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年代久遠，又是土坯房，文管所用鋼筋和木條對馮友蘭故居進行了加固，防止垮塌

    馮友蘭故居位於昆明市龍泉街道辦事處寶雲村。因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科員也曾在此工作，這裡還被稱作“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舊址”。

    在故居寬敞的院子裡，彌陀寺、東岳宮、東廂房、西廂房等古建築，都被盤龍區文物管理所用“龍四號”、“龍五號”、“龍六號”、“龍七號”等紅字做了標記。馮友蘭曾居住過的是“龍七號”。

    穿過僅容一輛大車通行的鄉村小道，繞幾個彎爬到寶台山的山頂，就能看見幾座明清建築風格的寺院。這就是位於昆明市龍泉街道辦事處寶雲村的馮友蘭故居，因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科員也曾在此工作，這裡還被稱作“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舊址”。

    如今，馮友蘭故居的四面已被新搭建的磚牆圍了起來，透過圍牆，只能看見少數幾座房屋的房頂。“這裡最早是彌陀寺，後來成了龍泉鎮的糧管所，但從四五年前開始，這裡就被鎖了起來。”李奶奶是土生土長的龍頭街人，她的家就在寶雲村，在她印象裡，這裡已經好幾年沒有人出入了。

    在馮友蘭故居的兩旁，分別建起了寶雲小學和晨曦幼兒園，在孩子們的讀書聲和嬉鬧聲中，這座幾乎“與世隔絕”的古建築文物顯得並不孤單。“老師告訴我們，我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馮友蘭曾在旁邊的彌陀寺住過。”從寶雲小學學生們的回答可以看出，雖然馮友蘭故居並未開放，但也已成為老師課堂中活生生的教材。

    在馮友蘭故居周圍繞了一圈，記者終於找到了楊嘉興。楊嘉興是寶雲商貿公司雇來看守馮友蘭故居的保安，據他介紹，馮友蘭故居產權一直歸寶雲商貿公司所有，他的工作就是保護這幾座文物的安全，“除了看守大門，我每天都要繞著外牆巡邏好幾回，住的地方離這裡只有幾百米。”

    “我們都知道馮友蘭故居是文物，不能擅自拆除或者開發，所以這裡就一直閒置著。”一位姓史的寶雲商貿公司負責人介紹，不讓外面的人進來，也是為了保護文物的安全。

    在馮友蘭故居寬敞的院子裡，彌陀寺、東岳宮、東廂房、西廂房等古建築，都被盤龍區文物管理所用“龍四號”、“龍五號”、“龍六號”、“龍七號”等紅字做了標記。每一棟房子的外延和內部，都用木條和鋼筋架了起來，“這些都是上百年的文物，大多又是土坯房，用鋼筋木條架住是為了防止房子垮塌。”盤龍區文物管理所所長田凡介紹，盤龍區文管所自費對馮友蘭故居進行了添瓦、刷牆、加固，並測定了馮友蘭故居的保護范圍。

    “馮友蘭故居中許多房屋的屋頂、梁架、後牆等都還是當年的原貌，院子裡一棵上百年的古樹也存活了下來。”馮友蘭故居規劃負責人介紹，馮友蘭故居將被打造成“中央史語所紀念館”，除了古建築保存完好之外，馮友蘭曾在此完成《貞元六書》，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在此存放過一百多噸的珍貴文物和文獻資料等精神財富，也進一步增加了馮友蘭故居的歷史意義和參觀價值。

    “今年9月，有100多位來自全國的專家學者到馮友蘭故居進行了一天的參觀和學習。”楊嘉興回憶，有位專家站在馮友蘭曾居住過的“龍七號”門口，即興演講馮友蘭的哲學思想和教育理念，其他人都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聽了一下午。馮友蘭故居規劃負責人介紹，馮友蘭故居將被原址保護和開發，新建成的紀念館將成為集參觀、學習為一體的綜合性紀念館，主要進行圖片展覽、還原歷史情境等展示，重現“龍泉鎮”當時號稱昆明乃至全國文化中心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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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友蘭在昆明

    卜保怡

    1938年5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們帶著總計1132箱、重約100多噸的大批珍貴文物和文獻資料來到龍頭村，繼續他們的學術研究。其中，有傅斯年、李濟、李方桂、梁思永、董作賓、丁聲樹等著名學者。此外，梁思成率領的“中國營造學社”、傅斯年任所長的北大文科研究所也雲集於此。一時之間，龍頭村一帶的龍泉鎮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最早把龍泉鎮稱為文化中心的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馮友蘭。

    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學，1919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在此期間，他所作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清華大學內遷，馮友蘭隨校南下長沙，西遷昆明，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兼清華文科研究所所長。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囿？”在那戰火紛飛的年月，馮友蘭認為上戰場殺敵或在校讀書做學問都是神聖的職責。他說，顛沛流離並沒有妨礙我寫作。民族的興亡與歷史的變化，倒是給我許多啟示和激發。沒有這些啟示和激發，書是寫不出來的。即使寫也不是這個樣子。

    他一生的主要學術成就可用他自撰的楹聯概括為：“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指《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六書”，是他的《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哲學著作。通過“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其中《貞元六書》除《新理學》外，很大一部分寫作於昆明居住在龍頭村期間的油燈下。

    由此可見，他在龍頭村的哲學世界，思考的是民族復興的重大命題。

    這個階段，馮友蘭除了寫作，教學和社會活動頗多，每周，馮友蘭有幾天要進城到西南聯大上課，步行要三個多小時。他一部黑髯，一襲長衫、一副圓圓的眼鏡，加上壯實的身軀和寬厚的面龐形象，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馮友蘭之所以能夠專心致志沉浸在他的哲學世界中，全因他有一位賢惠的夫人。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畢業於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曾任河南女子師范學校預科算術教員。為了支持馮友蘭的工作，她當起了家庭主婦。

    當時的昆明物價飛漲，生活艱難。為了節省開支，任載坤除了張羅家裡的一切雜事，還靠做手工掙幾個小錢，添補家用。住東岳宮廂房時，旁邊是個小學，她一度在院裡設了一個油鍋炸麻花，學生下課了就來買麻花吃。

    因女兒馮宗璞自幼多病，休學在家，任載坤便經常為女兒補習功課。“靜靜的下午，泥屋，白木桌，母親攜我坐在桌前，為我講解雞兔同籠四則題。父親從城裡回來，笑說這是一幅鄉居課女圖。”這一情景，成為永遠珍藏在馮宗璞心中難以忘懷的圖像。

    抗戰勝利，三校北返，為紀念西南聯大的光輝歷史，校園裡樹立了《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馮友蘭撰寫的碑文洋溢著熱情的愛國主義思想，抒國家盛衰之情，發民族興亡之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章，為世人所珍重。

    1946年，馮友蘭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1952年後，馮友蘭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他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95歲高齡時，馮友蘭完成了七卷本的裡程碑式的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他在寫完書後四個月就去世了。

    如今，當我們走進馮友蘭居住工作過的龍頭街東岳宮“七號倉”，就像走進一座豐盈的精神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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