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三峽時代”別讓文保留遺憾
日期:2016/12/14 10:53:38   編輯:古代建築
若要尋找中國文化中的山水精神,體驗三峽文物的人文魅力,需要到往重慶走一遭。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坐落在這座城市的心髒地帶,這裡一片寧靜,沒有都市的車馬喧嘩。走上博物館廣場對面是攢尖綠頂的重慶人民大禮堂。3月,長江商報記者踏訪三峽博物館的時候,正值晴日,霧氣散開,廣場的大片空地上陽光燦爛。
博物館的大廳樹立著一對烏楊漢阙,上面雕刻朱雀白虎,配以鋪首銜環,它們是來自三峽大壩庫區的文物。2001年夏天的一場暴雨之後,這對烏楊阙在重慶市忠縣的河灘上被發現,鄒後曦得知後就立馬趕赴現場。他透露早在上個世紀50年起,就對三峽地區的文物有過多次考察。鄒後曦現在是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當年他剛取得考古領隊資格後,就投入到了三峽庫區的文物保護工作中來。
新中國成立以後,三峽地區的文物工作一直在有序進行,而國際上對三峽地區的考古工作關注得更早。20世紀30年代,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就組織了一批專家來三峽考察。
1992年,國家文物局部署湖北、四川兩省,針對三峽工程淹沒區展開專項文物普查工作。“環保、移民和文物是三峽庫區的三大難點工作,而文物方面的工作,一開始最不被看好,很多人認為根本干不了。因為此前完全沒有經驗,要做好淹沒區的文物保護工作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王川平已從重慶市三峽文物領導小組組長的崗位上退下來多年,現在是三峽博物館的榮譽館長,他被稱為是三峽文物保護工作的操盤手。
文物保護大會戰,
調動全國所有考古力量
1997年6月19日,重慶作為直轄市才剛過一天,這一天國家文物局正在重慶召開全國文物系統對口支援三峽文物保護工作會議。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張柏在大會上坦言:“三峽文物保護的重點在重慶、難點在重慶、成敗的關鍵在重慶。”數據顯示,在三峽工程完成175米蓄水高程前,庫區有超過1087處文物需要得到保護,其中752處位於重慶。
三峽地區,西起重慶東至宜昌,除了長江流經的地域外,長江支流所穿越的峽谷淺灘也囊括在內。中國考古界和文物保護工作單位頭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挑戰,為了完成這次“大會戰”,幾乎動用了全中國的考古力量,他們從各地趕來會聚到三峽地區。有時候一個小鎮子,就有20多家考古隊,操著各地的口音,相互交流學習。對於考古人員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山區工作艱難,經常停電,只有點起煤油燈。很多考古界的老先生,白天工作完以後,晚上繼續繪圖。因為光線太差,視力不好,只能把頭埋低些,眉毛頭發經常被燒燃。”鄒後曦回憶說。
調查和制定文物保護規劃是三峽文物保護工作的第一步,這一階段從1992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96年。1996年到2008年期間,是三峽文物保護規劃實施的階段。“這是一次國家行動,分省負責,由國家文物局協調。重慶作為直轄市,在全國同行的支持下,超額完成了三峽文物保護規劃所要求的工作。”王川平解釋說。參加過三峽文物工作的人,通常把三峽庫區完成175米水位線的蓄水目標之前的文物保護工稱成為“前三峽”,而此後的則稱為“後三峽”。
全世界首創文物管理的監理制度,超額完成驗收
在文物界,若沒有參加過三峽文物保護工作則會被認為是一件遺憾的事,三峽也成了文物界培養精兵強將的“黃埔軍校”。經過前三峽之後,“文物保護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了一個檔次。”王川平說:“這期間,我們創造了文物管理的監理制度,這是一種現代工程理念,在全世界尚無先例。”三峽文物保護工作有其獨特的一面,文物出土和報告發表之後,考古發掘的探方就會淹沒到水下。“有些事情就無法驗證了,專業人員還可以理解,但是普通百姓卻不明究竟。”按照監理制度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善規范標准,讓第三方介入,請公認的專業水平較高的考古隊對另一考古隊的工作實行監理驗收。另外,國家文物局每年還組織專家到現場對考古工作進行指導和驗收。“這就加大了考古發掘的公信度,有規范的標准做考核,老百姓和專家就都可以理解。”
