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有種魅力源於古老，但有時古老也被當成一種負擔。譬如站在北京西客站的南廣場上，你跺一跺腳，也許就驚動了萬歷皇帝的舅舅。

2007年9月，北京文物部門接到匿名舉報說，在建的西客站南廣場地下車庫發現古墓。等考古人員趕到現場，墓室早已被刨開，棺板椁木散落在地，只留下一盒墓志，告訴來人這裡曾埋著“萬歷皇帝生母李太後之兄、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貴”。

經警方調查，是挖掘機手發現了古墓葬，一看下面有寶貝，又給埋上了。晚上就帶人哄搶了墓裡的文物。後來因為分贓不均，才有人舉報。警方介入之後，只追回一條殘缺不全的玉帶，其他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每次說起類似的故事，北京市政協委員宋大川的臉上都會露出心痛的神情。“如果施工前經過考古勘探和發掘，這樣的悲劇就不會上演了。”

今年元旦，故事裡那個占地3萬多平方米的地下車庫正式啟用，800個車位讓接送親友的市民不用再體會泊車之苦。

“你不覺得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之間有矛盾嗎？”身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宋大川時常被人這樣質詢。這個溫和的保護派總是坦然回答說：“建設是發展，保護也是發展，而且是更長久的發展。”

只是從保衛北京城牆的梁思成算起，保護派的發言大多被建設者的機器轟鳴聲所湮沒，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的毀滅。

地下文物屢遭劫難

這一次遭難的是“地下文物”。這是個約定俗成的叫法，以區別於被世人追捧的故宮、十三陵等“地上文物”。

對一個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都城來說，地面上目之所及多半是明清兩代五六百年的古跡。依據已有的發現，宋大川認定，在北京的地下，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地方，埋藏著整個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甚至包括50萬年前古人類的文化遺存。

1996年，北京東方廣場施工時，在王府井東側距地表16米深處發現了舊石器晚期人類用火的遺跡，當時的開發商決定，與政府聯合建立王府井舊石器晚期遺址。

這是屈指可數的地下文物受到保護的故事。更多的地下文化遺產在城市化進程中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每每想來都令宋大川痛心疾首。

2006年，亦莊經濟開發區一家大型合資企業要蓋職工之家，文物部門在巡查時發現了漢代磚室墓葬，隨即要求該企業暫停施工，等待勘探發掘。

其後不久，北京市10多位市政協委員和多家媒體記者來到工地現場調研，竟發現開挖的基坑已經被回填，還澆上了混凝土，一座十幾米高的鋼架在此拔地而起。

宋大川當時站在已經被水泥覆蓋的文物遺跡上，內心“充滿震驚與悲憤”。

“誰讓你們在上面施工的？”北京市政府文化顧問、文物局原局長王金魯以近乎顫抖的聲音問道。

“不好意思，我們對文物保護不專業，沒有處理類似事情的經驗。”該公司的一位負責人解釋說。後來，這位負責人在寫給北京市政府領導的信中，抱怨勘探保護延誤了生產開工，甚至提出“外方對保護地下文物十分不理解”。

“這是誰的土地？你又是哪國人？”兩年後，宋大川說起此事還是義憤填膺。

只是大多數時候，“自己人”似乎更缺乏維護民族文化血脈的意識。

幾年前，延慶縣某鎮鎮政府把一塊5000畝的土地出租給一家公司建高爾夫球場，施工中有人發現了春秋時期山戎族的聚居地。盡管北京市文物局執法隊兩次當面要求停工進行考古調查，開發商還是徑直用推土機破壞了遺跡，至今不理。

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和停車樓施工時發現了石碑，而這一地區正是明清兩代王公、貴族墓葬的集中區。延慶的文物部門接到舉報後要求進入現場勘測，被建設單位以“國家工程不能延誤”為由趕走。文保人員無奈之下報警，警察去了，雙方爭執中，有警察被工地上的人推到水溝裡。

