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由於其不可移動又不易腐朽性，成為歷史留下的人類輝煌業績的見證。當你站在宏偉的金字塔下，仰望它高高的塔頂，走近巍巍的帕台農神廟，觀賞她那巨石構築的梁柱，或是登上北京的景山，縱覽故宮的金碧輝煌，無不驚歎古人的驚人意志和高超智慧。

    筆者經常涉獵中外建築，尤其是古建築，漸漸地發現：這些古代建築的功能屬性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神”而建造的，即神殿、教堂、寺廟等宗教性建築；一類則是為“人”，准確地說是為人的最高統治者而建造的，如宮殿、園林、陵寢等世俗性建築。

    神的建築：信仰的敬畏

    神的建築，如上文提及的帕台農神廟，其東西兩面各17根、南北各8根巨大的多利亞立柱，底座直徑2米，高19米，全是巨石構建，在近2500年前的古代，全憑人工操作，其難度可想而知。她看上去如此宏偉、莊重而勻稱，是運用了幾何學“視覺矯正”原理的結果。而其周圍檐壁160米長的愛奧尼亞風格的裝飾帶，500人物的雕刻面貌各異，栩栩如生。周圍牆壁上92塊方形間板浮雕，表現的是希臘人與波斯人的殊死搏斗。殿內前廳聳立著一尊12米高的雅典娜女神雕像，系黃金與象牙鑲嵌而成，工藝非凡。技術與藝術的高度統一及其完美性，使這座建築成為歐洲石構建築的典范。

    歐洲人的創新意識是相當活躍的，他們並不把某一種成功的典范性風格作為永恆不變的美學法則，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更新換代。古羅馬時期，雖然人們也強調學希臘，但絕不是表面的繼承，而是進行了重要的改造。同樣是帕台農神廟，如現在仍完好地聳立在羅馬的那座，就與希臘的大異其趣：她不再是平頂、立柱、長方形，而是圓形、天窗式穹頂。羅曼時期（10-12世紀）則采用了券拱技術和尖頂風格，它的代表作就是已成為世界遺產的比薩大教堂以及德國西南的施帕耶大教堂。中世紀末期的哥特時期（12-14世紀）更產生了一系列教堂建築的傑作，它們以高度的肋拱技術和峭拔的尖頂風格著稱，如以建造時間之長創下紀錄（斷續600年）的兩座教堂即德國科隆大教堂和布拉格聖維塔大教堂，以及法國巴黎聖母院（用了182年）、英國西敏寺（用了272年）和意大利米蘭大教堂（斷續共511年）等。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們摒棄了哥特建築那象征宗教統治的高聳峭拔的特征和拉丁長方形造型原則，形成了以正方形為平面造型的格局，並以諧調、對稱、莊重為審美法則，留下了諸如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佛羅倫薩主教堂等不朽傑作。但文藝復興的建築規范被17、18世紀的法國古典主義者尊為永恆不變的美學定律，於是以意大利為中心的南歐和中歐地區興起了一股反叛性很強的巴洛克美學思潮與之相抗衡，產生了一批不同凡響的宗教和世俗建築，前者的最有名代表作當推聖彼得大教堂前面的橢圓形廣場，其他如奧地利多瑙河畔的邁爾克修道院、維也納的卡爾大教堂、布拉格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等都是巴洛克的重要遺產。

    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因時間較短，在教堂建築方面沒有留下什麼值得一提的東西。然而現代主義運動興起的一個多世紀以來，盡管思潮翻滾、流派迭出，但西方人對於神的建築的虔誠仍留有遺風。最典型的例子恰恰出現在最早也最前衛的建築師那裡，即西班牙的高迪。他的驚世駭俗的建築代表作“米拉公寓”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他設計的巴塞羅那聖家族教堂，1883年就已動工興建了，迄今仍然沒有離開腳手架。

    “人”的建築：壯麗以重威

    歐洲的帝王們無疑也追求窮奢極侈，為此也蓋了無數的離宮別苑，不過它們的頂級建築比起上述宗教建築來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即使是歐洲最豪華的凡爾賽宮及其宏大的花園，就其工程的艱巨性與藝術性而言，也難與上述宗教建築媲美。至於歐洲王公貴族們的冥府，與他們的宮殿相比，更是不足掛齒了。筆者去過德國魏瑪的“公侯墓”：一大間約六七十平方米的地下室裡，擁擠地放置著六七個當地大公及其家族主要成員的棺材，另一旁還附帶放置著一對歌德、席勒的靈柩。僅此而已。

