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誠堂—馬上封侯

    徽州地處黃山腳下、新安江畔。境內群峰參天，山丘屏列，嶺谷交錯，有深山、低谷，也有盆地、平原，波流清沏，溪水回環，正是“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農田和莊園”，山靈水秀，好似一幅水墨畫，靈動、典雅，又不失韻味。

    古徽州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東漢時期。但“徽州”一名卻非生而有之，直到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宗方將自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已設置的歙州更名為徽州。自此，徽文化在此人間仙地積累沉澱，散發著醇厚的芳香。

    數典徽文化，集大成者非古民居者莫屬。徽州古代民居的建築雕刻藝術，作為徽文化的顯著部分，歷經數載風雨時至今日依然璀璨生輝。徽州古民居建築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磚、木、石雕刻，俗稱“徽州三雕”。可以說徽州三雕不僅是民居建築的組成部分，還是徽州獨特地域特征的反映，更是徽文化的折射。

    湯顯祖曾言“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徽州自古有“程朱阙裡，東南鄒魯”的美稱，不僅自然環境優美，更是詩禮昌達。可謂山靈水秀，人才輩出，徽商這一獨特的群體更是給徽文化的發展描上了濃濃的一筆。

    徽文化之斂

    從徽州古民居的雕飾上，我們看不到秦漢雕刻的雄健渾厚，也缺少盛唐藝術的恢弘氣勢，更多的是展現著宋元明清以來儒家文化中的“仁”、“孝”與程朱理學的“尊”、“卑”，是內斂、含蓄、文雅的藝術，強調著“寓教於美”的功能性。比較典型的如建於清道光年間志誠堂天井兩側的十六扇木雕格扇門：其頂部雕刻著表孝道的“二十四孝圖”；下半截裙板處雕刻著“羲之愛鵝”、“太白醉酒”、“竹林七賢”、“蘇武牧羊”等民間傳說及歷史故事；最有名的莫過於天井東側的“陶淵明歸隱圖”，畫面中陶淵明斜靠亭下，怡然暢飲，更有趣的是如荷葉般的飲酒器，巨大的荷葉邊立一少年持著酒壺向內微微傾酒，放在小桌上不予理睬的官帽、羽扇，無不表現著陶翁的道家修養，縱情山水，怡然自得。這也隱喻了主人盧邦燮的追求，傳聞盧邦燮又名盧百萬，家資雄厚，曾經身歷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對世事感觸頗深。在其居所中不僅有隱士的題材，同樣有寒窗苦讀的題材，一塊木雕腰板上雕刻著一位書生騎馬趕考在橋邊遇一猴的故事，寓意著“馬上封侯”，隱喻著主人的求仕。可以推測盧邦燮仕途艱辛不得不退而歸隱的矛盾心理。享有木雕藝術殿堂美譽的胡氏宗祠亦是程朱理學的讀本，該祠堂為明代戶部尚書胡富、兵部尚書胡宗憲的族祠，亦是大商人胡雪巖、文豪胡適的故裡。在祠堂的正廳雕刻著栩栩如生的百鹿圖。畫面中湖光山色，松柏林立，草長莺飛，靈動的鹿或在林間奔跑，或在溪邊徜徉，或是仰頭嘶鳴……母鹿臥地哺乳幼鹿的畫面更是在大自然裡滿溢了人性的關懷。鹿是純善之獸，道教中的仙地淨樂國便以傳說中的麇國為基礎。在祠堂正廳雕刻百鹿圖無疑寄托著族人渴望活著的人生活閒適、自由，與世無爭；已逝的先祖在淨樂國生活無憂無慮。

    “物必飾圖，圖必有意”，徽州古民居內，雕刻無所不在，同樣寓意無所不在。無論是人物故事，還是象征吉祥如意的動植物、器物等；無論是戲曲故事、宗教神話、民俗傳說，還是蝙蝠鹿獸、龍獅動物，松柏翠竹、荷花博古、如意菱紋，均表達了古徽州居民的審美趣味、道德觀念及理想追求，是優秀的工匠們將徽州的禮制文化與徽商的審美情趣加以完美結合的產物。

    徽州古建築用材頗為講究，木材選用名貴的柏木、銀杏、紅木，刻意保持其原本紋理的清晰和本色的自然天成；磚則是選用精細的河道沖積泥土，人工淘去雜質，燒成磚塊後還要經水磨平，可謂源於水而成於水；石更是選用當地的優質石材，青石、麻石、茶園石，根據石質的特征運用在適當的構件中。一切人工雕飾均在材料本色上操就，保留著材料天然的色澤紋理，充分展現材料自身的質樸之美。這正是道法自然的體現，可謂“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徽州自古地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勝之策”。徽商雖在經營上獲取了巨額的收益，但是他們的骨子裡依舊深刻著儒道釋的烙印，渴求著儒雅之士的氣質和風度。在尊孺崇仕、重農抑商的時代，徽商難以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社會地位。徽商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得了巨額的財富，卻不能恣意的花費或投資，很多時候被宗族勢力脅迫將自己的勞動成果帶回家鄉投入與自己並無利益關系的所在，如修祠堂、辦學堂、購祖田等，徽商清楚的明白所謂的榮歸故裡並不能提升自己商人的地位，實質是封建宗法的強取豪奪。即使可以用大量的黃金白銀捐一個小官，但商人的身份還是不被承認的。甚至可以說徽商在當時的社會看不到自我的前途，而道教無疑是舒緩內心壓力最好的良藥。

    徽文化之放

    “民居其外，官邸其中”是對徽州古民居最好的诠釋。徽商擁有巨額的財富，但鑒於封建等級制度的嚴格限制，富麗堂皇的居所顯然難以實現，但睿智的徽商給予他人一個民居的外表，卻在居所的內部極盡奢華的鋪灑著自己的金銀，無論木雕、磚雕，還是石雕，無不選擇最優質的材料，經由重重繁瑣細致的工序雕造，能工巧匠更是多多益善，很多畫家亦參與其中，明代尚且以簡約、質樸為上，至清代，商賈間相互攀比，雕刻極盡繁瑣、細膩。典型的如通景額坊，在統一的平面上雕刻了七八層甚至更多的縱深空間，淺、深浮雕，镂空，半圓雕，極盡所能。自然風光、戲曲故事、吉祥圖案、民俗傳說，工匠以刀代筆在建築內描繪著主人的追求，展示著主人的財富。

    徽商貴稱“儒商”，但商人的身份難以改變，社會地位的低下嚴重刺激著這一高收入群體，發洩憤懑者莫過“商字枋”。

    位於宏村上水圳中段的承志堂是清末鹽商汪定貴的住宅，汪定貴在經商發財之後曾捐了個“五品同知”的官銜，頗為得意，特在前廳增設了一道具有官家威嚴的中門，但這個中門一般只有在喜慶日子或達官貴人光臨時才打開，普通客人只能從中門兩側的邊門入內。這兩個邊門上方木雕造型呈錢幣圖案，整體構成“商”字的外輪廓，而人從門下走就作為“口”完整了“商”字，表達著人人都得從商下過。其次在徽州古民居內八仙圖比比皆是，也是徽商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為自我商人身份的控訴。

    建築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份，建築裝飾在給人帶來情感上的審美愉悅外，更是傳遞著地域性的歷史文化信息，也昭示著一個時代的社會人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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