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1929 年的中國營造學社標志了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中國自己的古代建築史研究之發端。在此之前，除了樂嘉藻的以文獻為基本線索的《中國建築史》之外，主要是一些外國人的研究。其中稍顯者，例如19世紀後期英國的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son，伊東忠太《中國建築史》中譯作“法古孫”)的《印度及東洋建築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以及20世紀初的伊東忠太的《東洋建築概說》和《支那建築史》、《支那建築裝飾》以及關野貞、常盤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跡》(後增編為《支那文化史跡》)等。1937年陳清泉將伊東忠太的《支那建築史》譯為中文，並更名為《中國建築史》。

支那佛教史跡（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

從這一時期的研究中，我們已經看出東西方學者在中國建築史研究上的嚴重分歧。深郁於西方中心論中的西方學者，雖在其著述中也談到中國建築，但損貶之意極為明顯。如伊東忠太引英人弗格森《印度及東洋建築史》中語所說：“中國無哲學，無文學，無藝術。建築中無藝術之價值，只可視為一種工業耳。此種工業，極低級而不合理，類於兒戲。”[1]8

作為一位東方學者，伊東忠太當然不會對弗格森輩的謬語表示贊同。伊東氏在駁斥弗氏的胡言亂語時說：“中國無哲學與文學一語，實所謂盲者不懼蛇之類，殊無批評之價值。彼所謂建築不合理者，即指屋頂之輪廓多成曲線耳。在彼等之見解，凡建築之屋頂，應限於直線，如用曲線則不合理雲。此實非常之謬誤也。屋頂之形，絕無限於直線之理。若由中國人觀之，歐美之建築，亦未嘗合理也。要之彼以自國之建築為合理，而以之律他國之建築，此如以自國之文典，律他國之語，而謂他國語為誤謬也。”[1]9-10 這樣的批評應是十分貼切的。

至少站在東方人立場上的伊東忠太對中國建築的看法還是公允的，伊東氏將中國建築納入了東洋建築之“三大系統”中，並且給予了充分肯定：

三大系統者，一中國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中國系建築為漢民族所創建，以中國本部為中心，南及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東含日本。其土地之廣，約達四千萬平方華裡，人口近五萬萬，即占世界總人口約百分之三十。其藝術究歷幾萬年雖不可知，而其歷史，實異常之古。連綿至於今日，仍保存中國古代之特色，而放異彩於世界之建築界，殊堪驚歎。[1]4-5

伊東氏對中國建築的這樣一種界定，雖然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將中國之大家庭做了不無惡意的分割，並將日本放在了中國文化圈的一部分中，這樣一種大而化之的概念與當時日本人所著意的頗具侵略性的大東亞之攻略思路亦不無關聯，但其從建築學意義上的這一劃分，除了刻意遺漏了的朝鮮半島建築之外，大致符合中國建築所影響、所囊括的范圍。至少伊東氏對於中國建築之研究，是充滿了熱情的：

東洋三大藝術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視世界之一隅者，中國藝術也。印度藝術隨國土之滅亡而衰，回教藝術，亦隨國土之衰亡而不振。中國雖衰，但地廣民眾，根底深固，雖隆盛不及往日，但仍大有可觀。況當其最盛時代，其優秀冠絕世界，今已為世界所共認乎？近頃歐美學者，所以著眼於中國藝術，而由考古學上文化史上藝術上及其他各方面專心研究者，洵有因也。[1]6

然而，縱觀伊東氏之《中國建築史》，在方法論上，雖也主張以書籍之研究與遺跡之調查為依托。但郁於當時的交通與社會環境，伊東氏也不得不慨歎說：“山東一省之遺物，欲完全踏查，尚非易事，況中國全體乎？”[1]4 因而，伊東氏的研究，仍然沒有跳出樂嘉藻之以文字為主要依托的方法論窠臼。其理由亦著，“蓋凡研究中國者，不問事實如何，文字之研究皆不能付諸等閒。蓋中國為文字之國，中國之文字與他國之文字，根本迥異。中國文字乃一有意義之研究資料。在建築方面，研究中國關於建築之文字，即研究建築之本身也。”[1]15 由此可知，伊東氏的《中國建築史》，難以對中國建築史的學術框架做出真正的架構，並且難以真正涉入中國建築研究的根本部分。因而，架構中國建築史的學術框架，將中國建築特立於世界建築之林的任務就歷史性的落在了中國營造學社的那一群志士仁人們的肩上。

