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漢學的興起，清代的傳統學術研究從以求實切理為幟志，愈加趨向於以名物訓诂為特色，並崇尚樸實無華的治學風格。明末清初，在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的影響下，樸學在與宋明理學的對立和斗爭中發展起來，注重於資料的收集和證據的羅列，主張“無信不征”，以漢儒經說為宗，從語言文字訓诂入手，主要從事審訂文獻、辨別真偽、校勘謬誤、注疏和诠釋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證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論的闡述及發揮，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稱作“樸學”或“考據學”，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學派。清代樸學是對窮心於“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氣、理”范疇，淡忘儒學憂時濟世傳統，空談誤國的明代王學末流的反動，也是儒學自身發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樸學的成熟與鼎盛期在清乾隆、嘉慶年間，因而又被稱為“乾嘉學派”，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當代，在保存和傳遞古代文化遺產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與重要的價值。“乾嘉學派”的共同之處是重漢學、識文字、通訓诂、精校勘、善考證，根據各學派治學目的、取向、宗旨、對象等不同細分為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徽派”（有稱“皖派”），以及由清初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和稍後的與“徽派”、“吳派”關系密切的“揚州學派”等小的學派分支。梁啟超評價“吳派”學術廣博，笃守古訓，“凡古必真，凡漢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劉師培在《近代漢學變遷論》中指出：“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征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信不征矣。”可見，在學術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吳派”。
    徽派樸學有稱皖派經學，先驅者為黃生，奠基者為江永，集其大成者為戴震，繼後有段玉裁、王念孫等大師將徽派樸學的學術研究推向鼎盛，阮元成為後期的殿軍人物，最後能保持殘壘者是俞樾，而大張其軍者是章炳麟。徽派樸學是由清初在徽州地區出現的新安理學轉變過渡形成的以求證、求實、求真為特色的創新學派,成為清代學術的突出代表。徽州是朱熹的故鄉，素稱“東南鄒魯”、“程朱阙裡”，有著渾厚的文化底蘊，“新都故文獻地也，隸畿輔而望東南”，人文荟萃，名家輩出。徽州雖經濟高度發達，然徽商“賈而好儒”，向有培養子弟業儒的傳統，“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史書之藏”（趙汸《商山書院記》），父兄期望子弟博取功名，走上仕途，為宗族、家門增添榮耀，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化教育的繁榮，為徽派樸學的發展創造了機遇。早期的重要學者有黃生、程大位、宣城梅氏家族等等，逐漸形成了濃郁的地方文化氛圍，為徽派樸學的興起打下了基礎。自乾隆十七年（1752）江永及其弟子戴震、程瑤田、金榜等教學於歙縣不疏園，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逝世，徽派樸學鼎盛活躍時間號稱百年輝煌。
    徽派樸學作為乾嘉時期學術上一個重要學派，本質上屬於經學學派。從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新安理學的治學主張和積極入世的思想，對徽州樸學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宋史·朱熹傳》記載：“其為學，大抵窮理而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徽派樸學家受到朱熹的影響，不盲從古聖前賢，在漢學基礎上向縱深發展，使古文經學的研究走向對古文經傳的考證、校勘、辨偽的實學道路，訓诂更加精密、考據更為詳審，而且對六書、音韻、語法、詞例的研究愈加深入，在使用校勘、考據、辨偽、輯佚等方法上亦有很多創獲，務在揭示古代經傳的原始面貌。其對《詩經》、“三禮”及《論語》、《孟子》諸經皆有撰述，造詣尤深於《詩經》與“三禮”。在關注經學研究和闡述的同時，徽派學者對於哲理、樂律、文字和音韻的研究也是碩果累累，成就非凡，遠非一般考禮窮經的經學家們所能望其項背，他們的許多著述對於後人的學術研究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徽派樸學家除了闡發義理，對詞章、考據也極為重視。他們在訓诂、校勘乃至考訂等方面取得了遠勝前人的輝煌成就，為我國近代語言文字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徽派樸學是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一脈，但其影響力非常廣泛。在時間上，徽派樸學求實考證的質樸學風滲透並融入百年之後的思想及學術領域，其陣營歷經百年之後雖然漸趨式微，依然不乏後起之秀，直如近代的文化巨擘胡適等，學術成果更是可圈可點；在地域上，徽派樸學的徽派樸學興起於徽州，之後進入京畿，蜚聲江浙，然後遍及山東、河北，直至西南邊陲之地，並迅速擴大到國內的一些重要地區，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著名學派而大行其道，廣為傳布。徽派樸學發於一隅而流布全國，這一方面是彼時代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得益於廣泛的學術交流。可見，徽派樸學植根融匯於中華傳統國學文化體系，給學術界提供了嚴謹求索的治學理念和方法，體現了徽派樸學頑強的生命力。
