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宋代古城牆證明湘江河道在過去幾百年裡大大變窄、華容洞庭湖邊發現重要史前城壕聚落……1月8日召開的湖南考古暨文物保護工程工作匯報會上，長沙宋明代古城牆、岳陽七星墩、臨澧古稻田、城步苗文石刻等許多考古發現，都在與會專家的介紹下揭開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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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宋明代古城牆
    地點：長沙潮宗街
    見證湘江幾百年來變遷
    匯報會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黃樸華透露了長沙最新考古成果：潮宗街發現的宋代和明代古城牆。潮宗街一工地發掘出土的明代和宋代城牆，給歷史文化名城長沙增添了有力證據。據介紹，牆體呈東北—西南走向，長120余米，以麻石條為基礎，兩側用青磚包邊，且明代城牆疊壓在宋代城牆的牆基之上，其中有一段還架設樹樁來穩固基礎。關於公眾關心的古城牆將原址保護還是遷移保護，黃樸華告訴記者，目前還在進行考古發掘，具體如何保護還未確定。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認為，發現的城牆證明宋明時期長沙臨河地段是有城牆的，有的地段甚至在臨水或靠近河漫灘的地方修建城牆，因而采取了打樁固基的辦法，這種做法和水上城市威尼斯的做法類似，是極為寶貴的城市建設史資料。宋代城牆上發現的刻有“忠義軍”字樣的城磚，是南宋時期抗金的珍貴史料。另外，古城牆見證了長沙城市與湘江河道的變遷，潮宗街自古以來就是一條通往湘江的老街，在宋代和明代，目前所發現的城牆之外就是湘江，這個地段距現在的湘江河岸有大約100米之遙，說明湘江現在大大變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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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七星墩遺址
    地點：岳陽華容縣大荊湖
    東洞庭湖居住條件媲美澧陽平原
    以往發現的環洞庭湖周邊的人類史前文化遺址，大多集中在澧陽平原，東洞庭湖周邊則較少。2011年，岳陽華容大荊湖地區的重要發現，改變了這一狀況。在第三次文物普查和2011年進行的大荊湖專項普查中，岳陽市文物處在大荊湖及周邊地區共發現32處古文化遺址，其中新石器時期遺址27處、東周遺跡5處。經初步觀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大荊湖一帶應該存在著一個大的古文化聚落群，七星墩遺址極有可能是這個遺址群的中心。
去年5月至7月，岳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七星墩遺址進行發掘，遺址文化堆積層較厚，有龐大的建築遺存，遺物非常豐富，表明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城池。特別是遺址上發現並清理了面積較大、紅燒土燒結面規整成片、柱洞排列極具規律的房屋基址；房屋基址內出土了沒有使用痕跡且數量較多的石器、紡輪以及象征權力的石钺；環遺址周邊的土墩有明顯的夯築痕跡。大荊湖一帶發現大量文化遺址，表明東洞庭湖地區遠古居住條件完全可以媲美澧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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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條頭崗遺址
    地點：常德臨澧縣佘市橋鎮
    切肉，用這個“石葉”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李意願博士介紹，條頭崗遺址距今年代與烏鴉山遺址相同，雖然發掘面積只有30平方米，但出土石制品相當豐富，共計出土各類石制品約6000件，包括石料、石錘、石核、類似石葉的長石片，表明了條頭崗遺址是一處石器制造場遺跡。湖南以往未曾發現過如此密集的石器分布，首次在我國南方出土大量用於割肉的類似石葉的長石片，說明當時人們的石器制作技術較以前更為成熟，為人們認識湖南地區舊石器晚期的石器工業增加了重要資料。
條頭崗遺址在時代上位於晚更新世時期，正好處在現代人在東亞出現這個關鍵時刻，為人們了解舊石器中期向晚期的過渡，以及現代人類在中國的出現和遷徙等提供了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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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杉龍崗遺址  
    地點：常德臨澧縣新安鎮
    疑似遠古水稻田 好戲在後頭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李意願介紹說，澧陽平原的杉龍崗遺址發掘出幾十粒八九千年前的炭化稻種後，近日又發掘出遠古時代的水稻田遺存。九千歲的“稻王”與疑似水稻田遺存、壕溝等多種遺存，集中展示了遠古時期的人類活動和生產生活，為研究澧陽平原早期農業形態和社會提供了重要資料。上個月疑似水稻田遺存樣本已送往北京大學進行檢測，其具體年代將在今年上半年鑒定出來。今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計劃按照去年發掘得到的線索，在更大的面積內發掘該遺址可能為水稻田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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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苗文石刻  
    地點：邵陽城步苗族自治縣丹口鎮
    神秘的苗文  神秘的祭祀
    “苗族曾有自己的文字，但自清朝乾隆年間對苗族起義進行鎮壓後，對苗文永久禁锢，清查銷毀，使苗文的使用流傳遭到毀滅性打擊，後來幾近消失。”邵陽市文物局副局長曾曉光介紹說，去年5月，城步在進行第三次文物普查復查時，在丹口鎮仙鵝村發現了三塊刻有似篆非篆、似漢字非漢字、還夾雜著部分符號文字的石刻。邵陽市文物局和城步苗族自治縣文物局組織專家對石刻上的文字和少量古苗文文字資料對比分析，確認這三塊大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傳已久的苗文，而此前省內很少發現苗文石刻。
    曾曉光告訴記者，發現這三塊苗文石刻的仙鵝村處於歷次城步苗民起義的核心地帶，距苗民起義軍領袖李天保設在龍家溪的老營僅一山之隔，距今綏寧黃桑坪上堡苗王古國金銮殿遺址約十幾公裡。雖然專家一時難以完全破譯出三塊苗文石刻的意思，但結合發現位置以及苗民在重要活動中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地形地貌自然環境分析，這三塊苗文石刻的年代是清代，應該是苗民或苗民起義軍在某些重大事件或宗教活動中向西面對觀音山祭祀的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