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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保護應鼓勵民間積極參與

日期:2016/12/15 8:14:59      編輯:古建築保護

       日前,本報系列報道“歷史文化保護巡城記”引發眾多關注,一些專家、學者也紛紛參與到“歷史文化保護”的討論當中。

 

  天津大學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徐蘇斌在日本從事研究期間,日本對建築文化遺產的保護令她印象深刻,這也促使她下定決心要把在日本學到的遺產保護理念帶回國。

 

  她認為,在天津文保的過程中多部門的積極參與、建立聯動機制,起到了多重互補的作用,在有效保護文物的同時,也使文物發揮了應有的社會作用。

 

  此外,她建議,國外對於文化遺產的調查、評估、等級已經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標准,在國內的共識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對國內的文保工作有一定借鑒作用。“文保工作必須要上下齊心協力,政府與民間的力量相結合,才能把這件事向前推進。”

 

  天津文保

 

  行政參與、多重互補

 

  特殊的交通條件造就了天津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如“小洋樓”已經成為天津城市的近代歷史文化標志,以自然資源、歷史建築和名人故居為載體的一系列文化遺產,展示了天津的歷史文化魅力。近年來,天津市文物局會同市規劃局、市國土資源和房管局建立了聯動機制,對涉及歷史建築的建設項目聯合審批,嚴格控制,在有效保護文物的同時,避免經濟建設遭受損失,也使文物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

 

  記者:天津文保起步如何?特點是什麼?

 

  徐蘇斌:天津沒有上海、廈門等其他幾個城市起步早,在2005年推行的“歷史風貌建築”實際上是學的上海、廈門。不同的是,天津的管理體制是多重的,文物局管,房管局也管,規劃局也管,把關的時候各個部門都會一起參與。另外,天津市有大量志願者的參與,為文保提供了多重的、自下而上的基礎。天津文保起步盡管沒有上海等地早,但在國內還算比較早,此時的哈爾濱、北京等地也開始起步,大家都在摸索。實際上,他們文保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在一個動態“煩惱”的過程中推進。

 

  天津文保的特點與管理權限有關。像房管局主要針對租界這一塊,英租界、日租界,這幾個租界在它的管轄范圍內,所以力度就會大一些。而文物局主要涉及到國家文物或是天津市指定的文物,屬於多重的互補。

 

  記者:你主要研究工業遺產保護,這方面天津做得如何?

 

  徐蘇斌:2012年,天津市規劃局開始做工業遺產保護,雖然是跟文物局一起做,但實際力度比較大的還是規劃局。現在,工業遺產保護是天津市從上到下都比較關注的問題,所以在政府部門管理牽頭的前提下,天津大學等高校也一起跟著做。針對工業遺產怎麼再利用,天津市也在思考,雖然會遇到很多問題,但可以共同切磋、共同探討。

 

  他國文保

 

  建立體系、明確標准

 

  20世紀60年代初,德國魯爾區本地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連續下降,導致工廠企業紛紛破產、倒閉或外遷。如何對待和處理大量廢棄的工礦、舊設備和工業空置建築成為重要的問題。當時有人認為,倒閉和廢棄的廠房和工礦是經濟衰退的標志,應當徹底清除,重新建立新城市和新產業;另一些人則主張將其視為工業文化遺產,與旅游開發、區域振興等相結合進行戰略性開發與整治。在後一種思路下,亨利鋼鐵廠被改造成一個露天博物館;廢棄鐵路和舊火車車皮變成了當地社區兒童的藝術表演場地;廢棄的舊貯氣罐被改造成潛水訓練池,堆放鐵砂礦的混凝土料場被改造成青年活動場地,牆體被改造成攀巖者樂園。

 

  記者:相比較國內,國外的文保具備哪些特點?是否可以借鑒?

 

  徐蘇斌:各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英國,它對於工業遺產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包括它的調查、評估、等級都由英國遺產協會來專門負責審查。在國內,目前,中國文物協會及其下屬的分會都沒有權力去制定規定,這跟英國不一樣。英國的文物保護部門會把權力授給協助機構或者是協會。此外,他們也經常修訂它的標准,使其越來越完善,所以它在工業遺產保護上比較快。而德國做得比較大膽,像魯爾區的“歐洲工業遺產旅游之路”,跟旅游、世界遺產的活動方聯動,做得比較“活”。

 

  中國也有很大潛力。現在國家對於工業遺產還沒有進行特別明確的分類。從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希望國家能夠像英國一樣,定一個相應的標准。我國工業遺產特別多,范圍特別廣,所以,我比較推薦在這方面學習國外的經驗。

 

  建言廣州

 

  各方齊心發揮民間力量

 

  據了解,經過近3年文化遺產普查,廣州全市共篩選出不可移動文物線索67處,歷史建築線索792處,傳統風貌建築線索3087處;非物質文化遺產確認有效的普查線索868條,重點線索139條;在全國文物數據統一平台登錄可移動文物17.6萬件/套。基本摸清了廣州文化遺產種類、數量、分布區域、場所環境和保護現狀,建立起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線索的預保護制度。

 

  記者:就廣州而言,也同樣面臨著文保方面的問題與難點,請給予一定建議或意見。

 

  徐蘇斌:在我的印象中,廣州的做法還是非常好的,比如三舊改造、民眾參與等。而一些廣州的學者也告訴我,在改造、搬遷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不太容易推進的事情。北方城市的做法大多是政府參與和投入,但投入一兩年可以,再持續起來就比較難。台灣的做法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營公司來操作,有關部門一開始就要把建築的框架、基礎設施等搞好,剩下來,就要發揮民間的力量,不斷地完善,這就會顯得特別和諧,而且能可持續發展。城市做工業遺產或者街區保護必須要上下齊心,政府與民間的力量相結合,才能把這件事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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