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興起的聚落考古考察人類棲居形態的特點和變化，在了解社會結構的特點與演變軌跡等問題上顯示出其潛力。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山東省文物局主辦、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辦的“早期城址：聚落與社會——區域政體的形成”學術研討會在濟南舉行，與會學者結合近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實例，對聚落考古的理論、方法與成果進行深入探討。 
    觀察早期區域社會結構

    20世紀中葉至下半葉，從人類棲居活動的形態來研究人類文化的聚落考古思維，對考古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吉懷對聚落作出界定：“聚落是人類各種形式的聚居地總稱，既包括房屋建築的集合體，還包括與居住直接有關的其他生活設施和生產設施。聚落環境是人類有意識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創造出來的生存環境。一處大型聚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20世紀40—50年代，考古學家戈登·威利首次將聚落考古運用到秘魯維魯河谷考古工作中，將大約同時期的房屋、墓葬、宮殿等系統拼復成相互關聯的功能圖像，從其歷史演變中追溯幾千年的社會變化。“威利的開拓性工作使學術界意識到，聚落考古學不但能夠了解人類群體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度，而且能夠研究社會的復雜化進程，探究文明和國家的起源。”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陳淳表示。

    2002年，由科技部立項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王巍介紹，探源工程以考古學為基礎，多學科聯合攻關，改變過去學者單槍匹馬從事某一領域研究的狀況，對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

    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並非虛言

    10多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各課題組對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多處都邑性遺址和中心性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結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具體開展，王巍表示，對於都邑遺址，我們首先需要研究這些都邑建造使用時期的環境，比如遺址位置的選擇、較大的環境變遷過程，這可能與文化乃至區域性文明的興盛和衰落有直接關系；其次是對農業、家畜飼養、手工業等的考察，由此反映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因為生產力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再者要對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大的都邑布局、權力發生和發展的狀況等進行考察。

    河南二裡頭遺址的鑽探和發掘工作已逾半個世紀，考古資料表明，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具有中軸線和左右對稱的宮殿、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容器群、最早的用車痕跡和最精美的綠松石鑲嵌物。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看來，二裡頭文化是第一個出現中央王朝跡象的文化時期，探索中華文明起源，二裡頭是非常重要的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