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館館長馮桂淳在審核布展的地契文物時，發現了一張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長40厘米寬38厘米、立契人為劉文彩的民間“白契”。“立文人劉文彩，茲因不便，今將自己園子場一段，計地平尺六分九厘九毛九絲一忽，東至大道，西至劉長存，南至李繼明，北至夥道往東一至官道，四至明白，今憑中人說合，賣與劉海鳌名下使用，永遠為業，言明每分價洋一百元正，其洋當日交足，並無欠少，恐口無憑，立契為證。中華民國三十二年舊四月二十五日立契。東邊長活八步正，西邊長活十八步一尺六寸，南橫活九步正，北橫活九步二尺五寸。官尺：劉國瑞。中人：劉增起、李繼明。”

    憑著整理上萬張地契文物的經驗，馮桂淳從地契略微發暗的紙質、長時間存放陰濕地區形成的霉斑點、字體墨跡受潮暗淡等特點，並向該地契擁有者、旅居北京市通州區漷縣的貴港籍收藏家蔣先生印證，確認這張地契來自成都地區，應是由管家等管理人員實施買賣的四川大邑縣地主劉文彩的地契。理由有四：一是地契只有六分九厘多地，對這種小地塊，大地主劉文彩肯定不會上心也不知情；二是土地在村裡，是菜園地且每分地高達一百大洋高價，購買用途應或是作宅基地使用；三是標的物雖只是六分多，卻能動用“官尺”，即由衙門人員丈量，絕非一般人家可為；四是土地面積精准至只有茶杯那麼大的“忽”，說明賣地人處事精明。

    馮桂淳介紹說，此地契所賣出之地貴至每千洋一畝，這在民間是極為少見的。此外，這張地契對土地面積的計算居然精准到了畝之後的五位數“忽”，還有把“闊”字簡寫為“活”字的特定用法等，反映了民國期間四川特有的民間用語。這張看似簡單的地契所表現出來的豐富內容，對研究民國時期的土地清量具有較大研究價值。圖為地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