作為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窗口，《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在其創刊之首篇，在其刊載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钤(字桂莘，時人稱朱桂老)的《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就提出了鮮明的中國建築研究的學術路徑。首先，朱啟钤明確地肯定了中國建築的學術價值：“中國之營造學，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2]1 接著，朱啟钤就將文字直指中國建築研究在方法論上之要旨：“年來東西學者，項背相望，發皇國粹，靡然從風。方今世界大同，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的之眼光，作有系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2]1

朱啟钤（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

顯然，在這裡朱桂老提出了兩個基本的概念，一是，對中國建築的研究，要依“科學的之眼光，作有系統之研究。”二是，要將中國建築的研究“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這也就從兩個方面為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奠定了基本的方向，一是其科學性與系統性；二是其國際性，即與國際建築史學的研究能夠有所對話或接軌； 至少，應該使傳統中國建築，能夠在世界建築之林中具有獨樹一幟的地位。但何以能夠達成這一點呢？朱啟钤做了進一步的闡釋。

首先，他力推對於古代建築典籍宋《營造法式》一書的系統研究。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之首卷首冊的扉頁，即是宋《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李明仲)的畫像，題為“宋李明仲先生像”，並對李明仲的生平做了簡單介紹，其中不乏敬仰之心。朱桂老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第2段，在初步表述營造學社的基本研究宗旨之後，文筆直指有關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問題：

工藝經訣之書，非涉俚鄙，即苦艱深。良由學力不同，遂滋隔閡。李明仲以淹雅之材，深任將作，乃與造作工匠，詳悉講究，勒為法式，一洗道器分塗，重士輕工之锢習。今宜將李書讀法用法，先事躬窮，務使學者，融會貫通，再博采圖籍，編成工科實用之書。[2]1

顯然，在朱桂老看來，對於中國建築之研究，應首重對其原典的诠釋性研究，躬窮其意，理解其法，融會貫通，再博采圖籍，編成可供學習研修的書籍。這既反映了營造學社的研究重視其原典性，也重視其系統性。惟有系統之研究，方能樹立中國建築之獨立的學科體系，以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

其研究的要點，仍在於中國建築之學科體系的內在術語與結構之相互關聯性的诠釋：“營造所用名詞術語，或一物數名，或名隨時異，亟應逐一整比，附以圖釋，纂成營造辭匯。既宜導源訓诂，又期不悖於禮制。”[2]1 這顯然是將中國建築的研究，首先奠基於中國學術研究的根基之上，即對建築原典的名詞術語加以訓诂圖釋，並結合實物，逐一比較，形成完整的古代術語與實際結構與構建的對應關系。而這也正是梁思成十分著力於宋《營造法式》的基礎性研究原因之一。而梁先生在對宋《營造法式》的系統研究之前所進行的先期研究《清式營造則例》，也是著力於清代建築名詞術語與結構名物的一一對應關系，及其整體的結構、造型與藝術分析之上的。梁先生的研究思路，與朱桂老最初的立足於中國自己學術根基上基本構想恰恰是吻合的。

營造學社五年計劃（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

作為一門古代的工藝結構與造型體系，建築自有其獨立的術語與結構名物體系。西方建築研究的學術史上，在17世紀之前，主要的著力點，也是落在其建築的名詞術語，與比例關系，細部線腳等等的詳細分析之上。西方人尤重柱式的研究，而柱式問題，涉及柱身、基座、柱頭，及柱上所承托的檐口等各個部件的構造、比例與詳細線腳的分劃與具體尺寸的確定，實為西方建築造型與藝術的核心問題，因而一直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西方建築史上的許多學術大家，如16世紀意大利的塞裡奧、維尼奧拉和斯卡莫齊，17 世紀法國的布隆代爾、佩羅等，都是將柱式研究作為其基本的研究路徑的。中國建築之結構名物，在細部的構造上，出於木結構搭造建構的需要，演繹出一套遠比西方柱式為復雜的材分、構造與比例體系。中國建築中的柱子與斗，其復雜程度也絕不亞於西方建築中的柱式體系。因而，首先立足於中國建築的術語體系與結構名物體系的對應與系統研究，顯然是扼住了中國建築研究的命門，是解開中國建築研究之迷團的根本所在。

