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學社測量的應縣木塔

      如同其他傳統手工業技藝，有關建築工程技術和裝飾藝術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在手工業時代也主要掌握在工匠手中。這種情況，中外概莫能外。作為傳統手工技藝的持有者，工匠們在每天的勞作中想的是如何改進、翻新這門技術，使自己做得更好，或者更省力。

      工業技術的出現，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崛起，使得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傳統城鎮逐漸轉型為現代工商業城市。工業化生產以及日益密切的商業往來，對建築物、街道等交通運輸系統、城市公共空間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們開始普遍關注如何改進和提高建築工程技術、機械技術以及交通運輸能力。這從根本上激發人們有意識地研究各種實踐技術的歷史，其中就包括建築。

      在這之前，人們大多傾心於年代久遠的古人類遺跡、古代城址和墓葬，並沒有意識到古代建築史學研究的必要性，當然也少有人自覺地想要成為一名建築師。作為一個公認的行業，建築師的職業化要一直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伴隨建築技術的現代工業化轉型得以完成。

      現代工業技術和工業化生產方式在中國起步比較晚，因而，中國的技術史研究大體上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受到早期歸國留學生的帶動才逐漸開始。此前，主要是歐美和日本學者從事這一研究活動。日本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由來已久。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民族工業和資本主義得到快速發展，在整理日本本國技術史的時候，很多方面都要追蹤到中國，建築史首當其沖。從二十世紀伊始到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他們幾乎遍尋中國各地追索中國古代建築源流，試圖為日本本土建築歷史提供線索。但是我們知道，宋以後中日之間海上交往逐漸減少，日本本土建築的營造技藝逐漸自成一體，此後更是在工程技術和風格特征方面，與中國明清時期建築、民居以及城鎮街道格局形成了較大差異。日本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因子的學習和傳承，因此基本上主要集中在中國唐宋時期。二十世紀中期先後來到中國進行古建築考察的日本人關注較多的，也是地面尚存的明清以前比較重要的單體建築遺產。竹島卓一，便是其中之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在日本出版了《營造法式之研究》，主要總結了日本關於中國宋以前建築的調查和研究成果。因此總體來看，日本人並不掌握中國明清時代的官式建築、民居和城鎮的發展狀況，也無法基於現存最多的明清建築文化遺產，對中國古代建築史進行完整上溯。這使得日本人早年從中國獲取的關於中國古代建築的考察資料和研究成果，相對於中國今天的古代建築研究而言已顯得十分有限。

      不過，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與繼承，是同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的。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特別是在國際廣泛交流的今天，城市化對各國傳統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壓力，我們正得以從此類文化傳播現象中，看到屬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如何在其他文化中得以傳承和表現。事實上，日本的存在為中國提供了諸多自我反觀的機會。日本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傳承，具有一種非常寶貴的整體性，兼顧了中國古代傳統生活方式中的多個方面，不僅僅是營造技術，與之同源的還有中國古代音樂理論、古樂演奏技藝、書法、禅宗和唐宋茶道等。這些重要元素共同勾勒出了中國古代傳統生活方式的一個縮影。元素之間的緊密聯系，既能夠很好地相互诠釋、彼此印證，同時也可以極大地擴充我們今天對歷史史實的全面了解，幫助我們建構起以中國古代建築為中心或載體的中國古代社會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得益於梁思成、劉敦桢等老一輩學者對中國古代建築營造技藝與文化的潛心研究，中國人自主進行的中國古建築考古以及古代建築史梳理，隨著技術史興起的社會浪潮逐漸取得了早期發展。通覽中國古代建築史和建築學理論研究的總體歷程，我們不難發現，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今，中國古代建築史學研究和理論探索，經歷了從無到有、從遺址考古到廣義建築學理論和人居環境科學理念的演進過程。以時間為線索大致可以分為前後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1949年以前；第二個時期，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第三個時期，自改革開放至今。正是這三個重要階段，不僅引領中國古代建築史學研究順利實現理論轉型與拓展，更從認識層面推動中國建築學一般理論研究逐步走向立足地方社會、立足民族文化傳統等主體文化因素的科學道路。

      一、主要歷程

      第一個時期：從20世紀30年代到1949年前

      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的起始階段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1949年以前，歷經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段最為艱苦的戰爭歲月。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營造學社，為迄今為止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奠定了異常寶貴的基礎。中國營造學社創建於1929年，是由朱啟钤私人集資創辦的致力於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學術機構。朱啟钤先生非常熱衷中國古代傳統工藝技術的研究，對古代建築更是情有獨鐘。但是，朱啟钤本人並不精通建築工程科學，古建研究主要通過歷史文獻，因此，1930年也就是學社創辦的第二年，朱啟钤專門聘請梁思成、劉敦桢兩位先生專門主持學社的專業研究工作。

      1930年至1937年，短短六年的時間裡，在梁思成和劉敦桢先生的主持下，學社成員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奔赴河北、山西、河南、山東、浙江、四川、雲南等省200個縣城，實地調查實測了一批已知的重要的中國古代建築。同時還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實測了一批新的重要古建築，比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榆次雨華宮北宋建築、易縣開元寺遼代建築等。在調查實測已知或新近發現的古代建築的同時，營造學社對照實物整理了宋《營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兩部官式建築專書。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看來，對這兩部專書所進行的整理和注釋工作都是極為重要的，為研究中國古代官式建築的歷史和營造原理打開了大門。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的重要基礎，除了對盡可能多的文物建築進行清查、實測，積累寶貴資料，同時，整理研究古代文獻之外，掌握科學的文物建築斷代方法也至關重要。通過對漢代建築、遼金建築以及唐宋佛塔的調查和測繪分析，營造學社積累下來的關於建築年代斷代的經驗和科學方法也一直被沿用和學習。

      （來源：中國文物信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