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過“火燒望海樓”的灼熱，經歷了義和團運動沖擊，見識過“老西開事件”，遭遇過1976年的強烈地震，位於天津衛中心地標鼓樓旁的倉門口基督教堂已被定為危樓——破舊到面臨拆遷改造的地步了。去過那裡的人回來說：在鼓樓周邊眾多的山寨“古建築”包圍中，殘破的倉門口基督教堂“好像在修，又好像沒有動工”。

    不過，被定為危房之後，去那裡為她拍照的人也多了起來，人們擔心不久之後就見不到原汁原味的老教堂了。

    順著去過那裡的人們的記述便可想象：在天津老城廂鼓樓東大街，從東馬路向鼓樓方向走，看到一個人力車的銅像，右手邊就是倉門口教堂了。遠遠可以辨識出幾乎被一片綠色遮住的教堂門口，有教會義工在那裡散發福音單張，邀請路人進去聽福音。

    緣起天津第一座基督教堂

    倉門口教堂目前的建築始於1934年，之後幾度修繕。但倉門口地區建立教堂的歷史還要追溯到1860年，可謂整個天津開埠之後的“第一”。

    天津開埠後，美國傳教士柏亨利（HenryBlodget）乘美軍糧船登岸天津，成為最早踏上天津土地、公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這一年，天津老城東門外有了臨時布道所。1861年柏亨利在西南角創辦了天津歷史上第一個基督教堂，由於傳教並不順利，1862年又在老城廂倉門口建立基督教會。但由於當時民眾抵制洋教，傳教再次失敗，柏亨利去了北京，傳教士山嘉利（CharlesAlfredStanley）繼任。

    倉門口這座教堂，毀於庚子並重新建立，在這裡負責的牧師為了傳教工作的需要而將教會搬離倉門口（先後搬到過紫竹林、西沽龍王廟、岡緯路）。

    這期間，一些致力於創辦“中國人自己的教會”的華人信徒骨干正在積極籌備。1910年，教會名流楊寶慈倡議，正式創辦天津基督教自立會。此時的衛理公會牧師山嘉利表示願意將倉門口處教堂出讓給自立會。自此，倉門口教堂立起的匾額寫有“中華基督教會-華人自立”。該會選舉張伯苓、張葛孫、許靜齋、陳浩然等為董事，張伯苓出任董事會會正。

    一度因受洗轟動津門的張伯苓

    多方查閱資料之後突然發現，張伯苓1909年受洗，為他主禮的正是美國衛理公會牧師山嘉利。張伯苓青年時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在西式教育、體育課程等方面深受當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一生致力於興辦教育、推廣體育，創立了南開大學並推動中國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被追述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國奧運先驅。1910年，張伯苓出任“中華基督教自立會”董事。

    張伯苓的受洗還一度轟動津門，因為當時清政府教育管理部門明確規定：信洋教者一般不得擔任中學校長（《張伯苓：百年家族》）。在面臨兩難抉擇的時候，張伯苓態度堅決，依然堅持接受基督教信仰。1909年4月18日，張伯苓在天津西沽龍王廟附近的衛理公會教堂正式接受洗禮，並在洗禮見證會上面對300多參加見證會的人發表了《為什麼我要成為基督徒》的見證。

    張伯苓等人成立的中華基督教會為華北各地開創了自立教會的先河，倉門口基督教堂也成為天津中華基督教自立會的發源地。1910年10月19日，自立會正式獻堂。1920年在倉門口自立會成立10周年的時候，信徒人數達到600余人，教會的負責人中，張伯苓和宋則久在當時的教育界和工商界享有盛譽，他們的“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的主張在民眾中有很大影響。

    1932年，由於信徒人數增加，在還清衛理公會的房款後，自立會出資1000元，將永典之堂址完全購置，這樣就把原衛理公會倉門口教堂的房產購買過來，並動工改建新堂。

    被評“原汁原味的老建築”是因為時間的自然沉澱

    現在人們看到老教堂原貌，正是時間的沉澱。1934年，倉門口新堂落成。現在的倉門口教堂，比起1934年的建築，又增加了文革中被砸被占用、強列地震（1976年該堂經過強烈地震，並未損毀）的經歷。

    回到現實：愈來愈老的教堂與建立現代化城市的矛盾

    如今，倉門口教堂附近老城廂地區的大規模開發已經緊鑼密鼓的展開，老教堂在周圍的現代建築以及嶄新的仿古建築的襯托下顯得特別觸目。

    前去參觀的人看到，從外邊可以看到教堂外牆幾乎已經成為圓弧形，走進去，可以看到堂內經過無數次補漏的房頂。

    教堂裡的牧師說，多年來，很多人為此奔走過。本來是2009年就可以維修的，但由於種種原因，維修被擱置到現在。而如今，腳手架上了有一段時間了。

    擋不住時間的流逝和拆遷的大潮，去那裡參觀、留念的人確實多了，感歎也多了：“倉門口教堂，小時候周末最喜歡去的地方，今天剛巧禮拜結束，進去逛了一圈，跟記憶裡的一模一樣，不一樣的只是教堂身後不協調的高樓。”

    “漂亮的維斯理，因為隔壁施工‘意外震裂’成為危樓，最終不得已搬到了山西路，原址被‘如願以償’的修建為濱江商廈。現在位於鼓樓的倉門口堂也被定為危樓，天津百年基督教會即將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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