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這是史書中對唐長安城東市繁榮景象的記載。昨日，記者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獲悉，在唐長安東市遺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450件唐代珍貴文物和一批重要的商業遺跡。

    僅500平方米探方就出土文物450件

    據史書記載，唐長安城東市的位置在今天西安城外的東南方位，四周的具體范圍是：東線在西安交大西側，南線在友誼東路，西線在安西街東側，北線在鹹寧西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研究室副主任龔國強說：“此次發掘的位置在興慶宮西南角以南約300米的地方，根據位置、以往考古調查資料、文獻記載並結合本次出土遺跡現象和遺物等綜合分析，發掘位置應在東市遺址的中部偏東處。”

    此次發掘可謂收獲頗豐，500平方米的探方中累計出土磚瓦、陶器、三彩器、玉器、骨器、銅器、玻璃器、寶石戒面、開元通寶以及寫有“□家酒店”字樣的瓷壺底片等唐代遺物450件。龔國強說：“能出這麼多東西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將遺物采集回實驗室後整理發現這些唐代遺物基本都是反映市場遺址特性的物品，不僅與西市遺址出土的遺物非常類似，也與文獻記載東市情況相符。”

    文獻中記載東市內不僅有筆行、酒肆、鐵行、肉行、雕版印刷行等還有賃驢人、買胡琴者、雜戲、琵琶名手、貨錦繡財帛者……龔國強說此次出土的寫有“□家酒店”字樣的瓷壺底片正好印證了史書記載東市內有酒肆的說法。

    另外在出土的器物中，還有一塊虹化玻璃殘片，這是一種表面有鍍膜的玻璃，龔國強請考古界的玻璃器專家看過這塊殘片後，專家推斷這並非唐代我國制造的玻璃，應該是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外國玻璃器皿殘片。因此專家推斷雖然唐代胡商多集中在西市，但東市也有對外貿易。

    當年的長安是座豐水城市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隊的現場負責人李春林介紹，現場眾多遺跡的出土已能清楚判定東市的布局當初確實是九宮格局，有兩縱兩橫4條主干道，且商戶多是前店後坊結構。

    專家在現場發掘的過程中共發現了3條唐代道路遺跡、3條水溝遺跡、店肆後作坊遺跡1片、水井4口、窖井2口、滲井11口、灰坑12個、活土坑3處以及臥泥池、陶甕坑各1處。

    李春林說，3條唐代道路均為南北走向，三者大致平行，3條水溝則在三條道路旁邊。在一處水溝邊上，還發現了一排三個間隔的小柱孔，推測應為溝上架設簡易木橋的遺跡。而水溝內的填土底部大多為淺灰色的細淤土，由此推測當初水溝裡的水應該是比較清澈的。

    在發現的3口水井處，記者看到有2口都用磚砌過，井深均在3米左右，且井底也有平鋪磚塊。龔國強說：“水井這麼淺，足可見當年東市范圍的地下水位是比較高的，當年的長安應該是一座豐水城市。”

    為了尋找店肆的建築遺址，搞清店肆與排水溝的關系，考古專家在一條唐代道路的東側發現了密集分布的水井、窖井、滲井、灰坑和臥泥池等遺跡，並出土砺石、石臼、骨器殘料、玉石廢料、陶器殘件等，專家推斷此處為臨近道路的店肆後坊遺跡。龔國強說：“結合出土的遺物判斷，更確切地說這片遺跡應是唐代東市內一處店肆後院的玉器和骨器加工地點。”

    而專家根據道路兩側的水溝所處位置、寬度、車轍等遺跡分析，目前已發現的道路應為當時東市內的曲巷道路，為運料、出貨、內部交通所設，而水溝則是東市內配置的引排水設施。

    這些遺跡的出土，均凸顯了東市作為貿易、加工、服務場所的特點。

    推測東市曾有商鋪73000多家

    據史料記載，盛唐時期東西兩市是唐長安城規模最大的商業區，無論在對外商貿，還是滿足城中居民日常生活、生產需要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東市是長安城中手工業生產與商業貿易的中心地之一。這裡店鋪毗連，商賈雲集，工商業十分繁榮發達。市內生產和出售同類貨物的店鋪，分別集中排列在同一區域，叫做行。堆放商貨的客棧，叫做邸，邸既為商人存放貨物，又替他們代辦大宗的批發交易。東市的工商業不僅分門別類，更多達二百二十行，而且各行業的經營，都有相當的規模。

