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忠寓孝幽居寺塔

    靈壽縣省級以上文保數目並不多，只有四處，但其中有兩處是他處沒有、獨一無二的寶貝：一是石家莊范圍內最古老的塔，一是河北省范圍內工藝最好的明代石牌坊。這兩處古建築，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該縣文保絕對數量的不足，並成為吸引眼球的聚焦點。

    在一個大風吹走霧霾的晴朗天，我從石家莊坐車近三個小時，來到靈壽縣寨頭鄉砂子洞村。在這個群山環抱的小村莊裡，一圈矮矮的院牆圍起一座古老的磚塔，這就是幽居寺塔了。塔形簡樸大方，在湛藍天空的背景下更顯挺拔穩重。它呈方錐體，每面寬五米有余，高20多米，共有七級密檐。和正定開元寺塔相類：都是方錐體，都是疊澀出檐（疊澀，即用磚、石或木材通過一層層堆疊向外挑出或收進的砌法），但又有明顯不同。最大的不同當屬疊澀砌磚的方式——一般磚塔出檐並不改變鋪磚的方向，橫著鋪磚的話，出檐時亦橫著向外壘，一層搭一層，而這座塔出檐時磚是斜著鋪的：只以方磚的一角向外，加上每層之間錯落碼放，使檐下的磚遠望似層層蓮瓣，使古樸穩重甚至有點“嚴肅”的塔，平添了幾分活潑與靈動。

    它與開元寺塔的另一處不同，當屬塔剎。這個塔剎明顯更講究、更大氣。它有八瓣蕉葉伸向藍天，蕉葉之中置須彌座、蓮礎、仰蓮，最上以寶珠收頂。“愛塔傳奇”博客博主走訪全國三百多處古塔，對幽居寺塔的塔剎贊美有加，據說，唐及以前的古塔都很重視塔剎，往往不厭其“繁”，宋以後逐漸簡化。

    這個小村的人們最了解這座塔。住在塔旁邊的村民田俊貴，看了幾十年塔。今年40歲的村主任袁先生，小時候對它也有記憶。原來，這塔每層檐上都鋪著綠色的琉璃瓦，四角裝飾有綠色琉璃瑞獸，由於年久失修，琉璃破碎不全，近些年維修時都去掉了。原來，各層檐之間的塔體外壁都繪著佛教壁畫，年深月久，下邊幾層壁畫剝落不清，現在只能看到上邊幾層的圖案；塔頂寶珠原為黑色陶瓷質地，不知何年壞了半塊，如今已換，並刷成了和塔體同樣顏色。由於琉璃瓦和陶瓷寶珠的存在，袁師傅認為，過去的塔“有一種像宮殿的感覺”。

    現在，這座剛剛修過的塔正在等待國家文物局的驗收。由於尚未交工，我們無法進入院內。據袁先生回憶，塔只在正南面開一圓拱門，門框是用整塊石材雕成，那石質黑色，有暗紋，類玉石。縣文物所提供的資料說，門框及門楣上滿刻蓮花化生童子、雲龍、金翅鳥及忍冬紋飾，周飾波斯紋。如今，這雕花門框，連同寺裡的兩通北齊石碑、21尊石佛像及一座石經幢，為安全起見已轉移到省文物保護中心。加上寺裡其他建築解放前已毀，如今幽居寺只剩一座孤塔、兩通元碑。

    今天的砂子洞村只有700多人，很難想象在1400多年前的北齊，這座塔下曾有僧捨200多間，有行僧2000余眾居之。深山小村藏大寺，這寺因了兩個重要人物而與眾不同。其一是僧檦（音“表”）。此人為北齊定州定國寺禅師，當他有一天行走到這個群山環抱的地方時，“一見而不歸，暫游而忘返”，他看中了這裡“山處閒虛，林幽爽曠”，“乃施淨財，雲為禅室”。幽靜意味著偏僻，僧檦在深山中創業，其艱辛可想而知：“交籐代幄，懸葛當帷。鑿石開塗，披榛置徑。因山結宇，無勞一匮之勤；即水萦池，非求百姓之力。”僧檦“采椽茅屋，藜羹粟飯，七益不受，三淨不食”，贏得了人們“是真苦行，是實頭陀”的贊美。一磚，一瓦，一石，一木，借助僧檦及其追隨者的雙手，化出“居之幽，登之靈”的幽居寺。

