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開展對孟加拉國毗诃羅普爾佛教遺址的保護，在該項目中方發掘領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柴煥波和同事們心目中，是頭等大事。   　　當地雨水多、濕度大。大面積發掘後，如不及時進行保護，將對遺址本體不利。中孟雙方正在密切聯絡、協調，今後的考古發掘在很大程度上將配合遺址保護和展示的需要。   　　毗诃羅普爾佛教遺址等的發掘和研究，堪稱正在扎實推進、開花結果的中國考古“走出去”的縮影。   　　十年辛苦 收獲頗豐   　　中國考古“走出去”，是在國力不斷增強和國內考古在研究水平、技術手段等方面日趨成熟、影響力不斷提升背景下進行的。十年間，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步履堅實、穩健，亞洲蒙古高原、中美洲熱帶雨林、非洲海濱等地的眾多遺址，均出現了中國學者的身影。中國考古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的形象，日益受到國際同行的關注和認可。   　　作為中國考古“走出去”的主力軍，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項目“瑪雅文明中心——科潘遺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和發現，許多成果通過本報傳播和公布，產生了廣泛影響。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亞考古隊，對位於費爾干納盆地的烏茲別克斯坦的明鐵佩遺址進行了第四次發掘，初步確認了城內道路系統，對與城址有關的自然環境等有了新的認識。繼明鐵佩遺址、科潘遺址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赴文明古國埃及開展考古和文保合作。   　　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帶領下，該校肯尼亞考古隊多次前往肯尼亞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工作，在探尋東非馬林迪王國、尋找鄭和船隊遺跡乃至還原中國與東非文化交流史等方面收獲頗豐。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是開展境外合作考古的國內第一家。自2005年起，該所與蒙古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實施了“蒙古國境內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研究合作項目”。至2015年，中蒙聯合考古隊總行程2.3萬多公裡，對蒙古國境內12個省市60多個蘇木進行了調查，共調查各類遺址150多處，時代涵蓋了自石器時代到清代的多個時期，總發掘面積約1.2萬平方米。   　　中國和蒙古國學者的十年合作，令國際同行了解到中國考古的實力：蒙古高原上發現的第一座能夠確認為柔然時期的古代墓葬、蒙古國境內發現的第一座壁畫墓、回鹘人類學資料、布局嚴整的清代兵營遺址等紛紛“現身”。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永志介紹，中蒙聯合考古隊合作編寫的《蒙古國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報告》等報告陸續推出，標志著中蒙合作考古項目邁上了一個新台階。該項目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前提和理論上的支撐，是國家向北向西開放的文化名片。   　　跨越千年 追本溯源   　　1042年，阿底峽尊者（982—1054，現孟加拉國達卡附近人）在古格國王的迎請下到達西藏，對藏傳佛教“後弘期”影響深遠。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阿底峽尊者的部分靈骨，被迎請回國供奉。今天，在阿底峽尊者的出生地毗诃羅普爾佛教遺址，兩國文化交流和友誼的新篇章正在續寫。   　　毗诃羅普爾佛教遺址中孟聯合發掘項目，受到了我國各級政府和文物部門的重視，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國駐孟大使館都為考古發掘提供了資金支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任中方隊長。在孟加拉國，中國學者挖下了南亞次大陸考古的“第一鋤頭”，每名隊員都深感機會非常難得，除了吃飯、睡覺，剩下的全部時間都撲在工作上；每天在工地的時間超過10個小時，沒有午睡，收工後疲憊得一回考古營地“倒頭就睡”。在雨季的文物整理階段，營地沒有空調，大熱天還時常停水停電，蚊蟲叮咬更是常事。但他們沒有一句怨言，懷著虔誠之心開展項目，如期完成每項計劃。   　　毗诃羅普爾佛教遺址發掘項目所取得的成果比設想的還出乎意料。十幾年前，柴煥波曾研究西藏寺廟建築的淵源，但苦於找不到相關的圖像對比資料，更不用說親手觸摸了。而有一天，它竟然出現在自己的手鏟之下：一座“十字形”中心聖地建築的發現，讓破解西藏考古、藏學研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的“鑰匙”重見天日。   　　目前，由中國援建的阿底峽紀念堂即將竣工，它將與正在發掘的考古遺址連成一體，成為孟加拉國一處重要的人文勝景。柴煥波表示，該遺址完全有條件建成國家遺址公園、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對於促進中孟兩國的文化交流等頗有意義。   　　培養人才 知己知彼   　　中國考古“走出去”，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中的組成部分，對於促進人文合作與文化交流、加強與各國的友誼和互信、提升我國的國家形象等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在絲綢之路沿線開展工作，將再現燦爛的篇章，激發美好的回憶，共同推動當前的“一帶一路”建設；加強古老文明比較，將深化對於文明起源和發展等重要問題的理解，增進文明古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不過，目前中國考古“走出去”，仍處於自發分散、缺乏頂層設計的狀態，在人才培養、經費支持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都需做足文章。多位從事境外考古的學者稱，目前主要還是各家機構出錢出力，亟待得到經費和政策上的支持。此外，做好境外考古工作的一大障礙是缺乏了解當地歷史、文化和語言的人才。把握當地歷史的來龍去脈、文化習俗的緣由和現狀，是科學地做好工作的前提，掌握當地的語言又是首要前提。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看來，境外考古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政治意識、國家戰略需要等深層次的因素始終貫穿其中。國家相關部門要有大思路，召集各方人士，共同討論、認真思考如何全方位地做好境外考古工作，做出正確決策，制定長遠規劃，抓好具體落實。中國考古“走出去”是一項長期戰略，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要有為國家長遠利益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思想准備。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