除去地下文物之外,地面文物保護則是另一項重大的工作。2003年6月1日,三峽庫區開始第二期蓄水,壩前的水位將升至135米,大批地面文物亟須拯救。而到了2009年三峽工程全部建成時,水位將上升至175米,受淹面積達到632平方公裡。地面文物總計有364項,包含古建築、石刻(含水下)、棧道、纖道、橋梁、塔、牌坊等等。分別采取了原地保護、搬遷保護、留取資料三類措施。“文物搬遷,我們爭取最大可能恢復原貌,不僅是文物本身,連文物周邊的環境,也要做到盡可能相似,以便不破壞文物的整體感覺。其中,張飛廟就是成功的例子。”鄒後曦說。
在三峽文物搶救保護期間,王川平每年都會邀請媒體深入到考古現場采訪報道,“文物保護工作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從規劃制定的3000萬平方米的勘探面積中,又精選出130萬平方米的發掘面積。一般情況下,僅這130萬平方米的面積,就足夠好幾代考古工作者完成。因而,每一個工地都以5到10倍的工作量加速工作。2010年,重慶地區的三峽文物的地下考古工作超額完成了驗收。
文化與時代的巨變共呼吸
在王川平看來,三峽地區的文化保護工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困難就在於整個國家也在經歷一場巨變,從計劃經濟時代走向到市場經濟時代。“資金經常不夠,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錢只夠支付小工工錢。外地來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在三峽工作,他們拿的卻是自己當地發的工資。我們用最少的錢,做成了最大的事情。”王川平說。
要統籌好各地的力量,調解各方困難,能夠齊心協力,加快進度完成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十分明確三峽文物是什麼,它們的價值意義要深深植根於每一個工作者的內心。“三峽文物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不可再生卻能永續利用的資源。”王川平在三峽各地把這句話反復地說。“文化是一種資源,資源就可以帶來發展,這與沿線各地的建設發展又聯系起來了,做起來也就干勁十足。”
三峽各地文物保護工作進行的同時,也提升了當地原本相對落後的文物保護狀態,一批批現代化的博物館也建設起來了。在2000年之前,重慶作為直轄市還沒有一家考古所,僅有的考古隊隸屬於重慶市博物館。2005年,重慶市考古所正式獨立。2008年,又掛牌新增了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三峽淹沒區搶救出來的文物該如何安放?能否受到更好地保護?此時,一座現代化的三峽博物館在重慶應運而生。“它被命名為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中國的三峽博物館沒有比建在重慶更適合了,一棵大樹一定要長在合適的土壤裡,其他各地的城市的綜合實力供養不起如此巨大的博物館。重慶也正需要一個與它想匹配的現代化博物館,為重慶三峽文物的後續發展留下了發展空間。”王川平說。
2010年之後,“後三峽”時代的文物保護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三峽庫區的水位會出現一個145米至175米之間的消落區,文物保護工作者又將會再次回到三峽。王川平說:“前三峽的經驗和智力成果可以代代相傳,後三峽將會是更全面理解文化遺產的時期,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納入到保護規劃中,生態長江是我們關注的主題。為此,將建立文化生態區和文化生態公園。”
“最大的遺憾就是時間不夠,田野調查應該可以更細致些,後續研究稍顯滯後。”王川平談到工作中的遺憾時說。“有些現在看來明顯應該保護的古村落、古街道、古鎮並沒有進入到保護名單中去,盡管我們努力了。古村落保護有法可依,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事。”
前三峽時代結束,後三峽時代開啟,長江的文化遺產進入到了全新的時期。
(來源:長江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