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洛陽都城經濟與市場，20世紀50年代，閻文儒的《隋唐東都城的建築及其形勢》曾對東都洛陽的城市經濟狀況及其特點作了很好的分析，但很長一段時間，這方面的研究還很薄弱，專題性研究缺乏。某些經濟專史和通史體例論著涉及的洛陽都城經濟與市場的狀況，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劍農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研究》、傅築夫的《中國經濟史論叢》和《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相關專題研究逐漸增多。張玉石通過對東周時期洛陽金屬鑄幣的流通情況，分析了東周王朝危而不亡的原因，認為是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東周王室特殊的社會地位，促進了洛陽以金屬鑄幣廣泛流通為標志的商業經濟的繁榮，造就了古代洛陽自由貿易港的商業貿易中心地位，從而使之成為打破諸侯割據的封閉狀態、各國商貿往來、互通有無的政治中立區，多次避免了覆滅的命運。王珍的《東漢首都洛陽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認為，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奢侈性產品的大規模生產，是東漢洛陽城衰亡的一個原因。她在《略論北魏首都洛陽的工商業》中認為，北魏遷洛後，洛陽重新成為北方的商業和貿易中心，市場極為繁榮。但隨著統治階級對奢侈品的追求，其商業呈畸形發展之勢。張振玉則認為由於受地理條件、時代原因以及其本身所負擔特殊歷史任務的影響，洛陽城市經濟形成了自身的特點。工商業的發展始終擺脫不了封建制度的控制，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因素的難產和難以成長。馬厚生分析了《洛陽伽藍記·法雲寺》中的一個片斷《洛陽大市》，認為它是描寫當時洛陽商業區之一洛陽大市全貌的一幅生動畫卷，完整地再現了我國古代城市商業區的布局。隋唐洛陽都城經濟與市場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閻文儒認為隋唐洛陽城市的商品貨幣關系很發達，表明東都洛陽處於商品貨幣城市的狀態。宿白認為唐東都是工商業繁榮的城市。徐蘋芳的《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也是一部研究唐東都經濟的力作。陳有忠的《隋唐時期的洛陽商業》按照商業貿易的情況，將隋唐時期的洛陽商業劃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唐前期(606-755年)是洛陽商業繁榮期，後期(755-907年)是洛陽商業衰落期。吳濤的《盛唐時期的東都洛陽》和《唐“安史之亂”至五代時期的洛陽》兩文，對這一時期洛陽都城經濟與市場作了概略介紹，認為安史之亂時洛陽經濟正走向衰落，但因洛陽的都城地位，因而仍保持著大商業都市的地位。賈廣興的《龍門石窟群中的商業石窟》一文認為，唐貞觀初至武周時期洛陽商業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市內出現了商業組織“行”。宋金時期的論述相對較少。主要有吳濤的《北宋時期的洛陽》、周寶珠的《北宋時期的西京洛陽》等。近年來對古代洛陽市場的系統研究可以薛瑞澤所著《漢唐間河洛地區經濟研究》為代表。他在該書第五章《城市與商品流通》中，對漢唐間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的商業及商業市場做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與考證，認為洛陽市場的變遷經歷了五個歷史發展階段，即西周的發轫期、東周至西漢的發展期、東漢的興盛期、魏晉南北朝的徘徊期、隋唐的鼎盛期。屢毀屢建成為洛陽市場變遷的明顯特點，並認為洛陽市場的變化折射出中國商業發展的盛衰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