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東側的老郵局和大清門　  北京有著悠久的歷史，3000余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古城又揭開了北京作為城市發展歷史的序幕。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薊、燕、前燕、大燕、遼、金、元，這些方國或政權都在這裡建城立都。以後的明、清兩朝的都城都立於此。

    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留存的大量古代建築，用生動具體的形象書寫著這個城市的歷史。

    現存的明清北京城7.8公裡的中軸線以及所組成的城市對稱格局，金碧輝煌的宮殿群以及圍繞著它所形成的不同的建築結構、建築色調，構成了和諧統一的景觀。“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的理念通過這些建築體現得淋漓盡致。 

    演講者小傳

    譚烈飛，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副巡視員兼研究室主任，編審，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社科“十一五”規劃歷史學科專家組成員。

    ■演講者：譚烈飛

    ■演講時間：2009年10月

    ■演講地點：周末社區講堂

    ■演講話題：古代北京城市的獨特魅力

    ■主辦單位：北京市社科聯

    ■專家講述古代北京城市建設與規劃遵循的理念

    ■北京的城市對稱格局宮殿群以及圍繞著它所形成的不同的建築結構、建築色調，構成了和諧統一的景觀

    ■“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的理念通過這些建築體現得淋漓盡致 

    人與自然 

    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城市布局的基礎 

    水利建設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協調

    古代城市的出現是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礎之上的。從北京城市的起源來看，最原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原始城址的選定，依賴於自然環境與人的相處程度，地形的因素、地表水的因素，這些是不是適合人的聚落生存。

    北京處於太行山脈、燕山山脈和華北平原三者交會之地，東南距渤海約150公裡。古人形容它，“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春明夢余錄》)古代是聯系中原地區與西北、東北地區，以及中原農耕區與北方游牧區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

    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除了體現在獨特的地理環境基礎上之外，還體現在多民族人口在這裡集結，形成與自然和諧的特殊關系。

    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多民族共同休養生息密不可分使其地位不斷提高，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過程中，逐步加大利用自然的能力，創造了更高層次的和諧關系，如：三國時期鎮北將軍劉靖、樊晨駐守薊城興建渠道導水入高粱河灌溉農田萬頃。隋朝時期，盡管隋炀帝的主旨不是為民造福，但是客觀上，開永濟渠，使京杭大運河直抵薊城，成為城市地位提高的重要地理因素。盡管，遼為契丹人所建，金為女真人所建，元為蒙古人所建，清始創於滿族人之手，北京地區戰事時有發生，但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華大家庭多民族的融化、融合在這裡得到了加速發展。

    其實，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也是古代城市追求的目標。古代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協調。北京歷史上對城市的水域、河流進行了無數次的治理，金代將蓮花池水引入金都城內，建成了優美的同樂園。元大都在規劃中，以今北海為中心建大都城，將積水潭圈入大都城內，對這一地區的水道系統、湖泊進行了通盤考慮，通常說的五處海子得以恰當利用，對城內調節空氣、居住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元、明、清都曾引永定河水、玉泉山水以及西山一代的泉水入城，除供應宮廷外，還用來完善城市的供水、排水系統，使古代的北京城，水量豐沛，環境宜人，舊的典籍中記載有：城西北玉泉山、萬泉莊等地“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勝數”。“(南苑一帶)，七十二泉長不竭，御溝春暖自涓涓”。 

    城市布局 

    “天人合一”成為城市建築布局及設計的理念 

    把湖光山色納入城市布局的核心是傳統設計思想的突破

    如今我們看到的明清時期的北京城所有留下來的宮殿建築群、城垣遺址，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忽必烈率元軍占領金中都後，一直住在燕京近郊的瓊華島廣寒殿，直到元至元八年(1271)劉秉忠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時，也就是新建大都宮室完成之後，忽必烈才從瓊華島移往大都城內新宮，當時瓊華島已改名為“萬歲山”，由此可以推想，忽必烈來自蒙古高原，對於瓊華島上的山水景色，必多眷戀。

    忽必烈雖然來自蒙古高原，可是長時期受漢族親信如劉秉忠、張文謙等人的影響，接受了中原王朝關於國都建設的傳統，在元大都城的規劃設計中也充分地顯示出來。在元大都的設計過程中，主要的設計者劉秉忠秉承了儒家的思想，按照《周禮·考工記》對都城的設計理念，“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同時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使“天人合一”的思想與儒家思想在大都城的建設規劃中得以充分體現：

    ——中原五朝歷代國都的建設，根據“面南而王”的傳統，宮廷所在，必然面向南方，並以位居城市的中央，大都城的規劃設計,就首先選擇了積水潭東北岸上預定為全城中心的一點，立“中心台”又建“中心閣”。

