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窦莊沿沁河南下二十裡，再逆湘峪河東進，座落著上半峪、下半峪和湘峪三個古村落。

湘峪村的城牆是沁河古堡群中保存較為完好的一處，所以人們提到湘峪，往往不由自主的要把它與古城二字連在一起。湘峪古城竣工於崇祯七年，由孫居相、孫鼎相兄弟主持修建。關於湘峪之名，傳說這裡過去名為相谷，因為村周山環水繞，故而在村名中加入了“山”和“水”，是謂湘峪，湘峪古城現在也被稱做三都古城，不過，當地關於這一名稱的爭論仍在繼續中。
 

山環水繞的湘峪古城

湘峪古城內的明清民居建築
 

古城裡的街巷為“五縱三橫”的棋盤式格局，不過，這些街巷大多並不是筆直延伸、相互垂直，而是順應地勢的走向有意彎曲成一定的弧度，有些地方甚至連續出現兩個九十度的拐彎，其軍事防御目的非常明顯。

從建築形式與建築風格上說，湘峪古城的民居建築與其它沁河古村落相似，但其正房更為高大、高層建築更為集中、氣勢更為恢宏，同時，它還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西合壁的建築裝飾形式。湘峪民居的窗戶多采用拱券式窗孔，窗孔外牆飾以“眉檐垂柱”式磚雕，這是一種已經漢民族化但仍然帶有濃郁西式風格的裝飾形式。

湘峪民居最富特色的建築是“雙插花”院落。北方民居的正房一般高度一致或是中間高、兩側低，但這座竣工於崇祯十一年的“雙插花”院卻打破傳統，標新立異，形成中間低、兩側高的奇特外觀，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教堂。這種外觀因為與中國古代的雙插花官帽形似，寄寓官運亨通之意，而被稱為“雙插花”院，這是對西方建築風格的中式文化铨釋。
 

湘峪的雙插花民居

湘峪的南城牆沿湘峪河河岸伸展，內部全部被掏空建成了窯洞式藏兵洞，每個藏兵洞設拱形窗孔一個，眾多窗孔在南城牆外側一字排開，成為守衛者了望與防御的工事。藏兵洞均為磚石結構的窯洞式建築，洞體寬大，洞洞相連，建築形式分為“串珠式”與“後廊式”兩種。在“串珠式”藏兵洞中，只需守住或堵死一門，便可斷絕藏兵洞的東西交通，敵軍一旦攻入藏兵洞，每一道門都可以成為抵御進攻的關口。“後廊式”藏兵洞各個相對獨立，既可以各自為戰，又可以通過後廊相互協防。

湘峪藏兵洞，將防御工事、兵營、軍需倉庫的功能合為一體，洞體堅固，它既節省了城牆的建築材料，縮短了建設周期，同時又增強了防御能力和反擊能力。藏兵洞內還設有通道與城牆頂部和“帥府院”相連，便於指揮和增援。湘峪古城藏兵洞，以其極富創造力的設計與優良的建築質量而成為冷兵器時代防御工事的傑出典范，更是民間軍事工程的頂峰之作。
 

湘峪古城的城牆及藏兵洞

這裡是孫鼎相的故居，“文武衡鑒”與“四部都司”的匾額下，镌刻著孫鼎相的歷任官職。這座氣勢逼人的五層高樓，雖然面寬只有三間，但二十五米的高度依然使它顯得鶴立雞群、雄偉壯闊，它既是氣度大方的官宅，又是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

事實上，孫居相的故居更為宏大，我們僅從殘存的月台和柱礎上就可以想象當年的規模和氣勢。湘峪廢毀的建築並不僅僅是這一處院落，村裡的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幾根石柱來歷，它們是萬歷皇帝為孫氏兄弟賜建的“三世少宰”和“二世清鄉”兩座石牌坊，它們記載著一個家族曾經的興盛與榮耀，如今，我們只能撫摸著冰冷的石柱感慨歲月的無情。

