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宗祠與現代民居比鄰共存，已成廣州城中村一景，雖然看上去不那麼“陽春白雪”，卻更有著濃濃的人情味。

　　“未有河南，先有瀝滘”，這句俗語道出了瀝滘村這座有800年歷史的古村在廣州的地位。按照廣州博物館一位從事了30多年文保工作的老專家崔志民的說法，這已經是廣州僅存的擁有豐富文化底蘊和比較完整歷史遺存的城中村了。

　　在梁思成林徽因、重慶蔣介石行營分別遭遇“保護性拆除”後，廣州海珠區公示的瀝滘村城中村改造方案中，一些宗祠再度面臨“保護性遷建”的命運。那些尚未掛上“文物”標識的建築，是否也會面臨著如同梁林故居一樣的命運？

　　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城中村改造已經勢在必行，但這個城市的歷史記憶與遺存我們也不忍丟棄，這“拆”與“建”的兩難問題已然成為擺在廣州，甚至每座高速發展城市面前的難題。是否真的必須要有一個取捨？還是在這兩個看似悖論的選項之間能實現共贏？南方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多位文物保護專家。

　　“未有河南，先有瀝滘”，這句俗語道出了瀝滘村這座有800年歷史的古村對於廣州的地位。而如果放在當下聲勢浩大的“城中村改造”大背景下，這座古村顯得有些“遺世獨立”，按照廣州博物館一位從事了30多年文保工作的老專家崔志民的說法，這已經是廣州僅存的擁有豐富文化底蘊和比較完整歷史遺存的城中村了。“你還能數出哪個嗎？”他有些悲哀地反問記者。

　　然而，這座“最後的城中村”最終也逃不過改造的命運。按照目前公示的規劃，村中的13座祠堂中除了衛氏大宗祠、御史衛公祠、石崖衛公祠、志宇衛公祠和心和衛公祠因屬於市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將得到原址保護外，其他宗祠可能面臨“保護性遷建”，即原磚原瓦拆除並異地重建。

　　對於“保護性遷建”這個說法，崔志民說，除了國家重大工程，如三峽大壩因為水淹不得不拆除文物在異地重建外，所謂保護性拆遷、拆建、遷建的說法都不成立，“都是騙人的，即使用原來的材料，也不可能還原當時的建築技術、形式和手法，而且文物的價值和周圍的環境空間密切相關，是千百年以後人們考古的依據，如果僅僅是在建築意義上重建，那只能是仿制品。”崔志民激動地說，當時獵德村改造時，開發商也跟村民說會重建宗祠，“最後我們去看，半塊原來的東西都沒有，完全沒有了文物價值，我們不能重復那樣的悲劇了！”

　　對於瀝滘村來說，“悲劇”已經在上演。2009年初，一座明末清初的瀝滘祠堂被開發商夷為平地。“當時這個祠堂已經登記成為文物，只是還沒有掛牌，我專門告訴開發商‘這是文物，不能拆’，文物部門也出具了文件，但就在第二天凌晨4時，這些人就偷偷地把祠堂拆了。”崔志民說，現在從登記到掛牌“走程序”的時間過長給了許多強拆一個借口。“當時開發商的理由就是不知道是文物，最後賠300萬給瀝滘村了事。你又有什麼辦法？”

　　“他們鑽了法律的空子，沒掛牌的文物就算拆了也可以推說不知道，《文物法》也奈何不了。”崔志民說，目前對於這種破壞不可移動文物的行為並沒有更加嚴厲的懲罰措施，大多都是賠錢。廣州大學嶺南建築研究所教授湯國華也認為，處罰過輕是目前私自強拆猖獗的原因之一，“不要談刑事處罰了，就連行政拘留都沒有。如果有這一項，開發商也就不敢隨意去碰了。”在湯國華看來，國內的文化保護法規在處罰程度上還有待加強。

　　村民寧願看著百年祠堂倒塌

　［就算修好了，到時候不還是被拆？還不如讓它塌掉。］

　　“當時祠堂被拆後，許多海外僑胞回來都在哭。”崔志民說，廣州人的宗族意識很強，這讓古宗祠的保護有一個很好的基礎，“許多村民願意捐錢修復祠堂。”但城中村改造讓村民的這種願望變成了一種恐懼。“有些村民本來商量著一起出錢維修一下已經破敗的祠堂，但聽說要城中村改造了，計劃就擱淺了。他們說：‘就算修好了，到時候還是被拆，還不如讓它塌掉。’”談起這件事，崔志民說自己永遠忘不了眼睜睜看著宗祠倒塌的一幕。