    ——從“中心台”向南，緊傍積水潭東岸，垂直南下，形成設計上的“中軸線”，在此中軸線上，又緊傍太液池的東岸，建造宮城“大內”，即後來所謂“紫禁城”，城內南為前朝大明殿，北為後廷延春閣。

    ——與宮城隔湖相望，另建隆福宮，為太子所居，這一布局的結果，是太液池北部的萬歲山(瓊華島)與東岸的宮城大內和西岸的隆福宮，鼎足而三，布局穩定和諧，又富有山光水色，規模宏偉，為歷來宮城設計所未有，實屬一重大發展。

    ——中心台迤西之南北大街上，南北分建鼓樓與鐘樓，晨鐘暮鼓，為全城報時之所。

    有關大都城規劃設計最顯著的特點是，既有所因襲，又大有創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把湖光山色，納入城市布局的核心這是傳統設計思想的突破，其起點，可能與忽必烈個人流連於瓊華島上的水上景色有關。

    元大都城市的建築在對稱式的城池中建設，以後的明清北京城，基本上沿襲了這種建設格局。整個城市等級森嚴，分為內城、皇城、宮城，全城以中軸線為中心，形成北京城的脊柱，城市的中心是金碧輝煌的皇宮建築，西側有三海組成的宮苑，以它的特有景觀和妩媚調劑了中軸線的單一，宮殿四周是井然有序的街道和胡同，胡同的布局均在大街兩側，居民在胡同居住，安寧祥和。

    到了明清時期，明清北京城市規劃的基本特征在平面布局上，發生變化。明初北京城縮減了居民稀少的北部城區，將元大都北牆向南移動了五裡，建立了新的北牆，位置在今天安定門和德勝門一線。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修築了拱衛南郊的外羅成，原計劃於內城四面皆築外城，後因財力不濟而沒有其他三面的外城。至此，北京城的平面設計和布局，在明代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整合城市總體上向南移動，而且內、外城的城牆一起構成了一個“凸”字形。盡管發生了這些變化，但是體現王權的中軸線以及位於中軸線上的重要宮廷建築卻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亦然以威嚴的姿態顯示著至高無上的皇權。

    清代在北京城的平面設計上，基本上沿襲了明代北京城的格局，沒有作多大的變動。      

    建築理念

    皇家宮殿盡顯“九五之尊” 

    皇宮大門的門釘橫豎是9個，百官的大門則依次遞減

    在封建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得到充分的體現的最直接表現形式，就是封建的統治秩序。作為封建帝王之都，城市的核心是帝王，所有的建築形式都體現在帝王的君權神授，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之上的。城市建築的各個方面，包括建築形式、建築布局、建築色彩，都通過“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得到充分體現，這些都是在城市建設之前規定，但是通過自然界的客觀事物加以展現的，同時，又利用長期的封建統治思想的、精神的東西加以灌輸，成為城市的主導意識。

    在具體的建築個體來看，無論是建築結構、建築裝飾都在體現著秩序和和諧的理念，皇帝、王公、百官、士庶的建築大小、裝飾物的選擇，等級森嚴。

    皇宮的建築結構要求體現“九五之尊”。中國古代把數字分為陽數和陰數，奇數為陽，偶數為陰。陽數中九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權威，稱之為“九五之尊”。紫禁城中的建築多以“九”和“五”來體現“九五之尊”，排列在故宮中軸線上的皇帝直接使用的宮殿、宮門幾乎都是無一例外的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天安門是皇城的正門，天安門城樓其城台設五個門洞，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午門是紫禁城的正門，城樓上的正殿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午門正殿與四個角的方亭，又稱“五鳳樓”；太和門前赫然是五座金水橋。在故宮的建築中，暗含“九”、“五”這兩個數字的還有九龍壁，正面雕龍九條，正中的脊也是九龍在脊，底殿頂為五條龍脊，琉璃門拱用的龍紋墊板共“九五”四十五塊，整個九龍壁面，則由270塊組成。依然是九的倍數。就連宮殿據角上的琉璃小獸裝飾，其最高規格的宮殿也是用9個。

    整個京城在細小結構上，也在顯示著皇權的至高無上。皇宮大門的門釘橫豎是9個，成為定數，而王府百官的大門則按照所處的地位依次遞減，其他的規定也很明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公侯伯前廳中堂後堂各七間，門屋三間，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拱檐桷彩色繪飾，門窗枋柱俱用黑漆油飾。一品二品廳堂各七間，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拱、檐桷青碧繪飾，門屋三間，門用綠油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與二品同，但門用黑油擺錫環。六至九品，廳堂各三間，梁棟止用粉青刷飾，正門一間，用黑油鐵環……庶民房屋，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及彩色裝飾。”由高而低等級分明，可以領略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

    而這種等級制度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保持著比較穩定的狀態，朝代可以更替，而這種等級制度卻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穩定地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