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Erik Eckholm曾寫過一篇特稿《回到舊北京時代》：“在這座城市的高樓大廈不遠處，傳統的胡同街區顯露了這座城市幾百年來的記憶。”歷史上的文人和中外旅行家，都對北京城都有過細膩而美好的記述。但是今天，北京城面臨的一個現實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傳說、故事、文化和身份的舊宅院和破胡同正被人們以種種借口在破壞掉。

　　拆舊建新，如今是中國許多城市都在發生的事情。“腳手架、起吊機上的中國”，一座座城市舊貌換新顏，顯示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活力。但是，在這些拆除的背後，我們是否也拆掉了城市的記憶？北京古城哪堪“拆拆復拆拆”？

　　北京城正在迅速都市化、工業化、現代化，以往那種鎮定的氣象和纡緩的心情也早已經蕩然無存，轉眼間就是滄海桑田。

　　●胡同：曾經每年以六百條遞減

　　胡同，一般定義為“兩排民宅間相對的巷道”，而巷道能成為北京傳統代表則是因兼具歷史與民間習俗，而且饒富趣味。如今許多老北京耳熟能詳的扁擔胡同、庫司胡同、北新倉一至五巷、椿樹下頭條、虎坊西裡、紅羅巷等，如今都已經成了人們記憶中的名稱。

　　北京的胡同，1949年約有7000多條，至2000年只剩2000多條，每年還以600條遞減；另有一說是，北京有名稱的胡同達3600多條，不知名者多如牛毛，知名者每年至少減少300條。

　　在2003年版《北京年鑒》中，“地名變更”一項記錄北京2002年新注銷地名66個，幾乎涉及的都是胡同名。

　　●四合院：“開發性破壞”的怪現象

　　四合院初具規模始自遼代，經金、元、明、清，最後成為北京最有特色的居住形式，歷經數百年的演變，北京四合院由內而外也傳承了古人對建築、人文、哲學、人倫、政治等方面的智慧。

　　據悉，四合院的總面積由一九四九年的一千七百萬平方公尺，到去年銳減為三百萬平方公尺，消失的速度以九０年代至二○○○年舊城改造，減少一百萬平方公尺最為嚴重。今人熟知的四合院諸如郭沫若故居、老捨故居等，大多是因仍維持舊貌而且氣派得以保存，並成為樣本觀光景點，其余破舊、大雜院式的四合院恐怕都難避免被拆除的命運。　　

　　另人啼笑皆非的是，拆除四合院同時又在寬闊街道的舊屋屋頂塗色，形成不倫不類的假古董。為此，就有文化界人士批評，既要搞商業活動又要搞舊城改造，結果形成了“開發性破壞”與“破壞性開發”的怪現象。

　　●城牆：大部分古城牆灰飛煙滅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牆是保留還是毀滅的爭論結果永久地改變了古都北京的歷史風貌。五十年光陰似水流過，古城牆早已灰飛煙滅。西直門、東直門、宣武門、安定門、永定門一路拆過去，47座城門城樓、箭樓和角樓，如今僅有3座殘存。

　　位於市區崇文門的明代城牆，建於一四三九年明永樂年間，如今僅余一千五百公尺，是現存北京最長的明城牆遺址。

　　今天，廣安門外的鳳凰嘴村一帶還保留了一點金代中都城的城牆的殘跡；元大都城的城牆即上城已被列為北京市重點古建文物保護單位；明北京內城西城牆南端遺跡也進行了修復。此外，正陽門、箭樓、德勝門箭樓和東南角樓經過整修之後，也總算為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許實物見證。

　　●街道：舊鼓樓大街的命運誰來確定？

　　如果不是19位專家向世界遺產大會提交呼吁信，擴建舊鼓樓大街恐怕永遠也不會成為“問題”。一切都遵循著舊城改造常見的信息發布程序：前一陣子，舊鼓樓大街就要改造的消息是以“報喜”的面貌出現的，公眾所能知道的是改造之後“將恢復傳統風貌，延續水系文化，再現舊城商街”。這樣的藍圖當然是令人振奮的。

　　但專家的呼吁書讓公眾了解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專家們說，舊鼓樓大街位於什剎海歷史文化保護區內、古城中軸線鼓樓、鐘樓西側，處在舊城的中心區，“如果對這些街道進行拆除、拓寬，將破壞舊城的風貌格局”。

　　一個說是“恢復傳統”，一個說是“破壞舊城的風貌”，同一事物，觀點相差徑庭。誰說得對？這樣的追問是必須的，這個問題不解決，舊鼓樓大街的命運或許就是其他文物的命運，甚至，或許就是未來整個北京古城的命運。 “易地遷建”的解決辦法是敷衍之舉？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對於不可移動的文物來說，遷移無異於一場生死之劫。

　　如果城市建設和古城保護爭奪地皮，怎麼辦？自1980年代以來，讓文物搬家——“先拆除，後易地遷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決辦法。只是，這個“先拆除”，通常可以很暢快地完成；那個“後易地遷建”呢？