    龔國強說：“據《太平廣記》載，‘唐開元中，……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而我們此次考古發掘區出土的遺跡和遺物都與東市內井字形正街外的曲巷特征相吻合，因此這次發掘的位置應該就是東市內的一處曲巷。”

    僅一處曲巷遺跡和遺物的出土量就如此之多，那東市當年的恢宏和熱鬧景象究竟有多壯觀?龔國強說：“《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武宗會昌三年(843年)，‘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總燒盡。’僅西十二行就燒毀了4000多間商鋪，綜合歷次的發掘調查情況，和此次的最新成果，因此推測整個東市商鋪數量可能多達73000多家。”

    這種判斷直接反映出直到唐代中期，東市之內仍然店鋪鱗比，財貨豐積，商業繼續保持著一定的盛況，足見昔日東市的規模和商貿繁榮的景象。龔國強說：“東市遺址如果還能進一步發掘，考古工作者或許還能從中找出更多盛唐時期的歷史、文化遺存。”

    東市常駐“物價部門”專門平抑物價

    根據史料記載，東市內當時除了店鋪外，最中間的地方還設有管理機構和中央派駐機構。

    唐代律法嚴明，中央為了管控市場秩序，不僅在東市內設立了市署這樣的管理機構，還設置了常平倉、平准署這樣隸屬於中央的派駐機構。

    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陝西師范大學教授杜文玉說，唐代實行坊市制度，唐中期前政府不允許在市以外的地方開辦商店和作坊，因此東市和西市是唐代比較集中的商業區。唐律嚴明，政府為了保證市場秩序和買賣公平，在東西兩市均設有常平倉和平准署。

    “平准署是物價機構，國家通過它掌握市場上關於民生類商品的價格槓桿，通過政府買賣不斷調節著生產、流通、消費之間的關系，推動著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其他國家機構不能代替的作用。”杜文玉說。

    而常平倉的功能較平准署則更加具體。杜文玉說：“常平倉是國家用以調節糧價的糧庫。政府在市場以雄厚的糧食、食鹽儲備作為後盾，隨時用以平准糧價，從而進一步穩定市場物價，打擊囤積居奇的不法商人。”

    東市顧客多為達官顯貴文人墨客

    東西兩市分占長安城兩端，市場的經營經營種類是否相同呢?龔國強說：“根據史書記載唐代‘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勳貴’。諸州、藩鎮的駐京機構州邸或進奏院分布於東市附近，國子監和趕考的各地考生們也都在附近活動。因此，東市的客源較西市相比，達官顯貴應該更多。”

    有記載稱“當時東市由於靠近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周圍多達官顯貴住宅，故市中等奢侈品很多，這是它在商業上不同於西市的特點。”對此杜文玉的看法是：“唐朝時因為權貴多住在城東，因此東邊的地價和房價確實均高於城西，但東市是奢侈品交易中心的說法並沒有確切依據，不過有高等級商品在這裡出售是有可能的。”

    杜文玉說：“有可靠資料記載白居易當年就住在城東，至今還深深影響韓國的漢學家崔致遠也住在城東;而作為皇家座上客的李白很有可能也住在城東，因此城東當年不僅是達官顯貴的聚集地，也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故而東市有高等級貨物出售的說法也有存在的可能。”

    東西兩市搭建唐長安城商業格局

    當年的唐長安城百萬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應。根據前代都城將工商業店肆集中在固定地區的制度，唐長安城在外郭中的東西兩側設置了兩市。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於赓哲說：“東市與西市一樣，都是唐長安城的商業區，二者從功能定位上來說別無二致。

    東市和西市各在朱雀街兩側相同的位置，左右對稱，各處在皇城外的東南方和西南方，占地面積大致相等。東、西兩市搭建起了唐長安城的商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