    徽派樸學的歷史地位得益於其有強大的學術陣營，而支撐這一陣營的則是一批執著且孜孜以求的學者，他們傳承和豐富了徽州樸學的內涵。徽派樸學家向以“求是”為宗旨，不迷信權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側重於文獻的考據與語言文字的音韻訓诂。所謂“考據”，是研究語言、歷史等的一種考證方法，即根據事實考核和例證，提供可信的資料，作出一定的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诂、校勘和資料搜集整理。所謂“訓诂”，也稱“訓故”、“故訓”，解釋古文中詞句之意。“訓”指用通俗的話解釋詞義，“诂”指用當時的話來解釋古代的詞語，或用普遍通用的話來解釋方言。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提出一個治學公式：“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於“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顧炎武《與人書》）隨著西學東漸，徽派樸學家也吸收引進了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並廣泛地運用於考據實踐和其他學術研究中，這也是徽派樸學蓬勃發展並超越前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徽派樸學家的著作數以百計，學術研究成果涉獵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中的經、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歷算諸多領域，涵蓋了文字、音韻、訓诂、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各個學科，推為名著的歷來甚豐，可謂人才輩出。徽派樸學的成果，在經學（包括小學）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韻標准》、《律呂新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原善》、《聲韻考》、《聲類表》，程瑤田的《通藝錄》，金榜的《禮箋》，洪榜的《許氏經義》、《四聲韻和表》，凌廷堪的《禮經釋例》、《燕樂考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孔廣森的《詩聲類》，汪萊的《衡齋算學遺書》，江有浩的《音學十書》，胡承珙、馬瑞辰、陳奂的《詩》學著作，以及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等，都是各個學術門類中的一流作品，有些還為國際漢學研究學者所矚目。晚近尚有俞樾、吳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墜緒。在清代著名的經學叢書典籍《皇清經解》中，共收書172種，而徽派學者的著述有83種，幾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學術性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論列中，梁啟超在盤點“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經學”時，推舉清代學者的新疏9種，而徽派樸學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種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華書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學》中，設專章論述了清代古音學家十人，即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诰、章炳麟、黃侃，其中顧氏被公推為乾嘉樸學的啟蒙，黃侃是章炳麟的學生，他們的治學都烙上徽派的印跡，這十人中只有錢大昕屬吳派。徽派樸學的地位和影響在中國學術史上舉足輕重，舞動近代史的百年風雲。支偉成在著作《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對徽派樸學慨然歎服道：“人才之盛，誠遠邁他派矣！”
    徽派樸學的獨特學風，無論是治學精神還是學問之道，都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他們使文字、音韻、訓诂從經學附庸發展成為獨立的文字之學，拓展了傳統漢學的范圍，從恪守漢學之說到敢於突破漢學之說。徽派樸學重視考據研究的科學方法，從一字一義孤立地說明轉向全面系統地探索，不僅在同時期諸學派中獨樹一幟，發揚光大，同時創造了學術史上光彩奪目的業績，更因其對近現代的思想發展與學術研究產生的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而彪炳史冊！
   徽州傩戲  
   傩是中國遠古時臘月裡驅鬼逐疫的一種祭儀，源於原始巫舞。人們戴著面具，把自己裝份成比臆想中的鬼疫更凶猛猙獰的傩神，跳著凶猛、狂熱的舞蹈來驅邪。漢代就開始有“方相舞”和“十二神舞”的名稱。後來傩逐步向娛人悅眾方面演變，加強了其娛樂成分，內函也大為豐富，其中包含了驅邪扶正、祭祀先祖、祈福求安、祝禱豐收等內容，出現了表現勞動生活與民間傳說故事方面的節目，發展成為戲曲形式，形成傩戲。
    徽州傩活動歷史上一直很普及，明清更為盛行。祁門縣立春前的一天，縣令要率領下屬到城東郊占卜水旱，老百姓則扮戲相從，立春日則祭祀太歲行傩。其它縣也是如此。如果說春祀傩儀尚帶有古傩驅鬼逐疫意義的話。在民間迎神賽會中出現的傩，側純粹是一種娛樂了。明嘉靖時，歙、休寧縣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紀念汪華的游行活動，人們戴著面具，在隊伍中邊歌邊舞，即為傩戲。婺源縣是徽州諸縣傩活動最為興盛的縣份，歷史上有“三十六傩班，七十二獅班”之說，往往獅傩同游，一邊舞獅，一邊是傩舞，以酬神娛人，故有“獅傩會神”這稱。
    大約從清中葉開始，傩舞向傩戲方面演變。清光緒年間，休寧茗洲吳氏春秋二祀請傩戲演員來演戲成為宗族定例，並且是搭台演戲，顯然吳氏的傩已經是舞台表演，成為傩戲。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徽州地區文化部門曾對徽州傩進行過一次全面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傩文化至今在徽州地區仍有比較多的遺存，既有舞，也有戲。系統保存了傩由祭祀舞蹈到舞台戲劇的演變實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