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是圍繞二裡頭遺址、偃師商城、周都成周與王城、漢魏洛陽城、隋唐東都城等五大都城遺址展開的,由於開展比較早,成果也相對較多。
二裡頭遺址。1959年徐旭生在偃師二裡頭村調查“夏墟”,發現了二裡頭遺址。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裡頭遺址的性質及其夏文化內涵方面,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掘、研究,二裡頭遺址為夏代都城遺址,已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認可。趙芝荃、陳旭、方新慶等進一步提出二裡頭遺址即為斟尋。隨著二裡頭遺址性質的基本解決,20世紀末以來,其形制與布局研究,逐漸引起注意。楊鴻勳的《宮殿考古通論》第三章對二裡頭遺址第1、2號宮殿進行了詳細的復原。張國碩的《夏商時代都城制度研究》是“迄今研究夏商時代都城制度最全面、最系統、最為深入的學術專著”,它用較大篇幅對二裡頭遺址進行了充分的論述,頗有新意。許宏等根據二裡頭遺址最近的考古發掘成果,對其聚落形態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由杜金鵬、許宏主編的《偃師二裡頭遺址研究》一書,收集了二裡頭遺址發現以來所有的調查與發掘簡報簡訊,並精選有關二裡頭遺址與二裡頭文化的論文40余篇,集中體現了目前有關二裡頭遺址與二裡頭文化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
偃師商城。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受考古發掘的限制,對偃師商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年代、性質及其與鄭州商城的關系諸問題上,對該商城的布局形制的研究較為薄弱。趙芝荃、徐殿魁的《河南偃師商城西亳說》,蔡運章、郭引強的《湯都西亳略論》,方酉生的《論偃師商城為湯都西亳》,安金槐、楊育彬的《偃師商城若干問題的再探討》等,根據考古發掘的文化遺物、墓葬、地層關系,同時依據文獻有關湯都西毫的記載,認為偃師商城的位置與西毫的地望相合,應為商湯所都的西亳城。上船,對此學術界在肯定偃師商城是早商都城的同時,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如桐宮說、陪都說。許順谌近年又提出偃師商城與鄭州商城同為早商的兩京。12列對偃師商城形制布局研究比較早的是賀業矩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他根據當時考古發掘材料和歷史文獻相結合,總結歸納了偃師商城規劃布局的7個要點。王學榮根據新近考古發掘成果,對偃師商城的形制、規劃布局、發展階段及其影響等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認為偃師商城布局建設的發展經歷了建城階段(小城階段)、擴城階段(繁盛階段)及中興時期三個大的階段。其“擇中立宮”即對稱性布局的嚴格、規整程度,在商代前期還屬特例。[踮’杜金鵬等則論述了新發現小城的形制、布局、年代、性質及其在都城制度史上的意義。[孫這方面的論文還有王學榮的《河南偃師商城第二號建築群遺址研究》、趙芝荃的《偃師商城建築概論——1983至1999年建築遺跡考古》、董琦的《偃師商城發展階段論》及《偃師商城布局剖析》、張立東的《偃師商城布局刍議》、徐昭峰的《從偃師商城始建時的布局設計看其性質》、杜金鵬的《偃師商城王宮池渠的發現及其源流》等。新近出版的《偃師商城遺址研究》一書,收錄了該遺址發掘20多年來全部發掘簡報及40余篇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偃師商城遺址研究的現狀。
周都洛邑。西周初年武王滅商之後即著手在洛陽興建東都洛邑。傳統觀點認為,周公營建的洛邑分為王城和成周兩個城邑。史為樂通過對成周的營建及其名稱變化的歷史考察,認為西周初年所營建的王城和成周實質上是一城,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周公所營洛邑即成周,西周的王城應在今洛陽王城遺址附近。[283葉萬松等則從考古學的角度,根據洛陽一帶發現的西周遺存分布,論證了洛邑一城說,提出洛邑城址可能在湟河兩岸。12鲴李民、曲英傑、楊朝明等也從不同的角度對傳統的兩城說提出了質疑,也認為周東都洛邑只有一座城,傳統說洛邑有兩座城是誤傳。”。糾1984年,考古學家在漢魏洛陽故城下發現的周代城牆,在今漢魏洛陽故城中部發現有始建年代不晚於西周中晚期的兩周城址,且地望又與許多文獻中記載周公所建的成周有關,因此被推測它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西周初年營建的成周城。