    僧檦之後，一位更重要的人物來到幽居寺，他是北齊的皇親國戚、趙郡王高睿。高睿的父親高琛，是北齊實際創建者高歡之弟。高琛在《北齊書》中留下的都是優良事跡，但卻死於一件極不光彩的事：“亂高祖後庭。”高祖即高歡。淫亂哥哥後宮的結果是“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有人說這是一件無法說清的事，因為高琛死後待遇並不低，有谥號，還配飨高祖廟庭。歷史的本來面目難以還原了，只說這高睿，小小年紀沒了父親，幸而伯父高歡待他極好，將他收養在宮中，待如親生兒子。遺憾的是離開了生母，高睿長到四歲還不知生母是誰。一個偶然機會得知身世，求伯父讓他與生母一見。高祖命其生母元夫人到宮裡，“睿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

    高睿的孝順是出了名的。十歲母親去世時，高睿哭得幾乎閉過氣去，三天沒喝一口水。他守孝盡禮，依佛法長齋，以至於骨瘦如柴，要靠手杖才能站立。高祖命人日夜勸導，為了讓他吃飯，敕令左右不給他進水，但高睿還是不肯吃飯，以至於高祖吃飯時一定把他叫來坐在同一張桌上。伯父如此愍惜，自然，伯父死時，高睿亦是哭得吐了血。直到成人將娶妻時，高睿還面有戚容。堂兄高澄不解：我為你娶的女子“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高睿回答：“自從我成了孤兒，常羨慕別人有父有母，到了結婚的時候，這種情感更加強烈。”話還沒說完，又情不自禁哭了起來。高澄為之憫默。

    高睿為官為將，政績昭然，史書有記，不需多說。只說他的信仰。北齊諸帝多崇信佛教，作為皇室子弟的高睿也不例外，更何況他除了信仰，還有能力。北齊天保七年即公元556年，高睿主持修建的幽居寺塔業已動工，虔誠敬造的三尊佛像在這年的閏8月15日完工。

    沒有高睿，幽居寺就沒有後來的規模。除了擴建寺院，他“更興靈塔，光光流曜，比秋月之華；蓬蓬茂出，如白雲之舉”。清朝《靈壽縣志》記載：“北齊趙郡王高睿歷選太行勝概，得朱山之陽，建祁林寺，置僧捨二百余間，擇行僧二千余眾居之。齊亡，寺亦荒廢。繼盛於元之大德間。今殿宇規制雖無當日之盛，而奇峰四列，林谷幽麗，山靈固自無損焉。”幽居寺在清代稱為祁林寺。何時名為幽居？無從考證，但這並不妨礙這個名字裡蘊含的詩意。

    高睿增建佛塔，不是為了安葬捨利，而是為了放置三尊佛像。三尊像大小相近，高者1.45米，低者1.3米。中間的釋迦像是高睿為死去的伯父高歡和堂兄高澄敬造，左邊的無量壽佛是為父親高琛和母親元氏敬造，右邊的阿閦佛是高睿“自為己身並妃鄭及一切有形之類”敬造。在這裡，高睿表達了一片孝心：不論是根本沒有記憶的生父、沒有撫養過自己的生母，還是相當於養父的伯父、為自己娶妻的堂兄，他一律懷有感恩之心。1400多年後，路過這裡的人們，是否知道當年那個人的衷心？

    高睿留下一座塔，也留下了一個謎——關於塔的年代。升級為“國保”時，公布年代為唐，很多人從建築風格作此推斷，縣文物所也說此塔唐代重修過，但是表面維修還是完全重建，他們也無法判斷。北齊與唐，中間雖隔著一個隋，時間上僅隔幾十年而已，一座皇室精心參與建造的佛塔，怎麼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被推倒重修？況且還找不到唐朝重修過的文獻或實物記載。所以，這座塔到底是北齊的還是唐朝的，學界仍在爭論。如果是北齊的，那麼在高型磚石古塔中，它將不僅是石家莊、亦是河北省最老的了。

    令人震撼的傅氏牌坊

    從砂子洞村返回有“鳳凰城”之稱的靈壽老縣城，縣文物所小張帶我去看另一處國保：傅氏石牌坊。它矗立在縣城北關。下車走到牌坊跟前，我的感受只化為一個詞：震撼！強烈建議路過靈壽縣城的人都來看看它，它一定不會辜負你對它的期望。

