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都城文化內容豐富，繁榮發達。20世紀90年代以前，在對洛陽都城的研究中已經有學者間或涉及。90年代初，洛陽一些學者提出了“河洛文化”的概念，國內外許多學者參與了討論，對河洛文化的研究逐漸升溫，召開了若干次研討會，也出版了若干文集和專著，如《河洛文化論叢》第一、二輯和《河洛文明論文集》、《河洛文化通論》等。學者從不同學科領域對河洛文化的空間與時間概念、定義、性質與地位等問題進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李學勤的《河洛的歷史地位與河洛文化的性質》認為，河洛文化的性質，是和河洛地區在歷史上的地位分不開的，河洛居天下之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河洛文化性質具有傳統性、開放性、綜合性、先導性這四個特點。許順谌認為“河洛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它不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王都文化的風范，歷代王都文化都包含在河洛文化之中，這是其他地區所望塵莫及的”。“河洛文化除了民間風俗文化外，可以說是幾千年來的‘帝都文化’，是一種帶有統治性的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奠基石”。徐金星認為，河洛文化“是中央文化、國家文化、國都文化、傳統文化，長期占據著主導和統率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和核心，它構成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韓忠厚認為，洛陽“在全國六大古都中，是建都最早、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河洛地區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漫長時朗裡，一直是我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是黃河搖籃的心畦，中原文化的象征”。分朝代探索洛陽古都文化的專論文章，相對不多。史龍身的《洛陽文化地理特征論綱》研究了這一地區文化發展的諸特征。孫家洲拘《論河洛古俗對東周秦漢社會風貌的影響》考察了河洛文化在洛陽都城的總體反映及其對秦漢社會的影響。吳少珉分析了北魏遷都洛陽後，以京師洛陽為中心的河洛文化，認為其吸收、融合了鮮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吸收了宗教及其與外來文化的精華，形成以儒學為基礎的多元文化。金大珍也認為北魏的洛陽時代，是魏晉南北朝最為興盛的時代，並認為北魏洛陽城市風貌的獨特地位體現為三個交會點，即民族融合的交會點、南北文化的交會點和中外交流的交會點。宿白、徐蘋芳、馬得志等對唐宋洛陽都城文化的狀況和特征作了論述和總結。郭紹林的《唐五代洛陽的科舉活動與河洛文化的地位》特別強調洛陽和河洛文化對科舉制的影響。蘇小華論述了洛陽職官制度的特殊性在洛陽地區形成了有利於文化發展的條件，認為這是唐代洛陽文化繁榮的部分原因。周寶珠、馬華民、程民生分別論述了北宋時期洛陽都城文化的表現及其特點。分文化要素論述洛陽古都文化的文章較多，內容涉及洛陽都城教育、宗教、文學藝術、民風民俗等。如李馥明、邊家珍、郭燦江之於古都洛陽教育的研究，葛紅、董延壽、黃新波、徐金星、陳瑞之於古都洛陽宗教的研究，趙建梅之於洛陽唐中期詩壇的研究，溫玉成、李文生、閻文儒、常青、張乃翥之於龍門石窟的研究等。洛陽與絲綢之路的關系是近年的熱門學術話題。來學齋、薛瑞澤的《絲綢之路東端起點洛陽研究綜述》對有關研究情況進行了回顧。洛陽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洛陽——絲綢之路的起點》，收集了韓國磐、李學勤、朱紹侯等的30余篇論文，多角度、多側面、全方位地探討了古都洛陽在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和中心，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