看來,西周時期的洛邑究竟是一城還是兩城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洛邑作為與宗周並列的國都,在西周時期,兼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重要地位。楊寬的《西周初期東都成周的營建及其作用》、陳公柔的《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與王城》、杜勇的《周初東都成周的營建》、王晖的《周武王東都選址考辨》等,分析了洛邑的營建原因、過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關於洛邑規劃布局,先秦的古籍《考工記》記載了西周城邑制度,其中包含了對王城布局等的描述,現在一般認為,《考工記》的記載雖帶有一種理想模式,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對洛邑某些實際情況的反映。賀業矩的《(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評價。他還根據《逸周書·作雒》及《考工記·匠人》勾勒了西周王城的規劃概貌,並探討了它與王畿規劃的結合問題。楊寬從都城制度角度,分析了洛邑的規劃布局,認為周公在洛陽建設東都成周,其布局開創了西面小城連接東面大郭的制度。曲英傑從營建東都、東遷洛邑、王城城址和都城建制諸方面論述了周都洛邑的相關問題。13婦盧連成的《論商代西周都城形態》則探討了包括洛邑在內的商至西周時期都城形態的特點及其演變,研究的結論也頗有新意。石井宏明的《東周王朝研究》,從春秋時代人們的思維方式角度探討了東周王朝的王都問題,其視角獨特、新穎。
漢魏洛陽城。歷史上相繼有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定都於此,四代王朝相沿使用同一城址,時間長達330年,其間迭經建設,城市布局隨之發生了不少的變化。自1954年以來,考古學家對該城址進行了多次調查與發掘。王仲殊利用考古資料,對東漢洛陽城形制布局及其影響進行了綜合研究,並繪制了復原圖,是東漢洛陽考古的奠基之作。楊寬較早地研究了東漢洛陽城的性質,認為東漢洛陽城的布局雖然與西漢長安城有明顯的不同,但城的性質沒有改變,依然屬於內城性質。姜波依據東漢洛陽禮制建築考古資料,指出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目前已知將左祖右社納入都城規劃設計的最早實例。張鳴華對東漢南宮的位置及其與北魏都城布局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曹勝高認為東漢洛陽城參考了《考工記》的營國思想,東漢將明堂、辟雍、靈台作為洛陽的標志性建築即意味著東漢政治文化對禮樂教化的高度認同。糾潘民中考察了曹魏重建洛陽的三個階段。徐金星主編的《漢魏洛陽故城研究》一書,收錄了有關學者近50年來關於漢魏洛陽故城的考古調查、發掘簡報、報告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近百篇,集中體現了目前該領域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學者們普遍肯定了北魏遷洛後實行的漢化政策對城市規劃建設產生的影響,並充分肯定北魏洛陽城市規劃與建設的歷史地位。宿白以考古資料與文獻相對比,就北魏洛陽城的城牆位置、城內宮廷、太倉、衙署等建築及裡坊分配與管理、工商業區安排、佛寺設置等問題作了詳細探討,認為從北魏洛陽城郭城的設計可以看出,北魏“漢化”並不是簡單地恢復或模擬漢魏制度,而是加入了新因素後的一次發展。俞偉超認為漢魏洛陽城所示中軸線的萌芽和形成,是都城規劃的一次轉折性變化,表現出了從先秦城市向隋唐城市的轉變,並影響後代達千年之久。趙啟漢認為北魏時期的洛陽,上承東漢魏晉,下啟隋唐盛世。它不僅是北魏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也發揮了繼往開來的作用。段鵬琦認為洛陽漢魏故城經歷有三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最終在北魏實現了洛陽城市布局的一次歷史性轉變,就此,他還繪出了我國自己測繪的第一張比較可靠的實測圖。孟凡人認為北魏洛陽城市布局的重要特點是將外郭城居民區與內城宮苑、主要衙署隔開。外郭城作為北魏的新建築,形制上具有承上啟下的特點,而影響外郭城形制和布局的主要因素,是北魏遷洛後,在利用改造魏晉故城規劃新都市,主要從安置人口、控制居民、加強防御、活躍經濟等方面加以考慮的結果。駱子昕認為北魏洛陽城外郭城並非是兼括洛水南北兩岸,其形制基本上是個東西寬、南北窄的長方形,其范圍在邙山以南、洛水以北大約30平方公裡的地域之內。王铎、劉曙光也對洛陽外郭城及洛陽小城進行了研究。孟凡人從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討了6世紀前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區和前蘇聯中亞地區古代城市與北魏洛陽城等的關系,認為其形制淵源不能排除外界的影響。錢國祥根據北魏宮城正門阊阖門遺址的發掘,對洛陽城由漢代南北宮到曹魏單一宮城形制的演進提出了新的看法,復原了東漢洛陽南北宮平面及魏晉洛陽城平面布局。金大珍以洛陽城市風貌的視角,分析了北魏洛陽城城市規模、特點及其對城市風貌的影響。