    高大。地面以上足有12米多，據當地老人講，原來還高，達五丈，約合16米有余，現在地面淤了至少兩米多的黃土。

    立體。“四柱五樓三重檐仿木結構”，偌大的石塊刻出了斗拱，刻出了飛檐，而且還是三重檐，其立體感當然是無與倫比的。

    豪華。要說牌坊的梁、枋、脊等處布滿雕刻是常見的，這座牌坊卻連四根柱子的柱面也刻滿了祥雲，這就不常見了。整座牌坊幾乎沒有不雕的石面，而且運用了浮雕工藝。凡雲、日、鳳、鶴、麟、蟒、犀、豸之屬，無不“玲嵌細透，入石膚者三寸許”。四根石柱兩側又有雙重夾柱石，“獅蹲其上者八，喜、搏、怒、攫，望如動躍。獅母皆乳子，子不得以數計，顧、抱、負、贅，意態各相得也”。無怪乎靈壽攝影發燒友張國昌說，每次到牌樓跟前都覺得看不夠！

    這“宏整堅麗”的“靈邑巨觀”，是崇祯皇帝為表彰當朝兵部左侍郎傅永淳的功績，賜其祖孫三代“三世如其官”而敕建的。牌坊中間題字“三世中樞”，此四字剛勁挺拔，但無落款，據說是傅永淳好友、靈壽隱逸之士朱仲福所寫。“三世中樞”的下層枋板上刻著“诰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傅承訓，淑人張氏、胡氏，傅承問，淑人趙氏，康氏；诰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傅铤，淑人李氏；吏部尚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傅永淳，夫人彭氏。”

    仔細讀那一長串“诰贈”名單就會發現，為何表彰祖孫三代，卻出現了四個男人的名字（傅承訓、傅承問、傅铤、傅永淳）？原來，因弟弟傅承問無子，傅承訓將次子傅铤過繼給他，作為傅铤之子的傅永淳，就有了祖父母和生祖父母之分。敕建牌樓時，永淳上疏請將本身之贈轉給其生祖，得批准，故而出現四個人名。

    另一處耐琢磨的地方是“三世中樞”上邊豎嵌的四個字是什麼？肉眼很難看清，有的資料記為“皇恩龍賜”，讀來似乎不通。靈壽人尹雲、曹慶琳、吳永民考證，實為“皇恩寵錫”四個字，“錫”，兼有“命”和“賜”的雙重含義，代表皇命敕建，因此，也就解開了人們關於牌樓上沒有“敕建”字樣的疑問。

    最惹爭議的是牌樓上雕的“龍”和鳳，很多人質疑：鳳在上、龍在下，這不有違封建禮制嗎？尹雲等三位老人發現傅氏祖傳族譜《傅氏家乘》中記載此牌坊圖案，有蟒而無龍，因此，那“雲龍”圖案應為“雲中雙蟒”，再說牌坊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宗邝一、靈壽知縣曹良植等人監造，其名稱、規制、圖案等應該不會有違禮制，更不會有“鳳上龍下”之誤。

    末世的雄心與悲壯

    說完了石牌坊，我們該說說傅永淳這個人了。《明史》中並沒有他的傳，崇祯帝的本紀中亦沒有提到他，我只在《明史》黃道周等人的傳中查到他一點文字：“帝以傅永淳為吏部尚書，廷秀言淳庸才，不當任統鈞。甫四月，永淳果敗。道周逮下獄，廷秀抗疏救之。”傅永淳因何事而敗？沒有詳說。維基百科所列明朝吏部尚書名單顯示，傅永淳只做了四個月吏部尚書就被罷免。

    詳細的傳記出現在清版《靈壽縣志》中。傅永淳（1586-1667），生有奇質，讀書一覽不忘。天啟壬戍（1622年）舉進士，到湖廣房縣任知縣。房縣西南通蜀，多盜賊，永淳“擇願謹富民，偽與賊往來，悉其人與地，突掩捕之。有巨賊稱通天王，聚洪砰山中，淳率數騎入賊穴，谕以禍福，賊感其誠，解甲降”。房縣讀書人生活條件差，永淳主持修建書院四區，“擇俊秀處其中，日與說經”，還大興水利，灌田數萬畝。任職五年，因回家守喪而離任，房縣士民送到漢水邊上，“創生祠祀之”。

