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副會長李先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梁林故居、蔣介石重慶行營等歷史建築以拆遷保護名義被拆，根源在於地方政府及企業存在重視政績及現實利益的功利思想，對傳統文化價值缺乏認識。他的觀點，其實提出了目前中國古民居保護方面存在的“三難”。一“難”，是個別地方政府或部門急於求成的政績觀與現實利益的功利思想;二“難”，是社會缺少相應的監督及懲罰機制;三“難”是整個社會輿論監督作用薄弱。我國每年新增青瓦建築已達世界總量的40%，位居各國之首。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中國古鎮、古村落遍布大小城鄉。近年，人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景象：一邊是轟轟作響的推土機，一邊是處境岌岌可危的古民居。古民居慘遭強拆的事例，屢見不鮮。即便是國家文保單位的名人故居，一樣難逃被拆的命運。

    “大拆大建”可謂當前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一大“特色”。這讓本來就得不到很好保護的古民居，處境越發艱難。但令筆者不解的是，面對古民居保護的“三難”，好像只有某些部門及專家學者在呼吁，古民居保護，好像成了某些部門及專家學者的“獨角戲”。日前也正式列入國家科技“十二五”計劃。這些信息，是否也向社會傳達一個信號：中國古民居保護正在成為我們全社會的文化自覺，眾多專家憂慮的“三難”，看來化解有望。化解古民居保護的“三難”背後的“兩難”，不少地方似已有良策。如浙江寧波慈城市政府在古民居保護方面，長期有保護性投入。政府部門注重以人為本，修復後的古建築，仍以民居為主，古城體現了“人在景中，景在人中”的獨特魅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為該市頒發了亞太區文物古跡保護獎。 對照“兩會”代表對中國古民居的倍加呵護，我們的社會回應，不僅茫然，而且麻木不仁。康先生故居稱“七樹堂”，曾題有匾額。眼下，匾額早已不知去向，古樹也枯死10年，至今無人問津。 中國古民居保護才會改變目前總是一個部門或專家學者們的“獨角戲”，而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大合唱”。目前，那些持續上演的“拆舊建新”、“毀真造假”的現象，也才會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青瓦故居周圍幾位“老北京”，仍急切盼望拆遷。他們說：“誰不喜歡住新房，干淨、整潔，敞亮、體面，還能得一筆可觀的拆遷費。”按說，老百姓這一要求並不過分。但顯然，古民居保護與關注民生，改善老百姓的住房條件，成了以上“三難”背後的真“兩難”。筆者並不想為某些領導、開發商在古民居保護方面負有的責任開脫。但試想，捧著“燙手山藥”，面對資金，工程進度以及“修舊如舊”的高成本，技術攻關等一堆難題，這事擱誰，是不是也要“嘬牙花子”(犯難)。 不僅需要我們在理論思想上呼吁全社會重視提升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更需要在實踐中摸索，化解其中遇到的很多實際矛盾和問題，如“三難”背後的“兩難”。讓這一“燙手山藥”變成“民心工程”，這才是推進中國古民居保護的科學方法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