如果不是宋大川在2008年10月北京市政協重點提案督辦會上披露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人們大多意識不到，在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時候，祖先留下的古老文化的殘骸就深埋在他們腳下：在地鐵4號線圓明園站之下，清代流傳下來的御道被砸碎，僅剩三合土的路面；北京南站穿越了金中都的東南角城牆，周圍也是歷年遼墓葬集中發現的區域，施工方卻聲稱未發現任何古墓遺存；德內大街擴建工程、西直門交通樞紐、東直門交通樞紐、城市軌道交通中轉站、終點站等施工前都未進行勘探、發掘……

許多時候，等文保部門得到舉報趕到施工現場，文物就已經在潘家園古玩市場被叫賣了。有時，一塊被打碎的瓷片都會被炒到幾萬元。

無法落實的督辦提案

在目睹了地下文物的悲慘命運之後，自2003年起，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宋大川每年都會提出關於保護北京地下文物的提案。

宋大川最新的設想是，參照“環評”設置一個“文評”，即將考古勘探確定為政府重大工程、房地產開發、舊城改造等建設項目動工的前置審批條件。在工程立項前，先由文物部門考察這個區域是否出土過某個時期的地下文物。如果有，就根據《文物法》規定，對可能有地下文物埋藏的地區進行考古勘探和發掘。

事實上，他提出的這類提案已經連續3年成為北京市政協主席督辦案。“對一個委員來說，是無上光榮，但從落實的情況來看，我只能說無奈了。”宋大川苦笑著說。

3年來，北京建設項目的總和大約是3萬項，文物部門參與考古勘測的僅為237項，其中只有60項是施工前主動向文物部門征求意見的，其余都是群眾舉報。

在宋大川的眾多提案中，只有2003年提出的“奧運場館建設要進行地下文物保護”被有關部門采納過。於是自2004年起，北京市文物局考古人員先後對23個奧運場館進行了勘探和發掘，勘探總面積達158萬平方米，清理發掘漢代至明清時期古墓葬700余處，出土了金屬器具和瓷器、陶器等1538件（套），銅錢6585枚。

事實證明，保護地下文物的舉措並沒有影響奧運工程進度。

原本奧運射擊場不在勘探之列，因為該項目只是在原場館基礎上擴建60米。但是在施工過程中卻發現許多古墓，於是建設方停工等待挖掘。最終文保部門發掘了墓葬179座，其中169座是明代宦官墓。宋大川評價，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歷史上這個特殊人群有著重要意義。

這“短短60米內”的意外發現更堅定了文保工作者“京城地下處處有寶”的信念，同時也讓他們有了更多的懷疑：號稱世界最大單體航站樓的T3航站樓就沒有古墓葬嗎？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北京南站，周邊四面都出土過各個不同時期的古墓葬，車站下面就什麼都沒有？

“只不過是發現了不報你罷了。”讓宋大川惋惜的是，這些不知所蹤的文化遺存沒等重見天日，就這樣被生生地毀掉了。

現實讓文保工作者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立法。據宋大川介紹，這是國際上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比如與北京一樣有著悠久歷史的羅馬，在地下文物保護方面已經積累了200多年的經驗，而且通過立法把保護地下文物的重要意義闡釋到極致。

據《光明日報》報道，2008年4月，在考古勘察了10多年之後，剛剛破土動工的羅馬地鐵C號線在施工過程中還是發現了6世紀的冶金廠、中世紀的廚房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宮殿等大量文物古跡，於是一個備受民眾期待的地鐵建設工程就此被文保部門緊急叫停。值得一提的是，長期只有兩條地鐵線可乘的羅馬市民普遍對此持支持態度。

現行法律擋不住對地下文物的破壞

在宋大川看來，改革開放30年之後，富足的北京市民已然能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達成共識，這一點與梁思成力保城牆時曲高和寡的窘迫有本質的不同。問題的核心在於，現行的法律還不足以約束工程建設者對地下文物的破壞。

