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關外行宮、曹操高陵、隋炀帝墓、鄧世昌指揮的致遠艦……近年來，隨著考古手段科技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和我們在書上打過照面”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紛紛從地底、水下“走”了出來，像明星走紅地毯一樣，引得人們興奮到尖叫。   　　公眾興奮是因為真實考古比《尋龍訣》更刺激，雖然不比屏幕上“摸金校尉”在古墓裡飛來飛去，但“走”出來的每個腕兒都大名鼎鼎。除了滿足人們好奇，還引領人們訪古探幽尋寶獵奇，甚至不排除極個別人盜挖盜掘地下交易，上演真實版的《盜墓筆記》。   　　地方政府興奮是因為招商引資又多了一塊招牌，旅游開發又多了一筆資產，建設文物大省又多了一個籌碼。為此，個別地方不惜為爭名人故裡大打口水仗，為爭帝王陵而罔顧史實甚至故意誇大其詞。   　　有考古學家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我們的考古就是‘雙搶’，一是和開發商搶，一是和盜墓賊搶。”和盜墓賊搶文物的歷史由來已久，隨著盜墓手段的集團化、智能化和專業化，和盜墓賊的搶奪還會加劇；和開發商搶文物的情況分兩種：一種情況是不入地方政府“法眼”的文物，很難躲開開發商的推土機；另一種入了地方政府“法眼”的文物，政府希望它馬上變成搖錢樹，以旅游開發為名的規劃和建設更具破壞力。   　　《文物保護法》1982年出爐，其間又經過兩次“縫縫補補”，面對猖獗的盜挖和“籠子外”的“權力老虎”，依然顯得牙齒不尖。直到如今，文物保護的隊伍仍然小、散，文物保護的體制仍然權責分離各自為政，正規的考古經常是跟在盜墓賊後面“虎口奪食”。   　　文物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遺物、遺跡。之所以稱其為“寶”，首先在於其蘊含著無形的歷史文化價值，其次才是作為實體的“物”。任何單純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開發都是對文物的輕賤和亵渎。尤其在科技考古已發展到看見地球每一根“筋骨”的今天，任何一次目的不純的情緒沖動都可能給文物帶來滅頂之災。   　　為此，“保護第一、搶救第一”“能不挖則不挖、能少挖盡量少挖”一直是中國考古人的共識和堅定不移的既定政策。因為，任何一次地下文物挖掘，都不可避免造成對文物本體及周邊環境的損害。   　　其實，躺在水下、睡在墓中的也是文物，文物大省未必非得是文物挖掘大省。館藏多少文物不算能耐，在地底、水下保護多少文物不受破壞才算本事。問題的悖論在於，不挖出來就沒法豐富館藏，不挖出來就沒有觀賞性。   　　相對於考古發掘的立竿見影，文物保護是一項耗時、費力、花錢的事，不僅需要地方政府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及為子孫後代造福的執政理念，還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及貫徹落實。除了把文物保護納入績效考核目標，還要建立完善文物違法行為責任追究和監督機制。   　　各級文物主管部門在諸如“十大考古發現”之類的評選中，也應當避免以“挖掘”論英雄，把考古的純潔性和發掘的科學性結合起來，提倡不動鏟子的挖掘、無損挖掘。只有上下齊心、全員戮力，珍貴的文物才會不被驚擾，子孫才有機會看到“活”的歷史。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