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所以能夠稱霸，恐怕跟精良的兵器和那時的民風有很大的關系。南宋時，北方士人大量南遷再一次帶來了北方文化，這是蘇州歷史上第三次南北文化大融合。這次融合無比重要，自此以後，蘇州一改好劍尚武的風俗，成為了全國文化的中心。作為文人的蘇州開始崛起。

　　在清代人的筆記中，曾記載學者汪琬所言：蘇州土產只兩樣，一是梨園子弟，另一樣為“狀元”。據統計，明清時狀元中，蘇州狀元占17%，狀元之多全國第一。這龐大的文人士大夫隊伍，可以說是蘇州作為傳統文人淵薮的一個重要佐證。

　　烏鵲橋是蘇州一座古橋，據說建城之初，此處有吳王烏鵲館，橋因館而得名。白居易曾多次吟唱過這橋。而最著名的寒山寺，那裡因詩僧寒山在此修行而得名，也形成寒山寺詩文儒雅、觀物識性的獨特傳統。寒山寺的出名，要感謝《楓橋夜泊》的作者張繼。

       
其實，蘇州何止一個寒山寺所能概括。

　　白居易寫蘇州，“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何止白居易，還有很多詩人在蘇州留下詩句。像唐朝的韋應物、劉禹錫，他們和白居易一樣，都做過蘇州刺史，這三人都是大詩人。韋應物更被稱作“韋蘇州”。所謂“蘇州刺史例能詩”，這是不錯的。

　　車前子說，“以前的詩人，不來蘇州蕩，不寫蘇州詩，就算不上出道，杜甫沒來過蘇州，著急啊，湊出一句‘門泊東吳萬裡船’後，心情方好起來。”

　　蘇州為全國貢獻出眾多文人士子，他們是全國的榜樣：像明代宰相申時行、王錫爵和清末的翁同龢。影響更為深遠的，則是另外的人物。他們是貧士，是鄉紳，風流倜傥，與世無爭。這些民間的皎皎者，如唐寅、祝枝山、馮夢龍以及文征明等，成為中國繪畫和文學的傳道者和開拓者。這些才華橫溢的文士幾乎都是科舉考試的落榜者。

　　明代文學家、戲曲家馮夢龍從小好讀書，但屢試不中。他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頗感興趣，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並寫下最著名的言情小說《三言》，這是最早期中國白話小說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文學批評家金聖歎是蘇州人，也是狂放不羁的角色。他能文善詩，因歲試作文怪誕而被黜革，後應科試。改稱金人瑞考第一，但又絕意仕進，只以讀書著述為樂。後因蘇州“哭廟案”被囚，被判處斬刑。

　　蘇州還有位文人叫范成大，與楊萬裡、陸游、尤袤合稱“南宋四大詩人”。他在很多方面像他的前輩范仲淹。後因仕途不順辭官，賦閒在蘇州石湖辟范村的范成大樂得自在，他賞梅、詠梅、記梅，可謂是梅的知音，並寫下了一部梅的專著：《梅譜》。這是中國第一本梅花專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梅花專著。

　　沈復也是蘇州人。他在《浮生六記》中回憶了自己的妻子芸娘，也為中國文學貢獻了一個美的女性人物。她也是蘇州女人。林語堂說：“我在這兩位無猜的夫婦的簡樸生活中，看他們追求美麗，看他們窮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折磨，受奸佞小人的欺負，同時一意求浮生半日閒的清福，卻又怕遭神明的忌妒……兩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並沒有特殊的建樹，只是欣愛宇宙間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心友過他們恬淡自適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樂。”

　　蘇州，因此而與一切城市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