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東門裡還有一條以“坊”為路名的街道——大夫坊，這個以坊為名的路在上海是獨此一家，它的原名“中大夫坊”，沿用有五百多年了。坊的意思是牌坊，原來在五百多年前這裡有一個顧氏老宅，牌坊是顧氏的。就是這個老宅裡出了三個大官，那麼這牌坊是為誰而建的呢？一直是個謎，我們來分析一下。

    大夫坊

    五百多年前，明天順三年（1459年）在這個顧家老宅出了一位進士叫顧英，字孟育，號草堂，先後歷任廣西同知、延安同知，最後總算做到了廣南太守，在職期間，政績很好。這牌坊是不是為他造的呢？不太可能，因為他的最後級別還達不到中大夫，所以只能暫時放一下，來看第二位。

    第二位叫顧定芳，字世安，是顧英的孫子。此人是一個醫生，在嘉靖年間曾被征為御醫，參建北京聖濟殿。顧定芳不但醫術高超，而且深知做人的道理；有一次皇帝問他，作為醫生應該如何用藥，他回答“用藥如用人”，皇帝聽了很高興，就再問他如何養生，他的回答更巧妙；“清心寡欲”，龍心大悅，就給他做了官。

    顧定芳做了多大的官我沒有查到，但是肯定到不了中大夫，倒過來他在上海縣做了一件轟動的大事，被人傳為美談；當時上海縣的知縣是莆田人叫鄭洛書，此人為官清廉，兩袖清風，當他客死在上海任上時，家族連扶靈回鄉的錢也沒有。顧定芳出資並親自送鄭洛書的靈柩回莆田，為其下葬，顧定芳還出資購田給鄭洛書子女，為解決其今後的生計。多好的好人，真是不多見，寫他一筆我很開心，但是這牌坊可惜也肯定不是他的，只能一樣暫時放一下，來看第三位。

    今日的大夫坊

    顧定芳有一個兒子叫顧從禮，字汝有。人常說；“上代積德，下代有福”，這是不是在宣傳迷信？我認為不一定，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內在關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有好的家教、有好的榜樣，出來的孩子好的多，顧從禮就是一個。

    顧從禮被嘉靖皇帝看中，命他參加制定宮廷禮儀制度，選編善書目錄等工作，後又受太僕寺丞、光祿寺少卿，加四品銜，此人已經達到中大夫了。

    顧從禮也為上海縣做了好事而流傳於世；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入侵上海後，小南門被毀，顧從禮出資“四千石”修復，這是有記載的。

    那麼中大夫坊應該是為顧從禮建的，但是《同治上海縣志》記錄大夫坊是顧英建的，這樣問題就來了；顧英不是中大夫，哪來的中大夫坊？因為沒有照片為證，也沒有資料佐證，就成為一個懸案，誰也解不了！

    我放開去想象；《同治上海縣志》應該不會錯，盡管它也會出問題，因為縣志編寫是代表一些人利益的。但是，如果它也不能相信，那麼就沒有可以相信的底線了，所以，顧英建了一個牌坊也很正常。但是後代的官越做越大，到曾孫時做到了中大夫，人們就著大的叫，成為了中大夫坊。就像現代人做了科長，大家叫他科長，當他升為處長時，就叫他處長，也不敢再叫他科長了一樣道理。

    大夫坊的故事給我很大的啟示；首先，現有的大夫坊按趨勢來看也不會太長，這是無可奈何的，記錄一下沒有什麼壞處，他們的故事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了，講一講更有好處。其次，如果當時記錄更詳細一點，就不會成為懸案，因為這些都是歷史的積澱，是上海人的驕傲，不能讓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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