　　境況更加堪憂的是瀝滘村中的民居，如果說宗祠還承載了村民們一種古老的信仰和儀式感，那麼民居則成了徹底的“雞肋”，一些民居長期無人打理，“鐵將軍”把門，村裡的老人告訴記者，屋主早就出國，不在這裡住了。在這次公示的城中村改造方案裡，這些古色古香的建築並沒有被列入保護的名單中。即使是媒體和村民自身，也沒有意識到這些民居的價值。年輕的瀝滘村村民們甚至希望這些已經破舊不堪的房子快點拆遷，可以多分一點錢，還可以住上新房子。

　　在崔志民看來，這些民居才代表著真正的嶺南風格。“廣為認可的廣州特色建築有騎樓、八旗大屋、西關大屋，還有就是瀝滘村裡的這種三間兩廊的民居建築風格，這其中，八旗大屋是從北方傳入的，西關大屋借鑒了蘇州的風格，只有三間兩廊是本土固有的，而且這種建築形式歷史最為悠久，漢代出土的古墓中就有這種建築模型。”

　　“八旗大屋和西關大屋都沒有了，如果瀝滘村再拆，就已經沒有什麼建築可以代表廣州特色了。”崔志民認為廣州的文物保護存在一個誤區：重宗祠保護，輕民居保護。“可以在村中挑選幾座有代表性的民居保存下來，作為歷史的見證。”

　　而湯國華的觀點則較為溫和，他認為對於尚未判定為“文物”的民居，可以判定為歷史建築，“不僅是建築級別的判定，連搬遷的方式具體是整體搬遷還是拆除搬遷也需要做了調查之後再決定。”他指出，前者的風險較大，但後者的破壞性更強，“國內外拆除搬遷的成功案例非常少，在拆除的過程中，木頭、繩口因為年代久遠容易斷裂、損壞，原始構件少了，還怎麼盡可能復原？而整體搬遷的過程中，房子又容易開裂，費用也比較高，所以即使是判定為‘歷史建築’，國家也主張原地保留。”

　　城中村改造與文物保護並非水火不容

　［修復祠堂，恢復瀝滘水鄉面貌，對於開發商來說也是附加效應。］

　　城中村改造勢在必行，保護這個城市的歷史記憶與遺存也逐漸成為共識，在“拆”與“建”之間有沒有可能尋找一個雙贏的模式？從近期的新聞來看，這似乎是個難題，這也是“保護性拆除”等名詞應運而生的背景。然而，在崔志民看來，這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矛盾，甚至可以找到一種“共生”的模式。

　　崔志民認為，蘇州和揚州進行舊城改造的模式值得廣州學習。“蘇州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無論你走在何處，都能看見灰瓦粉牆，“一走進這樣的城市，你就會知道來到蘇州了，但廣州呢，還有什麼讓我們能知道自己身處廣州？”崔志民說，瀝滘村周邊不是不能建商品房和高檔住宅，關鍵是要和周邊建築風格保持一致，“可以將一些古老的建築符號，比如鍋耳牆、石灣陶瓷裝飾等元素融入現代建築設計中。”崔志民說，這在廣州也有先例可循，如位於北京路省財廳後面的建築就參照了財廳的風格，所以看上去天際輪廓線並沒有不協調之感。“廣州現在建了許多模仿蘇州園林的樓盤，這太看低自己了吧？其實廣州也有自己的特色建築，需要有人去堅持。”

　　在崔志民看來，按照目前的規劃，將祠堂集中在一處並非最好的辦法。他建議，可以按照不同的朝代保留一座典型的祠堂，甚至可以借鑒揚州的做法，通過道路改造將文物點串成一線，讓文化給舊城改造增加附加效應。“瀝滘村原本有很多湧，只是後來填成了馬路，如果將原本湧邊的道路鑿開，恢復瀝滘村水鄉面貌，再種上樹，修復那些古色古香的宗祠，那麼對開發商在旁邊建樓所取得的經濟效益是不是會更好？”

　　■文物部門說法

　　祠堂都已列入文物線索

　　原則上應原址原狀保留

　　針對瀝滘村城中村改造中祠堂和民居該如何保護，記者昨日采訪了海珠區文廣新局相關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對於上文中所提到的5座已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祠堂，已確定進行原址保護。除此之外，原址保護的還有廣州市界碑。

　　而對於其余祠堂的“保護性遷建”，該負責人表示，這些祠堂都已被列入廣州第三次文物普查文物線索，因此原則上應當原址原狀保留。“如果實在與規劃內容有沖突，需要報批規劃方案，等文物部門組織專家考察論證後方可實行。”

　　南方日報記者：吳敏 見習記者：周豫專題攝影：符超軍 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