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唐以前建築的概括性論述，梁思成先生曾寫過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發表在1932年出版的《中國營造學匯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篇即本文，發表於1951出版的《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五期，比前文更有豐富與發展，時代也擴大到北朝至宋初。這裡是該文的節選。
　　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中國建築的主要特征
　　在討論敦煌所見的建築之先，我必須先簡略地敘述一下中國建築傳統的特征。
　　至遲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中國建築已肯定地形成了它的獨特的系統。在個別建築物的結構上，它是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的，即台基、屋身和屋頂。台基多用磚石砌成，但亦偶用木構。屋身立在台基之上，先立木柱，柱上安置梁和枋以承屋頂。屋頂多覆以瓦，但最初是用茅葺的。在較大較重要的建築物中，柱與梁相交接處多用斗栱為過渡部分。屋身的立柱及梁枋構成房屋的骨架，承托上面的重量;柱與柱之間，可按需要條件，或砌牆壁，或裝門窗，或完全開敞(如涼亭)，靈活地分配。
　　至於一所住宅、官署、宮殿或寺院，都是由若干座個別的主要建築物，如殿堂、廳捨、樓閣等，配合上附屬建築物，如廂耳、廊庑、院門、圍牆等，周繞聯系，中留空地為庭院，或若干相連的庭院。
　　這種庭院最初的形成無疑地是以保衛為主要目的的。這同一目的的表現由一所住宅貫徹到一整個城邑。隨著政治組織的發展，在城邑之內，統治階級能用軍隊或“警察”的武力鎮壓人民，實行所謂“法治”，於是在城邑之內，庭院的防御性逐漸減少，只藉以隔別內外，區劃公私(敦煌壁畫為這發展的步驟提供了演變中的例證)。例如漢代的未央宮、建章宮等，本身就是一個城，內分若干庭院;至宋以後，“宮”已縮小，相當於小組的庭院，位於皇宮之內，本身不必再有自己的防御設備了。北京的紫禁城，內分若干的“宮”，就是宋以後宮內有宮的一個沿革例子。在其他古代文化中，也都曾有過防御性的庭院，如在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就都有過。但在中國，我們掌握了庭院部署的優點，揚棄了它的防御性的部署，而保留它的美麗廊庑內心的寧靜，能供給居住者庭內“戶外生活”的特長，保存利用至今。
　　數千年來，中國建築的平面部署，除去少數因情形特殊而產生的例外外，莫不這樣以若干座木構骨架的建築物聯系而成庭院。這個中國建築的最基本特征同樣地應用於宗教建築和非宗教建築。我們由於敦煌壁畫得見佛教初期時情形，可以確切地說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建築在中國自始就沒有根本的區別。究其所以，大概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因為功用使然。佛教不像基督教或回教，很少有經常數十、百人集體祈禱或聽講的儀式。佛教是供養佛像的，是佛的“住宅”，這與古希臘羅馬的神廟相似。其次是因為最初的佛寺是由官署或住宅改建的。漢朝的官署多稱“寺”。傳說佛教初入中國後第一所佛寺是白馬寺，因西域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胪寺，遂將官署的鴻胪寺改名而成宗教的白馬寺。以後為佛教用的建築都稱寺，就是襲用了漢代官署之名。《洛陽伽藍記》記載：建中寺“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室”;“願會寺，中書捨人王翊捨宅所立也”等捨宅建寺的記載，不勝枚舉。佛寺、官署與住宅的建築，在佛教初入時基本上沒有區別，可以互相通用;一直到今天，大致仍然如此。
　　甘肅敦煌莫高窟
　　幾件關於魏唐木構建築形象的重要參考資料
　　我們對於唐末五代以上木構建築形象方面的知識是異常貧乏的。最古的圖像只有春秋銅器上極少見的一些圖畫。到了漢代，亦僅賴現存不多的石阙、石室和出土的明器、漆器。晉魏齊隋，主要是雲岡、天龍山、南北響堂山諸石窟的窟檐和浮雕，和朝鮮漢江流域的幾處陵墓，如所謂“天王地神冢”、“雙楹冢”等。到了唐代，磚塔雖漸多，但是如雲岡、天龍山、響堂諸山的窟檐卻沒有了，所賴主要史料就是敦煌壁畫。壁畫之外，僅有一座公元857年的佛殿和少數散見的資料，可供參考，作比較研究之用。