　　當爭議塵埃落定，一座座高樓平地而起，公眾的注意力漸趨散淡，有關的單位和部門，他們是否還能記得那些“流浪”的老屋？他們有沒有遵守先前的承諾，讓那些被拆除的文物建築重新出現？他們在陌生地方打造的新“文物”，是遵循規范的嚴謹之作，還是敷衍之舉？

　　●“易地遷建”：是文物保護中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第一步，先做好測繪工作，定好遷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築的構件如門、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編號，拆下後要保護好以免損壞。第三，拆、建要同時進行。耽擱過久，一些構件容易損壞，而且經驗證明，若不馬上修起來，遷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構件、原工藝，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經驗的老工人、老技師來做。遷建造價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部分易地遷建建築的現狀：

　　儒福裡過街樓——北京僅存的一所過街樓，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區政府曾向社會承諾，過街樓將易地遷建到陶然亭公園內，但到目前為止仍沒有實施。

　　蔡元培故居——2000年11月23日區級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遷建”為名破壞，所幸文物部門及時趕到制止了這一行為。一番爭議後，目前仍原地留存。

　　曹雪芹故居——北京廣渠門內大街207號四合院，剛剛被學術界認定為曹雪芹的故居遺址後，即因道路修建而拆除。有關部門承諾將故居向北挪，易地建一個紀念館，但至今未建。怎麼解釋“新北京”與“老北京”？

　　4年前的冬天，北京市政府召集專家研討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口號。在“新北京新奧運”的理念下，怎麼解釋“新北京”與“老北京”？

　　今天，這座城市正在從字面上理解和實施這個口號：拆舊房、蓋新樓。北京一家報紙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記者采寫的兩會代表對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樓有個性了，色彩豐富了，夜景更靓了”；“北京的道路越來越寬，建築越來越高，車越來越多”；“每一次來，許多原來熟悉的地方都變了模樣，認不清了”；“在全世界各個首都當中，北京是變化最快的”。這些單調、乏味、沉悶的描述在告訴人們北京古城不見了之外，還會令北京人失去想像力。

　　對比來看，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都沒有給威尼斯帶來變化。多少世紀以來，她一直像一位美麗的少女一樣，任憑狂風海嘯的吹打，那美妙的身軀永遠透露著夢幻般的誘惑。

　　面對現代化、全球化和2008年奧運會的到來，北京看來是准備把自己交給房地產開發商了。干燥的空氣、擁擠的交通、塵土飛揚的建築工地、紛紛搞外裝修的高樓——這是北京城嗎？

　　游客來北京看什麼？擁擠的汽車交通、招搖的玻璃大廈、水泥建築、高速公路？不。人們來北京看的是北京的人文歷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館。漫步在東單、西單的胡同裡，德勝門內大街、鼓樓大街附近的老宅院，那種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宮、天壇、八達嶺長城、琉璃廠那些叫賣旅游產品的小販身上找不見的。

　　熟悉元雜劇的朋友可能記得《沙門島張生煮海》戲中的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曾經這磚塔胡同有圍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爺們、扎堆聊天的老太太，還有端著大碗，坐在庭院當中香噴噴吃面條的人家。如今，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磚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頭的一景。

　　希望，若干年後，我們的北京城不會變成一座巨大、冰冷、沒有個性的全球化建築群。
雜色北京
從貞元元年（1153年）金代建中都算起，遼、金、元、明、清，北京在永定河沖積平原上五代建都已八百五十余年。縱觀世界城市建都史，在布局、規模、延續時間三個方面，北京無疑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最後碩果,也是世界同時期都城建設的最高成就。

今天，從曙色到燈焰，我沿護城河徐行，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大都梯形城垣下踱步，或是攀上直插青雲的電視塔向東眺望，我已經看不見也宏偉也殘破的高牆灰瓦，

看不見古柳依依的護城河，看不見城壕與城牆間的槐樹與椿樹，看不見歷經七個世紀的環拱著皇宮的九座內城城門和七座外城城門，看不見元代就已經布局好的棋盤式道路網骨架與街巷胡同格局。

1952年始，北京外城城牆被分段拆除；1954年，西長安街上建於金代的绮麗的慶壽寺雙塔被拆除；1957年，外城七門中最大的前有箭樓、中為甕城、後是城樓的永定門因“妨礙交通”被拆除。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軍正是最先從永定門進入北平；1958年，中軸線上的中華門被拆除；1965年地鐵開工，內城城牆被陸續拆除；1969年，內城城牆被盡數拆除。至此，就只剩下了九門之首的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角樓和兩小段城牆了（東直門城樓被拆除的尤為可惜，這是北京留下來的惟一的明代楠木建築）。

