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基本上是一種話語的存在。2009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時候，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曾經在《讀書》雜志發表文章《波詭雲谲的追憶、闡釋與重構》，文章的副標題是“解讀‘五四’言說史”，采取的視角是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1949到1999年間五四“逢十”紀念日裡報刊的紀念文章，透視不同時期的“五四”被賦予了哪些不同的內容，選取的報刊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文藝報》，采用“素描的”辦法勾勒“五四”言說的概貌。具體的操作是，從這些報刊的紀念文章裡抽取關鍵詞。六個十年裡的六個關鍵詞依次是：革命路線、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再教育、解放思想、體制改革、振興中華。如此鉤稽、素描，正如作者所說的，在斑駁的歷史圖景中凸顯了在“五四”紀念上隱含的“政治風波”、“思想潛力”、“道德陷阱”。

    在這樣的言說中，“五四”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確實是難以回答的了。即使是在信史的秉筆直書中，這一巨大的歷史事件放射的光線，形成的沖擊波，播散的煙霧，恐怕也總是因後來者的敘述所站立的位置而頗為有別，各異其象。但是，不管怎樣，歷史的書寫若要真正將我們帶入那個年代，必不可少的是細節的再現。在我們紀念五四運動的時候，若去關注一下它的一些細節，或會對這“早已定論”的一段歷史產生更多的興味；細節本身呢，恐怕也會因你的把玩與體味而從宏大話語的軀體上脫落下來，生發出別樣的滋味。

    譬如，五四運動直接導源於中國在凡爾賽和約上的失敗。當時正值南北之爭中的中國政府，組織了一個由各方代表構成的63人代表團，南方北方、研究系安福系、親日親美者各有其人。甫一到任，代表團內就因職務高低、利益所系而在名單排序問題上出現爭執，王正廷要排在顧維鈞前面，北京政府則堅持顧維鈞排在前面。到了四月初，王正廷打電報到上海各報館，指控有“某些賣國賊”又沒有明說，於是猜想多多，先是梁啟超遭受懷疑，引來軒然大波，後才慢慢指向章宗祥、曹汝霖。四月下旬，上海又謠傳顧維鈞欲與曹汝霖的三小姐訂婚，使這位代表團中的強硬派備受困擾。於是可見，在“外患”的舞台上，“內讧”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當這些劇情上演的時候，輿論的引導和控制是基本的導演策略。向各個報館爆料、用國外記者的通電、讓報紙整版報道，這些輿論的技巧在當時的政治博弈和權力斗爭中就已經用得很是娴熟。

    又如，1919年5月4日那天有兩個“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一個是用白話文寫的，由羅家倫臨時草擬，後出現在游行示威的隊伍中；另一個是比較正式的宣言是事先用文言寫好的，措辭更加激烈，甚至有“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也”這樣的表達，但這個宣言沒有出現在北京的游行集會中，而是後來散布到全國各地。周策縱先生在他的《五四運動史》中贊揚前一個宣言生動簡潔，反映了文學革命的效果。那麼後一個呢？好像難以從所使用的語言本身來說事了。其實，當時有用工整的對聯書寫的條幅，也有用現代白話書寫的標語口號，還有用英文、法文寫的標語口號。這種中外文雜處、白話古文交錯的語言使用，或許恰恰反映了當時的思想在尋求適切的表達之際，於現代與傳統之間徘徊的境地。解救了學生後即辭去北大校長之職的蔡元培，給學生留下的字條中引經據典地說“殺君馬者道旁兒”，表達如此深奧，引起無數猜測。這不也在說明，那時的精神領袖們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仍難以現代的方式言說。

    再如，五四運動發生之際，孫中山先生正蟄居上海、潛心著述。他在私下裡高度評價學生運動，卻未見公開發表一言，有一老同盟會員寫信詢問，他回復說：“近日閉戶著書，不問外事”。1919年5月20日，他的《孫文學說》在上海出版，談論革命知易行難。當學生領袖羅家倫、許德珩等人去拜訪他，希望得到他的鼓勵和支持時，他說“如果我現在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正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當孫文這樣教訓、指導學生，引起學生激辯的時候，辛亥革命的光榮和夢想、失敗和陰影是不是又一次籠罩在“五四”的場景之中呢？孫文對學生們關切的問題是不是已經喪失了正面回應的能力？

    歷史上的一些細節，在有些思想家那裡，成為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對“五四”，我們了解的細節有多少？關注一些“五四”的細節，或可避免情緒化地看待歷史，避免帶著給定的“答案”去看待歷史，避免將復雜的歷史簡單化、標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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