正是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營造學社開創者朱啟钤在學社匯刊的開篇就將這一研究目標明確地昭示出來；梁思成在其極其繁復的研究計劃中，也始終貫穿這一條主線，即對明清時代，與唐宋時代的建築之名詞術語與構件名物的系統缜密的整體性研究。梁先生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既是對西方建築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承續，也是對朱桂老所提出的這一基本研究方略的一個锲而不捨、始終如一的堅持。接著，在朱啟钤文章中，又明確了中國建築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並重的研究方法：

古人宮室制度之見於經史百家者，皆宜取證；並應注重實物。凡建築所用，一甓一椽，乃至冢墓遺文，伽藍舊跡，經考古家、美術家、收藏家，所保存所記錄者，尤當征作資料，希其援助。至古人界畫粉本—實寫真形，近代圖樣模型影片，皆擬設法訪求。 [2]2

朱桂老將這種將文獻與實物相並重的方法，特別集中在古代建築實例遺存與明清建築典章制度兩個方面，以期解決“制度因革之推求”的建築史學基本問題方面：

遼金元明之遺物，塔寺宮殿，碩果尚存；明清會典，及則例做法，令甲具在。由此推求，可明制度之因革。……清代雍乾年間，工部物料價值，以及各省工料價值諸書，與內庭圓明園等工料則例，皆屬官書。居今稽古，不難推知傭值之高下，物力之變遷，蓋工部所營，如壇廟宮殿城垣及廨捨倉庫，崇庳有度。經制悉准典章，其內庭及圓明園所營。苑囿寺觀，及裝修陳設，穹奇侈巧，結構恢詭，然匠心所運，不逾規矩，歷史象征，固班班可考者也。[2]2

將建築歷史研究的目標，定位在探求“制度之因革”這已經抓住了建築歷史研究之根本，從而比之西方人和日本人僅僅“著眼於中國藝術，而由考古學上文化史上藝術上及其他各方面專心研究”的研究方向向前邁進了很大的一步，其目標已經深入到中國建築之本源性的制度層面上了，而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正是基於對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的並重上。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將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與此前伊東氏以文字為主要依托的研究方法論之間劃出了一個明顯的區別。

在梁思成後來撰寫的《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又對這種制度層面的研究做了進一步強調：“這好比是在欣賞一國的文學之前，先學會那一國的文字及其文法結構一樣需要。所以中國現存僅有的幾部術書，如宋李誡《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乃至坊間同行的《魯班經》等，都必須有人能明晰的用現代圖解譯釋內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稱，給許多研究者以方便。”[3]12梁先生正是循著這個思路展開他的主要研究的，他的兩部重要著作《清式營造則例》與《宋營造法式注釋》，就是以這種基礎性的古代建築法式制度研究為基本目標的。

從後來的學社機構設置上及研究論文的發表上，也可看出這一基本研究宗旨與研究方法論是得到充分地貫徹的。如學社內部分為由劉敦桢主持的文獻部與由梁思成主持的法式部。文獻部更著力於古代歷史文獻的發掘與整理；而法式部更著力於建築之結構、造型與細部之法式制度的探索與研究。兩個部門都在發掘古代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充分仰賴了古建築實際案例的考察與測繪，從而從根本上改觀了古代中國建築史研究的方向與局面。建築史的研究從文獻發掘，到實例考察，從案例分析到制度探究，形成了一個前後貫通的科學而缜密的研究方法論格局，並且在極其短的時間內，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學術成就。

1930年7月，距離學社成立僅僅一年時間，《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一卷第一冊就隆重問世，而從第一期出版至抗戰爆發的1937年，在短短的8年時間中，學社先後出版了6 卷21 冊(期)匯刊，平均幾乎每年出版3冊(期)。在抗戰爆發後的8 年艱苦卓絕的環境下，學社顛沛流離於大西南，在物質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仍然以戰時至為簡陋的方式堅持出版了一卷兩期營造學社匯刊。

在梁思成所撰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7卷復刊詞中，我們看到了這一艱難的過程，也看到了學社同仁艱苦卓絕，锲而不捨的決心：“《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六卷第四期出版的時候，正值七七抗戰爆發。此後本社南遷到長沙，到昆明，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莊。雖然在建築調查研究及服務方面，我們都極力不使中辍，但本社刊物則因印刷方面的困難無法解決，停頓至今已滿7 年了。我們始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3]3

從這短短數言，已經可以力透紙背，使我們深切地體驗到當時學社境況的艱難。但其中之“我們都極力不使中辍”一語，更為感人肺腑。可以想象，在那樣一種艱難困苦的境況中，在漫天的彌漫硝煙中，還有那麼一些志士仁人，仍然孜孜不怠於中國古代建築歷史研究的學術求索之中，而“極力不使中辍”。這應該是一種何等高尚的學術追求？