隋唐東都城。20世紀50年代以來,隋唐東都城作為重點遺址,考古學者對之進行了長期的、大規模的勘察和發掘,結合歷代豐富的文獻資料,使我們對該城的平面布局、坊市形制、宮殿分布等均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閻文儒較早地探討了東都洛陽的形制及城垣建築和城門形狀,認為東都城把宮城、皇城設置在城中西北隅,並非是受到了外族的影響,而是由於自然地理北高南低的形勢和政治上防守便利的需要所致,從而導致了洛陽城的不對稱。宿白則認為這種布局是特意設計的,是為了下京城長安一等的做法。洛陽城的設計規劃“既影響了當時國內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響了一些地方政權甚至鄰近國家的都城建設”。董鑒泓認為建成的洛陽城,對最初的規劃者來說,只是個半成品,它本來應該和大興城一樣也是東西對稱或基本對稱,但因漢代河南縣城和洛河河床的存在,對稱布局才未完成。賀業矩則從城市規劃的角度,探討了隋唐洛陽城總體規劃和分區規劃中的若干問題,認為洛陽城的布局已經是東西對稱了。楊寬分析了洛陽城的“城”、“郭”布局和重大變化過程、原因及其與禮制的關系。[4陽王仲殊的《中國古代都城概說》、馬得志的《唐代長安與洛陽》和徐蘋芳的《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綜合了歷年考古發掘的成果,結合文獻資料,對古代長安、洛陽的城市形制、布局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曹爾琴也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洛陽從漢魏到隋唐的歷史城市變遷進行了綜合研究。辛德勇的《隋唐兩京叢考》在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考古發現及實地考察研究了長安、洛陽兩京城坊、宮阙建置等問題,糾正了前人許多不確切甚至是錯誤的看法。楊鴻年的《隋唐兩京考》從“城”、“市”、“街”、“坊”、“官府”等五個方面38個問題,對長安、洛陽進行了較廣泛深入的研究。其《隋唐宮廷建築考》則對隋唐宮廷建築作了詳盡的考察。姜波的《漢唐都城禮制建築研究》討論了這一時期禮制建築的建築結構、分布狀況、分布規律、祭祀對象等。傅熹年從建築學的角度探討了隋唐洛陽城的規劃手法,提出坊與宮城和皇城之間存在某種模數關系,是中國古代都城規劃中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洛陽城就規劃中模數運用而言,明顯比大興(長安)成熟。隨後,他又對這種規劃手法的象征意義進行了闡述,認為來源於皇權至上,象征皇權統率一切,化生一切。王維坤等分析歸納了隋唐洛陽城有關設計思想的五點主要體現。楊煥新的《試談唐東都洛陽宮的幾座主要殿址》、霍宏偉的《隋唐東都應天門建築略論》、王巖的《關於唐東都武則天明堂遺址的幾個問題》、姜波的《唐東都上陽宮考》、楊旭輝的《唐東都宮城正門考》對東都洛陽內部的一些職能建築進行了考察。程存潔的《唐代城市研究初篇》,就唐東都洛陽城市的歷史變遷、人口變遷、城市建制、坊裡問題等作了較系統的考察,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觀點。
宋代以洛陽為西京,金代又以洛陽為中京。近年來,在發掘隋唐洛陽城時,又發現宋代西京西城牆、宮城西牆、宮殿建築及衙署庭園遺址,顯示宋代洛陽城仍多有興作,維持相當程度的繁榮。楊煥新的《略論北宋西京洛陽宮的幾座殿址》分析了太極門、太極殿、天興殿、殿閣、東西長廊等夯土基址,認為宋代宮城中軸線上殿宇的位置與隋唐時期各殿的舊址已不盡相同,其正殿的起始位置,已由原來隋唐時位於洛陽城南北線的前三分之一處,改為二分之一處,這種加大正殿狹長空間序列的做法,在後代的都城建設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金代中京洛陽城研究成果很少。李永強的《金中京城東垣及相關問題淺析》根據考古發現,結合文獻記載,勾勒了該城的基本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