一些文化遺產，可能當時不起眼，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後，它的價值就體現了出來。

　　現實情況是，一些城市在所謂的“舊城改造”、“危舊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開發方式，往往突出功能主題而忘掉文化責任，致使一片片歷史街區被夷為平地，一座座傳統民居被無情摧毀。由於忽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造成這些城市文化空間的破壞、歷史文脈的割裂、社區鄰裡的解體，最終導致城市記憶的消失。

　　城市開發造成文化遺產破壞，國內的例子實在太多。考察背後的動機和原因，江文輝認為，既有對歷史文化不重視的因素，喜“新”厭“舊”；也有中國經濟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大多把經濟利益擺在第一位；還有城市建設理念與國外不一樣。

　　今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大會在德國波恩舉行，當時江文輝去現場見證了永順老司城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波恩，江文輝感觸很深:“這條路是哪個年代建的，那條路又是什麼時候修的，地圖上都標得很清楚，它們的城市記憶清晰，城市格局演變清楚。”

　　近些年，許多城市打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口號。江文輝認為，國際化大都市不是地盤有多大，而是講歷史文化底蘊，有經濟實力支撐。德國法蘭克福，赫赫有名的城市，但是20層以上的高樓只有20多棟。放眼國內，可能一個縣城的高樓都不止這個數。有專家就說，中國沒有哪個城市有個性特征，因為都不注重保留城市歷史記憶，不重視歷史文化的傳承。

　　前不久，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受邀來到益陽，在“城市文化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專題講座上，他認為城市要避免記憶的消失。城市記憶是在歷史長河中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從文化景觀到歷史街區，從文物古跡到地方民居，從傳統技能到社會習俗等，眾多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記憶的有力物證，也是一座城市文化價值的重要體現。

　　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城市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並不是與生俱來的矛盾。江文輝希望，城市規劃者、建設者們盡快轉變理念，少大拆大建，不要這邊拆了“真文物”，那邊又建設“假古董”，不要等到想給城市增添一點特色的時候，才發現最體現特色和氣質的文化遺產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