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封面（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

從《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第一期編者梁思成所撰《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已經可以看出當時建築史學所面臨的窘況了：

研究中國建築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近年來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趨向西化，社會對於中國固有的建築及其附藝多加以普遍的摧殘。雖然對於新輸入之西方工藝的鑒別還沒有標准，對於本國舊工藝卻已懷鄙棄厭惡心理。……他們雖不是蓄意將中國建築完全毀滅，而在事實上，國內原有很精美的建築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謂西式樓房，或門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蕪雜可哂，充滿非藝術之建築。純中國式之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或破壞無遺，或僅余大略，市民毫不覺可惜。雄峙已數百年的古建築(Historic Landmark)，充沛藝術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or)，為一民族文化之顯著表現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幟下完全犧牲。[3]5

梁先生的憂慮，也道出了學社同仁的心聲。這也是中國營造學社在重視歷史研究的同時，也致力於古建築保護事業的原因所在。而這保護之要恰也在於深入的研究，並通過研究以喚醒社會對於歷史建築的保存之關注。對此，梁思成說：

在此時期中，也許沒有力量能及時阻擋這破壞舊建的狂潮。……幸而同在這時代中，我國也產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覺，搜集實物，考證過往，已是現代的治學精神，在傳統的血液中另求新的發展，也成為今日應有的努力。……除非我們不知尊重這古國燦爛文化，如果有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對我國歷代文物，加以認真整理及保護時，我們便不能忽略中國建築的研究。

以客觀的學術調查與研究喚醒社會，助長保存趨勢，即使破壞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漸減殺。這工作即使為逆時代的力量，它卻與在大火之中搶救寶器名畫同樣有急不容緩的性質。這是珍護我國可貴文物的一種神聖義務。”[3]6

這裡或許可以看出梁思成由其早期專心致力於建築歷史研究向後來的充分關注古建築遺存保護是有一個轉變過程的。正是看到了古代建築所面臨的巨大危機，梁先生才不失時機地將建築歷史研究與古代建築保護這兩項事業緊密地結合了起來，並賦予兩者以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可以說，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訴求中，歷史的研究，與歷史建築的保護，是被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的，二者不可有絲毫的偏廢。非重歷史之研究，則對所保護之對象的價值沒有充分的認知，而不重歷史遺存之保護，則歷史研究的對象也就漸漸地會消失殆盡。這一學術思路，與19 世紀末與20 世紀初的西方人及日本人對中國建築研究之獵奇性的研究思路，又有了根本的區別。

概而言之，從重讀《中國營造學社匯刊》首卷首冊朱啟钤的發刊詞和七卷一期的復刊詞，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之路早已清晰地彰顯在這些簡明扼要的文字中，無論是最初的立足於科學與系統的研究，及與世界接軌的學術理念，和依賴於古代典籍與現狀遺存的結合，著力於中國建築制度層面的研究；還是後來的針對歷史遺存的迅速衰亡而提出的在專注於建築歷史研究的同時，刻意於歷史建築遺存的保存與保護的研究，都一以貫之地體現了中國營造學社的意欲將中國建築彰顯、獨立於世界建築之林，在世界建築史上獨樹一幟的學術思路。這樣一種思路，與西方人對傳統中國建築所采取的鄙夷態度，以及日本人的將東方建築大而化之，以期模糊中國建築特有的民族與文化特征的做法，取了截然不同的學術路徑。

正是循著中國營造學社先輩們所開拓的中國建築史與歷史建築保護的學術之路，才有了自1949 年以來60 年的中國建築史學雖起伏跌宕，但卻朝氣蓬勃的研究歷程。而這數十年的建築史學研究，不僅在中國營造學社已經開創的文獻發掘與遺跡考察相結合，關注法式制度層面的深入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而且在中國建築史學的外延層面，如歷史建築保護、舊城保護、中國近代建築史、中國現代建築史，中國鄉土建築考察與研究等諸多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可以說，盡管中國建築史學科學前面的學術之途仍然充滿艱辛，但中國營造學社先驅們所提出的科學的、系統的，可以與世界建築史學對話的學術路徑，已經初步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並且隨著文獻與考古資料的進一步發掘，以及研究手段的進一步優化，一定會有更大更深入的拓展。來源：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