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之墓葬於香港九龍淺水灣，新中國成立後遷移至廣州城郊公墓。這個才女的短促一生中，不僅凝聚了中國文壇的許多往事，還留下一些文史學家待解之謎。因而在幾年前的夏天，筆者應邀去哈爾濱工業大學講學之際，忙裡偷閒，特意走訪了呼蘭縣的蕭紅故居（今天已劃入到哈爾濱巿郊之內）。

    蕭紅故居庭院深深，站在她居室後花園的瞬間，一個長久盤踞在我心中的問題，見景生情地突然迸發出來：如果蕭紅不是英年早逝，活到現在該是什麼樣兒？她落生於1911年，到21世紀之初，她該是位百歲高齡的老人了；從形象上推斷，她一定是個白發蒼蒼、臉色清癯的老人；以她少女時流露出的才氣而論，她不會是只留下幾本著作的作家，一定是一個著作等身，可以與文學大師們媲美百花園中的玫瑰。可是人的命運不同，她只活到1942年1月22日，在31歲的大好年華時，便因肺病在香港九龍香消玉碎，與人世永別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如同一只掠過長空的孤雁，留下幾聲淒楚的哀鳴。

    我是青年時代開始接觸蕭紅作品的。當時，我只是從文字中認知，蕭紅曾是那一代文學天空中的一彎鐮月。大自然的天宇與文學的天空一樣，有圓月和鐮月之分；那些月圓如盤的作品，固然留給人間明麗的色澤，但一鉤如鐮彎月的文字，卻有著誘人思念和遐想的空間。從文學的內涵來說，銀月留給人的印象，是短促而透明的，而夜空中一彎鐮月，卻能讓人思念於永恆。蕭紅屬於後者。記得，我讀蕭軍《八月的鄉村》與蕭紅《生死場》、《呼蘭河傳》的時候，雖然這兩個人的作品都是描寫戰亂年代東北百姓生活的，蕭軍的作品使我熱血沸騰，產生一種立刻拿起槍來走上戰場的激情，而蕭紅書中的文字表達，讓我如聽到國土淪喪後國人如絲如弦的低泣，讓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按說，一個充滿陽剛之氣的文壇硬漢，與陰柔情致的少女結合，應該是天下最為完美的結合，但是不知為何，這種結合猶如天上的流星劃過夜幕，他和她在分分合合中度過了短短６年時間，就匆匆分開了。何故？也許是天下的文人都是性情中人，文學彼此相吸之力，小於性格上彼此相撞之力的緣故吧？

    蕭紅故居，沒有略去這段文學史話。室內除去陳列著蕭紅和蕭軍的著作之外，牆壁上懸掛著當年蕭軍與蕭紅年輕時，在冰雪之城哈爾濱和海濱之城青島的生活照片和畫像。因年代久遠，有的照片已經變了顏色，讓觀眾難以准確地捕捉到她的神韻了，但聳立於庭院花壇中的蕭紅漢白玉石雕像，可以彌補這種不足。雕像中的她，身著古式旗袍，頸上圍著一條圍巾，手下腿上放著一本書，神態安閒地坐在一塊長石之上。面對這尊石雕，與我同來蕭紅故居的中央電視台的友人，竟然失態地驚歎了一聲：“啊！真美——”

    “文如其人，她的文字同樣動人！”我說。

    端坐在花壇中的蕭紅，目光安詳地遠望著，似在穿越小鎮上色彩斑駁的老屋，遙望著從村邊流淌而過的呼蘭河。少女時代的蕭紅，是非常喜歡呼蘭河的，不僅蕭紅故居講解人員如是說，有關她的傳記也是這麼寫的：家中最愛她的人是她的祖父，他常常帶著蕭紅到河邊嬉戲放舟。因而，當她拿起筆來抒發情懷的時候，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呼蘭河的深深依戀。小說《生死場》裡，有它的身影，在散文體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裡，更表現出她對故鄉這條大河的一往情深。昔讀蕭紅傳記，傳記中寫到《呼蘭河傳》的收尾部分是在動亂的香港九龍完成的。而當時她的肺病已然發作，蕭紅是在病痛的煎熬中，完成最後一頁手稿的。沒有對故鄉呼蘭河的夢裡相思，何以會讓病魔附身的弱女子蕭紅產生那麼大的沖刺力量？之後，她又強忍哮喘帶來的呼吸困難，寫出了小說《小城三月》，其中的故事人物，都與生她養她的這片北國小鎮，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因而可以視為她告別人世前，遙望北國家園最後一瞥深情的眸光，寄往故鄉的最後一封情箋。