　　敦煌壁畫中，建築是最常見的題材之一種，因建築物最常用作變相和各種故事畫的背景。在中唐以後最典型的淨土變中，背景多由輝煌華麗的樓閣亭台組成。在較早的壁畫，如魏隋諸窟狹長橫幅的故事畫，以及中唐以後淨土變兩旁的小方格裡的故事畫中，所畫建築較為簡單，但大多是描畫當時生活與建築的關系的，供給我們另一方面可貴的資料。
　　與敦煌這類較簡單的建築可作比較的最好的一例是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物，洛陽出土的北魏寧懋墓石室。按寧懋墓志，這石室是公元529年所建。在石室的四面牆上，都刻出木構架的形狀，上有筒瓦屋頂;牆面內外都有陰刻的“壁畫”，亦有同樣式的房屋。檐下有顯著的人字形斗栱。這些特征都與敦煌壁畫所見簡單建築物極為相似。
　　屬於盛唐時代的一件罕貴參考資料是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西面門楣石上陰刻的佛殿圖。圖中柱、枋、斗栱、台基、椽檐、屋瓦，以及兩側的回廊，都用極精確的線條畫出。大雁塔建於唐武則天長安年間(公元701—704年)，以門楣石在工程上難以移動的位置和圖中所畫佛殿的樣式來推測(與後代建築和日本奈良時代的實物相比較)，門楣石當是八世紀初原物。由這幅圖中，我們可以得到比敦煌大多數變相圖又早約二百年的比較研究資料。
　　唐末木構實物，我們所知只有一處。1937年6月，中國營造學社的一個調查隊，是以第六一窟的“五台山圖”作為“旅行指南”，在南台外豆村附近“發現”了至今仍是國內已知的惟一的唐朝木建築——佛光寺的正殿。在那裡，我們不惟找到了一座唐代木構，而且殿內還有唐代的塑像、壁畫和題字。唐代的書、畫、塑、建，四種藝術，荟萃一殿，據作者所知，至今還是僅此一例。當時我們研究佛光寺，敦煌壁畫是我們比較對照的主要資料;現在返過來以敦煌為主題，則佛光寺正殿又是我們不可缺少的對照資料了。
　　在“發現”佛光寺唐代佛殿以前，我們對於唐代及以前木構建築在形象方面的認識，除去日本現存幾處飛鳥時代(公元552—645年)、奈良時代(公元645—784年)、平安前期(公元784—950年)模仿隋唐式的建築外，惟一的資料就是敦煌壁畫。自從國內佛光寺佛殿之“發現”，我們才確實地得到了一個唐末罕貴的實例;但是因為它只是一座屹立在後世改變了的建築環境中孤獨的佛殿，它雖使我們看見了唐代大木結構和細節處理的手法;而要了解唐代建築形象的全貌，則還得依賴敦煌壁畫所供給的豐富資料。更因為佛光寺正殿建於公元857年，與敦煌最大多數的淨土變相屬於同一時代。我們把它與壁畫中所描畫的建築對照可以知道畫中建築物是忠實描寫，才得以證明壁畫中資料之重要和可靠的程度。
　　四川大足縣北崖佛灣公元895年的唐末阿彌陀淨土變摩崖大龛以及樂山、夾江等縣千佛崖所見許多較小的淨土變摩崖龛也是與敦煌壁畫及其建築可作比較研究的寶貴資料。在這些龛中，我們看見了與敦煌壁畫變相圖完全相同的布局。在佛像背後，都表現出殿閣廊庑的背景，前面則有層層欄桿。這種石刻上“立體化”的壁畫，因為表現了同一題材的立體，便可做研究敦煌壁畫中建築物的極好參考。
　　其次可供參考的資料是古籍中的記載。從資料比較豐富的，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段成式《酉陽雜俎·寺塔記》、韓若虛《圖畫見聞志》等書中,我們也可以得到許多關於唐代佛寺和壁畫與建築關系的資料。由這三部書中，我們可以找到的建築類型頗多，如院、殿、堂、塔、閣、樓、中三門、廊等。這些類型的建築的形象，由敦煌壁畫中可以清楚地看見。我們也得以知道，這一切的建築物都可以有，而且大多有壁畫。畫的位置，不惟在牆壁上，簡直是無處不可以畫，題材也非常廣泛。如門外兩邊、殿內、廊下、殿窗間、塔內、門扇上、叉手下、柱上、檐額，乃至障日版、鉤欄，都可以畫。題材則有佛、菩薩，各種的淨土變、本行變、神鬼、山水、水族、孔雀、龍、鳳，辟邪，乃至如尉遲乙僧在長安奉恩寺所畫的“本國(於阗)王及諸親族次”，洛陽昭成寺楊廷光所畫的“西域圖記”等。由此得知，在古代建築中，不惟普遍地飾以壁畫，而且壁畫的位置和題材都是沒有限制的。
　　上述各項形象的和文字的資料，都是我們研究敦煌壁畫中，所描寫畫的建築，和若干窟外殘存的窟檐的重要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