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向來尊重自然，形成了“敬天畏天”、“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這種思想承認人類與自然合為一體，承認人類社會是自然這個大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與西方將人與自然對立的“天人二分法”截然不同。

　　其實，除了豐富的生態保護思想，古人還進行了大量實踐：循環利用、輪耕休作、禁食奇禽異獸、維護生物多樣性……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古代中國是如此親近而健康。

　　這些寶貴“遺產”已經觸及了生態倫理的根本實質，如果能夠深入挖掘、诠釋轉化，不失為改善當今人地關系、緩解生態危機的智慧源泉，也是我們在思想上克服“人類中心主義”，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條通路。

　　

 

 

　　

    順應天時，尊自然節律而行

　　在《呂氏春秋》裡，記載了上古葛天氏部族提著牛尾踏足而跳的八支歌舞名稱：“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可見，敬畏天地的思想很早就已形成。

　　既然要“以人合天”，人類就不能違反自然界的運行規律，而是要“順應天時”。

　　什麼是“天時”？即四季變化、晝夜長短、作物生長快慢、日月星辰移位等種種規律。人們根據“天時”來安排農業生產、生活節律、社會事務，這叫作“奉天時”。

　　中國古代有專門記載天時規律的文獻，叫作“月令”，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例如《禮記·月令》篇的第一部分，詳述了正月的日月星辰變化、動植物物候特征，由之引申出人們在這個月應當做什麼事、禁忌做什麼事，等等。在今天看來，其中不乏迷信的內容，但合理的成分也極明顯，例如，為了不影響動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獵殺幼小動物、雌性動物，禁止采伐林木，禁止大興土木，要掩埋露野的腐屍以防瘟疫傳染……這些規定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必要的。

　　《漢書·貨殖列傳》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這也是要求人們“順時而取物”，按照四季的循環規律和動植物的生長規律加以采獲。

　　種種記載告訴我們：儒家強調“使民以時”，即不因征發民力而耽誤農時，影響耕作；道家提倡“有法無法，因時為業”，老子強調“動善時”，莊子強調“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墨家“順四時而行”；陰陽家“順時而發”……總體而言，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視時令變化，並將根據時令變化而形成的生產生活節律納入其統治方略之中，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國運長久的重要手段。
    “中和有度”的禮制規定

　　禮制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主張和政治主張，它規定飲食、輿服、宮室、車旗、畜聚均有度有制，不得逾越。其負面作用是阻礙個人平等、個人自由的發展，但對資源保護卻有很大的正面價值。

　　一方面，它根據等級分配資源，限制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無限浪費，用一定的社會規范限制了人們的私欲膨脹；另一方面，“禮尚質”，以少為尊、以素為貴的原則，客觀上引導人們崇儉去奢。一般而言，禮制規定以高大華美、豐厚多文為尊，但是禮也常常以少小簡素為尊，即地位愈高，其物質配給愈是質樸簡略。例如，《禮記·禮器》裡寫道：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為貴也。”

　　追求奢侈、鋪張浪費被認為是違禮的行為，受到輿論譴責和禮法懲處。齊相管仲雖然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偉業，但是他生活奢侈，“镂簋朱纮，山節藻棁”，仍然受到譴責。唐中宗之女安樂公主生活奢糜，她命人用百種鳥羽織成毛裙，又集百獸之毛做成鞯面（馬鞍的墊子）。韋皇後為了與之攀比，又集百鳥之羽織成鞯面。自此之後，“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采之殆盡”，動物飽受其害。開元初年，名相姚崇、宋璟屢次進谏，批評其奢靡之風，“玄宗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於殿廷，不許士庶服錦繡珠翠之服”，漸漸平息了這股采捕珍禽異獸的惡習。

　　這種崇儉去奢的觀念，在中國歷代得到了繼承和發揚。《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成為中國民間最婦孺皆知的生活信條。這樣的生活習慣，客觀上減少了物質資源的浪費性消耗，保護了生態平衡。

　　蓄養地力的“綠色”耕種法

　　不僅學者們強調“取之有度”、“用而不匮”，農民們更是深知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在生產中進行了很多與今天可持續發展觀點相契合的“綠色”實踐。

　　中國農業以精耕細作聞名世界。可過度開墾很容易耗盡地力，為此，古人發明了一些既能蓄養地力又能增產增收的“綠色”耕種方法。

　　上古時期，人們把耕地分成三部分，以一部分休耕，其他兩部分耕種，這樣三塊土地每年輪流耕作、輪流休耕，十分有利於地力的恢復。

　　另外還有一種輪作制度，即在同一土地上每年按次序輪流種植一定的作物，以此調劑恢復地力。《呂氏春秋》說“今茲美禾，來茲美麥”，《管子·治國篇》有“四種而五獲”，《荀子·富國篇》有“一歲而再獲之”等，指的就是這種換茬或倒茬的辦法。

　　漢武帝時期，主管農業的趙過發明了“代田法”，即在每畝地上挖三條溝，每條溝旁各有一條壟。作物種在溝中，壟和溝每年互換位置，今年的壟變為明年的溝，今年的溝變為明年的壟，這樣能夠保持地力不致衰竭，而又每年都可利用，不必整塊土地休耕。

　　到南北朝時期，農民開始將糧、豆、瓜、菜等作物進行套種、間種、連作和輪作，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時人還發明了把豆科作物當作綠肥進行輪作，以翻壓肥田的方法，《齊民要術》稱之為“美田之法”。此後歷代農民都廣泛采用綠肥種植技術，明清時期將綠肥與糧棉進行間作或套種，綠肥的種類已達10多種。

　　“蔭不折枝”，護林造林

　　古人很了解保護森林、植樹造林的重要性，有“食不毀器，蔭不折枝”的說法。

　　早在先秦時期，各國統治者興修水利的同時，就在河堤兩岸種植樹木以防水土流失。管子曾號召在堤防邊的坡地上植樹種草，《呂氏春秋》也記載了類似的護堤經驗。宋明以來，江淮大興圩田，農民在圩區廣植樹木聚沙固堤，形成了“湖岸人家榆柳行，風氈低昂似迎客”的動人景觀。

　　歷代皇家苑囿和皇家陵寢也是護林造林的重要場所。這些禁苑面積極大，裡面的一草一木都嚴禁砍伐采獲，無疑成了中國古代的生態保護區。

　　宋明以來，宗族觀念加強，各地設立祠堂、宗廟、族墓，與之相關的公共水源、一草一木，也都受到各家族的保護。如福建南靖縣和溪樂土村客家人黃氏家族，將村周2000多畝山林定為風水林，現還有300多畝保存完好，成為罕見的原始森林景觀，被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隨著人口壓力不斷增加，明清時期，森林面積逐漸減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現象加劇，主政者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出台了很多強化植樹造林的措施。雍正四年，官員朱轼呈《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請求頒布法令，將農民植樹作為官吏考核的指標，其他如楊永斌的《勸民種殖講學疏》、楊景仁的《備雜糧》、彭世昌的《備荒全策》等等，十分常見。乾隆三十七年的《捐栽蘆葦樹木議敘》中，確定了將植樹與官吏考核相結合的原則，雍正朝更是提倡百姓栽種蘆葦，生態意義更加明確。
   （編輯：申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