扒城牆時為了清運，專門鋪了臨時的鐵路。老式的蒸氣火車拖走了比它更老的城磚。

北京內城和外城城牆——這些磚石土木書寫的史書——需要四千余萬塊磚。金代築城，東北女真族領袖，海陵王完顏亮幾乎征用了全國的人力物力。運土是數萬人從涿州始，以人手傳遞土筐。當時，參與搬運、燒窯、打造石料、上山伐木制城門的達一百五六十萬人。“山河千裡國，城阙九重門”，對開的大門外包鐵釘，正面的大泡釘均鍍銅。明代修建城垣所需木料來自雲、貴、川、粵等地。城磚牆磚來自山東臨清、聊城，河南安陽。皇家宮阙的用料，琉璃瓦在湖南燒制，皇宮裡墁地的金磚在蘇州燒制，花崗石是安徽的，青白石是房山大石窩的。而石匠多為河北曲陽人。

中國古代有城必有郭，"三裡之城，七裡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孟子·公孫丑下》）“城必有郭，城以為民，郭以衛城”，而在“郭”中的“城”與“國”是一體的，傾城就是傾國，城池破即國破。明代北京的城牆龐大堅固，城磚厚13厘米，重達14公斤。清代，為了增加城牆的抗震度和粘結度，砌牆時用糯米、白面、桐油調灰。

胡同——北京古老的城市小巷，城門被拆，必然殃及這些小巷。600年前，是一條條胡同勾連著“內九外七”座城門。現在，在“四通八達”這一規劃原則下，在拆胡同最瘋狂的階段，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條的速度在推土機的隆隆聲中化為瓦礫。2003年，北京胡同只剩下1600條。

體現“天圓地方”建築理念的、內斂而又向心性格的四合院是北京的市徽，北京城的微縮。四合院也從1949年的2050萬平方米（包括故宮和寺廟），減至300萬平方米（約3000余個院落）。而這其中只有658處被指定是要保護的。今天，四合院的數字仍在迅速逐年遞減。大量的王府、侯門、抱鼓石上雕有獅子的簪纓世家的豪宅、廟宇寺院等文化景觀被毀，許多重要的歷史街區整體消失，每一天都有成片的老房被推倒。房地產開發商、某些官員、專家視古建為肉中芒刺，他們打著“危舊房改造”的名義，正迅速地以推平頭的方式蠶食著老城的最後空間。倒塌的胡同陪祀著更早倒塌的城牆。對老北京人來說是那麼熟悉而親切的名字：扁擔胡同、燒酒胡同、庫司胡同、紅羅巷、北竹桿、椿樹頭條等都已成為記憶。從宏大到精微，倒底有多少細節被毀棄？古都的衰落已經宣告了統計學的無能為力。還有，那一種帝都氣象，京韻京味兒的湮滅更是不可以言說的。

2008年奧運會是一個不錯的理由。近年來，每天都有新的建築在開工。每年竣工的大樓均超過1000萬平方米，也就是說，每年在拆上百條胡同的同時，要新起五百余座高層建築和多處大型公共設施。5.9%的老城地面，麇集了整個城市總量半數之上的交通與經濟、商務活動。原本疏朗、平緩開闊的老城，現在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14694人，是紐約人口密度的17倍（紐約8811人，巴黎8071人，倫敦4554人）。2020年，北京總人口將達到1800萬。

宣武門外有條香爐營胡同。明代，香爐手工藝人多聚居於此。香爐營頭條的嘉應會館是清末大詩人，變法維新的斗士，廣東梅州人黃遵憲的故居。該胡同23號建有湖南會館。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在此居住。毛澤東多次造訪，與先生共議國事。現如今，這條胡同早已灰飛煙滅。面向中高檔消費的莊勝崇光百貨（SOGO）門前，繁弦急管，且歌且舞：新款秋季女裝正在熱銷中。

粵東會館在宣武區南橫街11號，原為明代嚴嵩的別墅，“戊戌變法”時“保國會”舊址和維新派人士聚會之地。“保國會”就是在這裡發出了“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的呼喊。1898年4月17日，二百余維新派志士在這個院子裡靈府沸騰，康有為向他們慨然道：“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籠中之鳥，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1912年9月，孫中山第二次來北京也在此居住，並向在京的廣東人發表演講。而就是這一處“戊戌變法”標志性古建，有關部門卻不顧眾多專家和社會賢達的強烈反對，下達了“拆”的命令。“戊戌變法”百周年那天沒敢動；1998年9月24日，“戊戌變法”百周年後的第三天，包工頭帶著13個四川興文縣農民，用鐵鋤、鍬、鎬將粵東會館搗毀。拆下來的較完整的房梁、窗框、磚瓦運到順義農村，廉價賣給當地農民。包工頭說：“我在北京拆了8年，這種房子拆得多了。兩三個月前，國子監那邊的一個廟就是我們拆的。那個廟真大。我們管不了那麼許多，“拆遷辦”給錢我們就拆；給錢故宮我們也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