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在寫下的這首著名詩篇時，已經被“萬馬齊喑”的官場壓抑得透不過氣。他為自己也為“天下人才”大聲疾呼，但可惜的是，他所寄望的伯樂“天公”是怎麼也“抖擻”不起來的。
    時值道光中期，官場出現嚴重“人才荒”，新人是繡花枕頭，舊人是飯桶。像龔自珍這樣的真才只能在“主流官員群”外徘徊。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當時皇帝樹立了一個“模范官員”榜樣，他就是曹振镛。
     這是個令人玩味的事情，無論是當世還是後世，曹振镛都是被公認的庸才，這位曹大人沒干一件“不尋常”的事。然而位居軍機大臣高位長達53年。
    令曹振镛名垂史冊的，不是他的官職，也不是他的政績，而是他的一句名言——“多磕頭，少說話”。這句名言可謂“經典庸官語錄”，被之後無數屍位素餐者視為“官經要訣”。
然而，當了半輩子大官的曹振镛，什麼大事也不干卻恩寵有加，難道他的恩寵是白撿的嗎？非也。庸官發跡，自有他的一番“道行”。除了世人皆知的“多磕頭少說話”，還有一個“絕活”也是曹振镛“得道”的要領。而曹振镛的發跡，也正是靠的這個“絕活”。
    曹振镛一共伺候過乾隆、嘉慶、道光三位皇帝，在乾隆時期，他只是個不起眼的翰林院編修，在嘉慶時期，他開始受重用，到了道光時代，他大紅大紫。
    嘉慶為什麼重用曹振镛？此間曹振镛雖然也沒干大事，但在一項工作上“業績突出”。那就是判卷的“學政”。主考科考判卷上，曹振镛特別認真，考生蛛絲馬跡的錯誤，他都能發現，所以他判過的考卷，別人都挑不出錯。
    到了道光時期，曹振镛的這項本領得到空前發揮，眾所周知，道光是一位“克勤克慎”的庸君，皇帝之好，正是振镛之長。 
    道光時期的曹振镛，就是靠“校對”發跡的。
    嘉慶死後道光繼位。嘉慶帝臨終時，托四位軍機大臣擬繕遺诏，其中說高宗乾隆帝出生地為熱河承德避暑山莊。這份遺诏擬成後，道光帝作了審閱，“未經看出錯誤之處”。遺诏順利出籠，頒告天下，滿漢文武百官都沒挑出什麼毛病，但是，曹振镛的“絕活”此刻再次發揮，他發現：乾隆帝出生地應是北京雍和宮，而不是熱河承德避暑山莊。奏報道光帝。道光喜怒交加，降旨，寫遺诏的軍機大臣退出軍機處，各降四級，而曹振镛平步青雲，榮任軍機處領班。
因為挑出了皇爺爺（乾隆）出生地之錯，曹振镛在道光皇帝任上大紅大紫，固寵軍機大臣之位十四年。
    “校對”在一般眼裡，也就是個編輯之才，非大才。而曹振镛上司道光眼裡，曹振镛不僅不是大大，而且難得人才。道光求全責備，特別挑剔，但在“曹校對”那裡，他實在挑不出一點錯。二人你“挑”我“校”，簡直絕配。
重用曹振镛之後，道光感到輕松了很多。
    這位皇帝素以“勤政”著稱，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章，但他一個人精力畢竟有限，實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細看，夜裡不睡覺也看不過來；不認真看，又怕被臣下欺騙。這時，對皇帝的心態“了如指掌”的曹振镛出了個絕招：
    “抽查幾個，找出字面錯誤，下邊打上來的報告就不敢糊弄領導了。”
    此法果然靈驗，令道光既維護了勤政認真之名，又省時省力。大臣們從此戰戰兢兢，上奏字斟句酌，惟恐被皇上抓到一自之錯。他們把精力放在遣詞造句、引經據典上，而對國是的主張見解卻忽略不計了。
    在官場上，道光充當的是一個“總校對”的角色。而曹振镛是“執行總校對”。這君臣二人的審閱制度，不挑真知灼見，專挑錯別字，令官員把許多精力花在“細枝末節”上。人人以“圓滑彌縫”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銷磨殆盡，而且國家大事也無人操心、徹底埋葬了官員的進取之心。
    這是官場舊人狀態。那麼官場新人如何呢？
    清朝是固化科舉制的朝代。官場新人大都出自考場。科舉取士是封建時期選拔官員的唯一公開形式，不能否認歷朝及第者均無人才，許多歷史有為人物也是科舉出身，然而道光時期的科舉考試，卻幾乎是毀人的仕途游戲。
守舊的領導喜歡求全責備。根據領導的喜好，曹振镛的判卷標准——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就給以優加。至於文章裡有沒有治國安邦的“真知灼見”，卻忽略不計。龔自珍會試曾撰《御試安邊撫遠疏》，其文質與王安石政改策論頗有一拼，但主持殿試的曹振镛卻“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開外。
    如此一來，那些讀書人為了中第登科，紛紛畫地為牢、造繭自縛，行文循規蹈矩，毫無個性，所以真正被選中的，往往是些“繡花枕頭”。吹毛求疵的“曹振镛式科考”廢掉了大批有才華的讀書人，使得入仕官員的素質“一代不如一代”。
    一心當好“校對工”的曹振镛死在了“總校對”道光皇帝前面，曹振镛死後其畫像被納入紫光閣陳列顯赫功臣行列。道光親筆題詞，意即“學習振镛好榜樣”。
    曹振镛死時正值道光中期，此時官場庸才輩出，出現嚴重“人才荒”，中國社會進入“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
    人言曹振镛害了道光，起到了屍位素餐的模仿帶頭作用，導至官場盡數庸人。豈知哪有領班主宰老板之理。只有那樣的老板，才造就了那樣的領班。不是曹振镛害了道光，而是道光埋葬了人才，害了群臣。
曹振镛一生不為，卻榮光一身，這給當時的官員發出的是逆淘汰信號。道光贊曹“克勤克慎”，其實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別解，透出的是主宰官員命運的皇帝游戲之規。
    一個國家官員，最重要的是什麼？治國平天下，憑的又是什麼？
道光和曹振镛，從私德來看，似乎都是無可挑剔的。他們節儉奉公，穿帶補丁的褲子上朝。但是國家的進步卻不以官員的私德為衡量標准，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中最重要的，一個是選才，另一個就是制度創新力。
    從制度創新力和選才來看，曹振镛和道光皇帝都是不及格的領導人。他們一不改革，二毀人才。以刻薄為能事，抓小放大，徹底把官場變成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庸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