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栱因有悠久歷史，故形制並不固定而是逐漸改的。由《營造法式》與《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兩書中就可看出宋清兩代的斗栱大致雖仍系統相承，但在權衡比例上就有極大差別——在斗栱本身上各部分各名件的比例有差別，例如栱之“高”(即法式所謂“廣”)，宋《營造法式》規定為十五分，而“材上加栔”(栔是兩層栱間用斗墊托部分的高度，其高六分)的“足材”，則廣二十一分;《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則足材高兩斗口(二十分)，栱(單材)高僅1.4斗口(十四分);而且在柱頭中線上用材時，宋式用單材，材與材間用斗墊托，而清式用足材“實拍”，其間不用斗。所以在斗栱結構本身，宋式呈豪放疏朗之相，而清式則緊湊局促。至於斗栱全組與建築物全部的比例，差別則更大了。因各個時代的斗栱顯著的各有它的特征，故在許多實地調查時，便也可根據斗栱之形制來鑒定建築物的年代，斗栱的重要在中國建築上如此。
　　“大木作”是由每一組斗栱的組織，到整個房架結構之規定，這是這部書所最注重的，也就是上邊所稱為我國木構建築的文法的。其他如“小木作”、“彩畫”等，其中各種名稱與做法，也就好像是文法中字匯語詞之應用及其性質之說明，所以我們實可以稱這兩部罕貴的術書做中國建築之兩部“文法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