孫鼎相故居“四部首司”匾額與五層磚樓

最後，我們將目光移向湘峪古城的建設者們。湘峪河南側，是樊山，登上樊山，可以縱覽古城全貌，翻過樊山，就是陽城縣的皇城村和郭峪村。據說，樊山的十條山脈無論走向如何，最終都會朝向湘峪，當地民諺謂之：“十山九扭頭，輩輩出諸侯”。湘峪村在明清之際產生了七位進士，孫居相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孫氏兄弟的父親孫辰，曾擔任過縣令一類的小職。孫氏兄弟四人，分別為居相、可相、鼎相、立相，孫居相與孫鼎相《明史》有傳，孫可相也走入仕途，兄弟三人同朝為官，孫立相則留在了村中，據孫氏後人推測，他可能沒有考取功名，而在村中開設私塾從事文化教育。

封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在明朝走到了它的盡頭，明末朝政陷入無盡的黑暗之中，官場充斥著腐朽末落的氣味，大小官員從上至下集體性的人格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孫居相以其直言敢谏、清正廉潔的形象特立獨行於明末險惡的仕途之中。
 

湘峪古城內與孫氏兄弟有關的石牌坊殘余構件

在萬歷二十年考取進士後，孫居相長期擔任御史職務，被他彈劾、懲處的貪劣官員和不法豪強多達百余人。做為一名普通官員，孫居相清醒地看到了明王朝行將崩潰的政治危機：“當今內自宰相，外到郡守縣令，沒有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廢，治道日乖，天變人怨，遲早要土崩瓦解，即便珠玉金寶亘地彌天，對於拯救危難又有何用？”在他的奏折中，不僅批評了自己的同僚，並且毫不留情地觸及到萬歷皇帝貪財吝啬的性格缺陷。能夠說出這樣的警世恆言，不僅需要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更需要鞠躬盡瘁的責任感和逆龍鱗的驚人勇氣。

崇祯年間，孫居相出任戶部尚書、倉場總督。就在此時，他的同僚楊時化彈劾了一名貪官，但這個知縣卻手可通天，不僅依靠朝中後台企圖逃避制裁，同時還對楊時化發起反擊。在寄給孫居相的私人信件中，楊時化以一句“國事日非，邪氛益惡”表達了自己的憤懑之情。人們說：“明不亡於崇祯而亡於萬歷”，倔犟地與官僚集團對抗了三十年的萬歷皇帝尚且容得下孫居相的逆耳忠言，一心想扶大廈於將傾的崇祯皇帝卻沒有這樣的胸襟，這封書信被廠衛特務機構獲得後，崇祯皇帝龍顏大怒，孫居相因為同僚的這句牢騷而株連下獄，受到貶官戍邊的處分。崇祯七年，也就是湘峪城峻工的這一年，孫居相孤獨地死在戍所。
 

孫居相故居殘留的建築構件

孫鼎相為萬歷二十六進士，曾擔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並在當地留下了“三都上殿，文武打顫”的傳說。孫鼎相先後出任工部營繕司主事、兵部武選司主事、禮部主客司主事、吏部三司員外郎，孫鼎相故居門匾上的“四部都司”指的就是他擔任過的這些職務。

許多人一直有一個疑問，那就是湘峪古城某些建築、裝飾的西式風格從何而來，事實上，當十六世紀西方文化悄然進入封閉的明王朝的時候，這些遠道而來的文化使者們最早影響到的一批人很多都是朝廷大員。萬歷二十九年，在濟寧漕署，劉東星、李贽與西方傳教士利瑪窦就曾有過深入的文化、思想交流，給利瑪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身為官員的劉東星遠比學者李贽更為投入。我們沒有看到孫氏家族與西方傳教士有過直接的接觸，但正是曾在工部、禮部任職的原因，使得孫鼎相精通建築法式，並有機會接觸西洋傳教士從而了解西方建築風格，所有這一切，都在湘峪古城的設計與建設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湘峪民居建築上的裝飾

（來源：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