琺琅彩在康熙初創時期，經過了多次的試制和改變試制機構，遷移生產地點，出現了在試燒琺琅彩瓷器中的幾次重大事件。琺琅彩瓷器的創燒是在康熙皇帝的積極倡導推動下進行的。康熙皇帝善於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放海禁後，歐洲的傳教士、商人及使臣紛紛將西方的宗教、天文、歷法、數學、醫學、音樂、繪畫等先進的科學、藝術帶入中國，歐洲各國的工藝品也隨之進入中國，並帶入宮廷，其中的畫琺琅工藝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愛，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國傳教士洪若翰在寫回法國的報告中說：畫琺琅制品非常受歡迎，(中國人)要求能得到更多。由此看來，源自法國的琺琅彩工藝逐漸影響到清代宮廷樣式瓷器制造。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旨將設於武英殿的造辦處擴大編制，正式設立14處作坊，其中有琺琅作、如意館、做鐘處、玻璃廠等，開始研制琺琅器的燒制。

    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設玻璃廠，隸屬養心殿，引進西方的玻璃燒造技術，提煉琺琅彩料。康熙五十五年(1716)，法國傳教士馬國賢3月寫於暢春園的日記中有：“康熙皇帝對我們歐洲的琺琅器以及琺琅彩繪的新技法著了迷。想盡辦法要將畫琺琅的技術引進到他早就為此目的在宮中設立的作坊中。由過去瓷器上用來施彩的顏料以及他設法得到的幾件歐洲琺琅器，制作畫琺琅這件事變得可行。皇帝指派我和朗世寧用琺琅彩料來彩繪。”有人便將這一記載認為是琺琅彩燒制成功的標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三月又有，“皇上開始非常喜歡歐洲琺琅畫，盡力介紹琺琅畫到宮中造辦處。……命歐洲畫家來畫琺琅……”康熙五十七年(1718)，武英殿琺琅作改歸養心殿，增設監造一人，址在養心殿南裱房，稱“琺琅處”。皇帝的重視，以及對這種工藝的追求，使琺琅作移至養心殿後，皇帝可以隨時察看造辦處制作琺琅彩瓷器的制作情況。

 

    在歷史檔案記載中有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初九(1718年11月1日)兩廣總督楊林推薦林朝楷等人入宮廷作為琺琅工匠的奏折中寫有：“有廣州監生龍洪鍵，民人林朝楷，何嘉璋等禀稱：洪鍵等組成粗知琺琅，祈試驗手藝，應否送京效力。……於九月初九日，差人送京應役。”康熙的朱批為：“琺琅在大內早已造成，各種顏色俱已全備，但奏折中九月差人送京之語到時再看。”這表明此時宮中具備了生產琺琅彩的能力。琺琅彩在康熙五十七年之前便燒制成功。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報兩水折內朱批谕曹寅：“近來你家差事甚多，如琺琅磁器之類先還有旨意件數、到京之後送至御前覽完才燒。今不知騙了多少磁器，朕總不知……”由此可知宮中自行燒制的瓷胎畫琺琅器已試燒成功，這就是有康熙五十九年琺琅彩瓷器試燒成功的說法。琺琅彩從這種不斷的試燒、不斷的改變燒制機構，以及皇帝的不斷過問，通過這些歷史材料使我們看到在瓷胎上裝飾琺琅彩的過程。總之，無論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五十七年還是康熙五十九年琺琅彩燒制成功的說法，都可以說在康熙晚期琺琅彩瓷器在清代宮廷的研發下，作為一種新的陶瓷裝飾誕生了。

    康熙時期琺琅彩的工藝，是采用琺琅彩瓷器由景德鎮燒制上好的瓷胎送入宮中，由宮中造辦處琺琅作選胎、畫師遵旨繪畫紋飾、施彩後入宮內彩爐烘燒而成。這一舉措將琺琅彩瓷的制胎與施彩燒制分為兩地進行，改變了自元以來官窯瓷器的燒制一律由景德鎮制作的慣例，清宮完全壟斷了琺琅彩瓷器的紋飾繪畫和施彩燒制，從而保證了內廷對於琺琅彩瓷器燒造的控制。在琺琅彩的初創階段，出現了澀胎繪彩這種特殊的現象，這是因為琺琅彩的初創時期很難解決帶有玻璃質的琺琅顏料在同樣具有玻璃效果且光滑的瓷胎上著色的問題，聰明的御用工匠們首先想到的是在澀胎上施彩使其能夠完好地附著在瓷胎上面，用來試驗的有兩種材質，一種是在宜興紫砂胎的器物上施彩，另一種是在澀胎白瓷上施彩。這是在景德鎮燒成的，它在燒制白瓷前將先施滿釉的瓷器，刮去外壁的釉，再入爐高溫燒成。形成白釉澀胎器。景德鎮將裡外滿釉的白瓷和裡滿釉外壁為澀胎的兩種素色坯料送入皇宮，由宮廷中的高級畫師使用琺琅料繪畫後，入低溫爐(800度)焙燒而成。紫砂器和澀胎瓷同樣具備了澀地繪畫容易著色和美麗質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