    蕭紅的宅院落成於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算是呼蘭河畔的豪門之一了。隨著歷史風雲的變遷，特別是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她的故宅早已鳳去樓空。直到歷史進入新時期之後的1984年，當地政府為了追念這位才女，才動員住戶搬遷出這座古宅，建立蕭紅故居。由於年代過於久遠，被拆除的大門門樓以及昔日套院內許多陳設，雖已無法完整地復原如初，但我漫步在由光滑石塊鋪成的通道上，心裡仍然感悟到這座古宅往昔的迷人風采：古磨房裡的碾子和磨盤，土炕上木制的炕桌，她用過的文房四寶，甚至連同她少女時期，用以對鏡梳妝時的木梳和鏡子，都被家鄉人千方百計搜尋了回來，擺放於她昔日的臥室之中。蕭紅家境雖然屬於當地的富裕大戶，但她的童年生活並不都歡快，特別是她十歲喪母之後，由於繼母對她缺少應有的關愛，少女時的她常常陷入孤獨之中。家中唯一疼愛他的人，是她的祖父，但祖父身兼縣裡教育局長的官職，花在她身上的時間是有限的，因而蕭紅是在冷暖兩股氣流中長大成人的。之所以後來在蕭紅身上，既有溫柔腼腆又具有不屈的叛逆精神，童年的冷暖遭遇，是她性格的具體成因。如果沒有後者，蕭紅生活的道路是難以猜測的——正因為她叛逃家庭包辦的封建婚姻，只身到了哈爾濱，才與蕭軍有了相識的機緣。1932年，她寫信向當時哈爾濱《國際協報》文藝副刊求救，該報副刊委托蕭軍前去探視她，於是蕭紅與蕭軍的生命情話，從一個名叫興順旅館的房間裡開始了。

    關於二蕭的相遇，駱賓基文章中曾留大意如下的一段文字：當蕭軍出現在那間旅館客房時，讓蕭軍眼睛一亮的，除去站在他面前的纖弱而美麗的女孩之外，蕭軍還看見了擺在木桌上蕭紅的生命自白詩：那邊清溪唱著／這邊樹葉綠了／姑娘呵／春天來了／／去年在北平（她曾逃婚到北平）／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酸。

    蕭軍是從她的命運的自白詩中，認知蕭紅的痛苦與潛在文學天賦的。從此，二蕭開始了文學與婚姻的悲歡離合。也算是一種歷史的緣分吧，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初，與蕭紅前前後後有著姻緣和友誼關系的蕭軍、端木蕻良，以及蕭紅在香港病危彌留時期，在她身邊照顧她44天的駱賓基，與我同在北京作協為專業作家。他們是前輩長者，我是後來人，雖不方便直接詢及蕭紅與他們之間的往事，但在幾年的接觸中，對蕭紅的過去還是窺知一二。其中，與蕭紅淵源最深的蕭軍，因為受到過歷史的沖擊，與我的命運十分近似，因而與我無話不談——特別是我與蕭軍的家，一度時間內同住在一個小區，來往便多了起來。記得，有一次他來我家吃我母親做的紅燒肉，在餐桌之上談起往事，話鋒不知怎麼轉到了蕭紅身上。我借著酒興詢問蕭老說：“在我心中，您和蕭紅是陽剛和陰柔完美的結合，為什麼後來出現了在西安分手的結局？”

    蕭軍反問我說：“你們後來人是怎麼看的？”

    我猶豫了起來。因為當代文學史料中，對此說法不一。

    “你要講實話。”他說，“我蕭軍一向直來直去。”

    我說：“是不是因為您‘太男人’了，讓她感到……”

    “這是我的個性，不能說沒有這方面的因素。你們後來人，難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風筝在天上飛。用文學的行話說，空靈是高層次的藝術境界，那是無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體的，加上當時正處於戰爭年代，比如我總想扛槍去打游擊，她則要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怎麼對你說呢，人都是性格悲劇，當兩個人感到彼此難以適應的時候，就到了說‘再見’的時候了。”蕭軍似乎不願再多說下去，我也只好就此剎車——因為這些往事裡，深藏著他的歡樂與憂傷。

    這個記憶說來十分深邃。後來在駱賓基老人家裡，也聽到了近似於蕭軍的回答。其間，我沒有詢問過端木蕻良老人，問他何以在蕭紅最困難的時候，在香港離她而去？之所以如此，我猜測他內心裡一定揣有世人難以詳知的隱情——作家都是富有良知的人，他何以會對苦命的蕭紅如此絕情呢？！瞧，當年東北作家群中的三個作家，都陰差陽錯地與才女蕭紅的感情世界，先後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國文學史上，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蕭紅落生於1911年農歷端午節，而這一天，在歷史上正好是詩祖屈原，自投湖南汨羅江的祭日。生連著死，死連著生——戰亂年代中如一片孤葉，在中國南北飄零的蕭紅，卻演繹了文人另一種命運的悲苦。據文史資料記載，魯迅先生生前是十分珍愛蕭紅的文學才情的，在她的小說《生死場》作為“奴隸叢書”出版時，特別為她寫下了序言。但是蕭紅“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大好年華的31歲，就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因而，當蕭紅故居的管理人員，讓我簽名題詞時，我寫下了如下的兩句心聲：紅顏薄命，空負了滿腹才情！

    至此，我的心似已墜入高山的谷底。心情變得沉郁之後，呼蘭河似乎也改變了色澤——來蕭紅故居途經呼蘭河畔時，那喧鬧的波浪在唱歌；當我在黃昏斜陽中告別呼蘭河時，我聽到它的每一束浪花，都像是無言的低泣。１９４２年至２０１２年，才女蕭紅已然辭世７０周年了，憶起當年走訪她故居時的許多情景，耳畔依然回蕩著呼蘭河嗚咽的波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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