    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舊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享受水平就要讓歐洲的帝王們望塵莫及了。他們自命“天子”，擁有全國的一切，可以動用全國的財產，隨心所欲地建造最宏偉的宮殿，最浩大的園林，還有能見證他們“不朽”的最壯觀的陵寢。我們從明清的故宮可以想象秦代的阿房宮、漢代的建章宮、唐代的大明宮等等的宏大與輝煌；我們從頤和園、特別是被毀的圓明園可以想象歷代皇家園林的氣派與奢華；我們還可以從秦代始皇陵、漢代茂陵、唐代乾陵、明十三陵、清東陵、清西陵窺見地下無數帝王陰宅的驚人規模。僅以體形最大的始皇陵和工程最講究的乾陵為例：前者建造時用工人數最多達到70萬；後者所藏珍寶即達500噸，而工程之浩大和堅固，使得最大的盜墓者黃巢派去的40萬大軍，鏟平半座梁山（墓址所在地）亦無功而返，只留下40米深的“黃巢坑”。一個中國皇帝所擁有的地上、地下這三類建築相加，比起上述西方任何神的建築，僅就建築的耗費來說，相信有過之而無不及；比起西方的皇家或王家建築，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再看國內的宗教建築包括寺廟、道觀、祭壇等，在帝王的建築面前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至於另一類“人”的建築即廣大子民的居所與之相比，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教堂名義上是為神而建的，但實際上主要還是供老百姓使用的，因為西方的老百姓絕大多數都是教徒。而古代中國帝王們追求宏大建築，除了滿足自己的享受欲外，還有一個目的，即威懾老百姓。漢高祖的心腹蕭何在奉命建造未央宮時說的一句話非常典型，他說：“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這就是古代中國的皇家建築與平民建築反差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則古代中國百姓的悲慘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筆者的另一個發現是，那些以神的建築為最高追求的國度後來很多都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興盛繁榮了：英、法、意、西、德等莫不如此。而以“人”的建築為最高追求的國度後來卻大都衰落了：除了“天子”統治的古代中國外，還有建了非凡金字塔墓葬的埃及，建了“空中花園”奇觀的古巴比倫，建了精美絕倫的泰姬陵的印度。這是合乎事物發展邏輯的：“天子”們統轄的是“家天下”，他們揮霍國家財富就像使用“家”裡的錢財那樣自由，為此他們不僅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甚至不顧國家的安危。不妨以離我們較近的那段歷史即滿清晚年為例。經五代皇帝殚精竭慮營造150余年的圓明園於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燒後，為迎接慈禧太後40歲生日，同治皇帝和這位太上皇不顧國庫空虛，處心積慮要把它修復，哪怕“擇要”修復其中的一部分。但僅這一部分，就需白銀4000多萬兩，而皇帝號召廷臣們募捐僅募得30萬兩。難怪一撥一撥的大臣們挺而含淚力勸，皆被他一一斥退並查辦，最後一撥甚至全被革職。最後，隨著同治皇帝的駕崩，3000間在建房屋半途而廢，已花的400多萬兩銀子付之東流。然而，慈禧太後並未就此罷休。後來為慶祝她的花甲大壽，她竟不顧瀕危的國防，悍然動用海軍軍費建造頤和園。而這時，無論她的王朝還是國家，都已是危在旦夕了。

    以上從建築這一角度聯系世界歷史上兩類國家的反向發展結果，並不是說，建築是其興衰榮辱的唯一原因，甚至也未必是主要原因。筆者總結這一歷史現象，意在指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如果在享受欲和至尊欲的驅動下而大興土木，對於國家和百姓都不是好事情。聯系前些年我國某些地方刮起的政府大廈風：地方政府不顧中央三令五申，一味追求宏偉莊嚴、五星級裝修，還得加上一個偌大的花園，有的甚至還要占據城市“制高點”，不禁令人深思。請問上述建築的業主們：你們在繼承一種什麼傳統？（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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