    崇祯辛未（1631年），傅永淳被提拔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壬申（1632年）奉命經略邊務。他“相地之險易，增損戍，簡兵饷，核軍籍，邊務墮廢者悉治之。”明末三黨（東林黨、宦黨、浙黨）分立，拉幫結派，永淳屢次彈劾，遭三黨共同怨恨。值秦中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形勢如火如荼，三黨於是群舉永淳巡按陝西。永淳單車入秦，“賊數萬圍之，淳率士民堅守，相持七十余日，以計大破之，斬首千余級，奪回婦女、牲口等悉還其家。賊走入終南山”。

    傅永淳一生中比較突出的一件事是彈劾陳奇瑜，《畿輔通志》記載此舉“人鹹為之咋舌”。陳奇瑜這人得崇祯信賴，賜尚方寶劍，督兵三十萬，專門對付起義軍。但他接受了起義軍的假投降，失去了剿滅的最佳時機。本來，起義軍在官兵圍追下敗走，渡棧道入漢中，受困於車箱峽，又趕上漢中下雨兩個月，弓弩懈、刀槍銹、馬蹄穿、衣甲壞，傅永淳說：“撲滅之功在今日矣。”陳奇瑜卻說：“等雨過天晴，賊出棧了再打。”永淳說：“雨晴出棧，尚可剿乎？”奇瑜不聽。起義軍於是私下裡賄賂陳奇瑜左右，請求招撫，陳奇瑜本來怯戰，答應了。傅永淳說：“賊數十萬眾，即就撫，何以安插？且未經大創，能保革心耶？此機一失，天下事將不可為！”力主剿。但他的上疏沒被采納。“賊乃從容出棧道，與官兵歡飲數日，忽鼓噪而西，破鳳隴汧陽諸郡縣，遂不可制。永淳痛哭，拜疏劾之。崇祯震怒，诏逮奇瑜。”

    當時，如何對付風起雲湧的起義軍，是崇祯最頭疼的事。他曾向傅永淳問策，傅永淳對曰：“盜之不靖，皆由督撫之權輕，而監視內臣縱兵日肆，功罪不明。及賊偶一過，而兵將繼之，搜掠更甚，兵將利於有賊，而不利於無賊。本以剿賊，而實以益賊，惟盡去監視內臣，專責督撫，以賊之有無為功過，勿聽其以出境為功，去鄰為壑。而將領罪著者，即致之法，不必關會兵部。”崇祯點頭稱是，撤了各鎮的內監。

    但此時，大明王朝內憂外患，大廈將傾，風雨滿樓。傅永淳官至吏部尚書，崇祯十三年（1640年），石牌坊開始建造，第二年落成。此時，距明朝滅亡只有三年多。這幾年前後，我們看看靈壽乃至全國正在發生什麼事：崇祯十一年，清軍越長城內犯，血洗靈壽、鹿泉，靈壽軍民死傷無數，房屋多被燒毀，史稱“戊寅邑難”。崇祯十四年，靈壽田園絕收，民不聊生，“斗米千錢，人相食”。不僅靈壽，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地都出現了蝗旱大災、人相食的慘劇。李自成的起義軍攻進了河南，清軍打到了錦州，崇祯皇帝忙著求雨、赈災、停止刑獄、減免賦稅，並一個接一個逮捕、斬首那些“誤”了他的大臣，痛心之余還下“罪己诏”，但都為時晚矣。

    而明王朝的官員們還在內斗、內耗。傅永淳的離任應與此有關。清代《靈壽縣志》記載，傅永淳因拒收賄賂，得罪了禮部主事吳昌時。正好大學士薛國觀被人中傷，下府部議罪。吳昌時就使人暗中指責傅永淳，說他私下受薛國觀的托人說情，想為其從輕議罪。實際上大官家裡都有門薄，賓客往來都有記錄。崇祯為弄清此事，深更半夜派守衛到傅永淳家，“取門薄親覽之，無兩人名。且上素知淳，遂釋不問”。明史其他人傳記中提到的“永淳果敗”，或指此事。而縣志上的說法是：“淳引疾乞歸，疏數上乃允。”甲申（1644年），李自成陷京師，“淳北向痛哭，攜家浮海島。大清定天下，淳自海上歸，陛見，辭歸山中。康熙丁未（1667年）卒於家，年八十二歲。生平無聲色之好，自奉儉素，老益喜誦讀。”

    能夠老來居家誦讀，這樣的治世多麼怡人，但之前的亂世又是多麼悲催！一個人的功勞挽救不了一個病入膏肓的朝代，但一座牌坊卻凝結了一段值得回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