我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應當由建設單位報請文物部門事先在工程范圍內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進行調查、勘探。

北京市在針對這條的實施辦法中也曾進一步規定：“在舊城區進行建設用地一萬平方米以上建設工程的，建設單位應當在施工前報請市文物行政部門組織在工程范圍內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進行考古調查、勘探。”

“2004年以後北京二環內超過1萬平方米的工程有多少？多了去了。有幾個經過考古勘探發掘的？”宋大川質問道。實際上其中經過正式報批發掘的工程僅12項，其中有11項還是群眾舉報，只有東城區玉河保護工程是主動征求文物部門意見的——因為該項目本身就是文保項目。

宋大川指出，由於上述法律條文中用的是“應當”而不是“必須”，這直接導致大多數建設單位在立項和施工前不向文物行政部門報請，就能順利開工。

另外還有經費問題。《文物保護法》規定，凡因進行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所需費用由建設單位列入建設工程預算。

但是在現實中，專門負責地下文物保護的文保部門往往只能自行墊付。一家合資企業在大興施工時發現了三十幾座唐墓，文保部門考古勘測完成後想收取勘測費，被一口拒絕。“你打聽打聽去，我姓橫，橫豎不講理的橫。”那個姓橫的企業負責人說。

宋大川認為，由於是“應當”而不是“必須”，因此即便文保費用還不及半套商品房的錢，也很少有開發商願意把這筆費用列入工程預算。

更讓宋大川不解的是，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至今還沒有一部專門保護地下文物的地方法規。他在建言中寫道：“就國內城市而言，洛陽市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由人大通過立法，哪怕建個廁所，都必須經文物部門勘探發掘後才能立項施工；成都市每年進行施工前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程多達300余項；即便是焦作這樣的中小城市，每年也有95％以上的基建工程進行考古勘探和發掘。”

事實證明，洛陽、成都等城市都因為重視地下文物保護而受益，比如洛陽中州廣場的東周車馬坑、成都的金沙遺址，都是在這類法規實施後被發掘的。金沙遺址中的太陽神鳥已正式成為中國文化遺產的標志。

與之相對的是，在網上搜索“破壞地下文物”幾個字，就會意識到，這一現象在這個古老國家的城市建設中普遍存在。

“如果凝固的歷史被打碎了，我們拿什麼來給後人講述城市的文化和魅力？”宋大川問道。他坦言，每年為保護地下文物大聲疾呼，只是出於作為政協委員的使命感，更多的是無奈。如今在地上文物的保護方面，文物部門話語權比較弱，但至少還有，而在地下文物保護方面，則幾乎沒有話語權。

“地下文物沒人提，政府各部門也不提。比如搞文評到底是規劃前，還是開工前，就涉及發改委、規劃委、建委、土地局等多家強勢部門，恐怕只有市長出面才能協調的了。”宋大川苦笑著說。

只是這個問題似乎已經不能再拖下去。根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北京的行政中心將逐步向東移，或許舊城區的地上文物因此得以保全，但同時通州、亦莊等新城的大規模開發建設也將開始。

宋大川指出，保護地下文物的最大困難在於看不見摸不著，且分布極廣。僅亦莊開發區就曾發現幾百座漢墓，說明當地在漢代是比較繁華的，那麼漢代的聚落區在哪兒？亦莊的下面是不是埋著一座漢城？

讓這位政協委員感到焦慮的是，如果事先不經過勘察保護，那麼新一輪的開發無異於“宣告一個大規模破壞地下文物的時代即將來臨”。

“我焦慮能有什麼用處？”說到這，宋大川無奈地攤開雙手。

在最近北京市“兩會”上，這位市政協委員再次建言，提交了一份《關於建立長效機制，保護北京地下文物的建議》，建議由市領導來協調各部門，落實文物保護。

“今年我要直接找市長牽頭去做這件事。”宋大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