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人們閒暇時間的增多，在旅游熱中古鎮越來越受到青睐，其經濟、時尚以及文化意義日益凸顯，於是也就有了“名鎮名村”的評選和頒布。據統計，自2003年以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國家文物局聯合公布了五批共350個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其中名鎮181個，名村169個，分布范圍涉及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其實作為一種歷史遺存和當下的實體性存在，如今的古鎮是人們生活的聚落，也是游客的觀光地；但古鎮的意義遠不止於此，歲月的滄桑，高岸深谷的風雲跌宕，使它在時光的年輪中蘊藏了豐富的歷史記憶，以及深厚的文化信息。

　　一

　　所謂“歷史記憶”，即是對過去的保存和再現。而有關歷史記憶的載體很多，如圖書、古物、遺址等，而古鎮則是其間一種特別的歷史記憶媒介。

　　揆諸文獻，作為一種聚居群落，“鎮”出現於唐宋以後。在唐朝，鎮常指軍事要塞和邊防關津之地，故歷史上有所謂“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禁防者謂之鎮”之說。像廿八都、烏鎮、石門等古鎮，歷史上都曾是軍事要地。到了宋代，鎮的這種軍事、政治色彩漸淡，經濟生活氣息漸濃，亦即“鎮”越來越趨向“市”。據《宋史?職官志》載，“諸鎮置於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文中所謂“酒稅”雲雲，顯然意味著宋代的鎮不僅人煙稠密，而且商品經濟繁榮，商貿活動很活躍，故要設稅官專門收酒稅。至明代，鎮更成為商品交易活動的中心，“商賈所集謂之鎮”(《姑蘇志》)。此時的鎮顯然與市漸趨同質，故其時出現了“市鎮”之稱：“人煙湊集之處謂之市鎮”(《吳江縣志》)。

　　相較於歷史上的“城”與“市”，“鎮”固然是後起的，但因其亦軍(官)亦民、亦工亦商、亦城亦鄉等特性，古鎮為我們認識和了解歷史提供了獨特而豐富的資源；另外，古鎮的地理位置和空間坐落，使它較少受到現代文明的沖擊，從而保留了更多的原生態的信息，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相對完整和准確的歷史記憶。概要說來，古鎮的“歷史記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是建築物。古鎮之成為古鎮，當然有其形貌，而古建築則是其間的結構、甚至是基軸；換句話說，古鎮的存在往往因其有眾多的古建築物。如廿八都，現存較為完整、規模較大的明清古民居就有36幢，還有眾多的公共建築，如孔廟、大王廟、文昌閣、萬壽宮、真武宙、忠義祠、觀音閣、老衙門、新興社等等。又如烏鎮，水系眾多，有大小河流三十多條，故這裡的橋梁也就尤多。史載明萬歷時鎮上有橋77座，清康熙時有橋124座，乾隆時有116座，清末則達129座。水鄉的古鎮建築不僅橋多，而且也體現出鮮明的親水特色：石街沿河而築，兩岸有石幫岸、石欄桿、石河埠。臨河的民居也是傍水而建，一半在陸地，一半則以石梁或木梁懸於水上，形成了人水相融的長長“水閣”，充分展現了濃郁的江南水鄉的韻味。這些建築不僅體現了一定的技術，反映了先民的生活方式、生存環境與生存理念，而且作為一種歷史遺存的古建築，還蘊含了許多歷史人文信息。如江西泰和縣蜀口洲上建於明萬歷年間的宗族祠堂，既記錄了歐陽宗族的遷徙興衰，而祠堂匾額上的“父子進士”，“兄弟尚書”等文字，又表征了彼時彼地對教育的重視，以及興旺與成就。如安徽桐城的“三尺巷”，則折射出中國文化的“美謙屈”的低調精神。在皖南西遞、洪村以及江西婺源的街巷轉彎處常常可以看到牆角的內縮、後退處理，這也表現了類似的“作退一步想”的謙讓思想。

　　其次是風土人情。中國自古就有五裡不同風，十裡不同俗之說。在一定意義上，一座古鎮就是一種風俗的濃縮和沉澱，古鎮之成為古鎮，都有其特異的風俗人情。如浙江古鎮濮院，有表現養蠶的“軋蠶花”習俗，有遠近聞名的香市，有祈神免災的“瘟元帥”會，有戲水健身的“踏白船”、拳船武術和高竿表演等。如廿八都，人口雖然只有一萬，卻有142個姓氏，13種方言，因而享有“方言王國”和“百姓古鎮”的雅號。這些獨特的風土人情，不僅構成了古鎮的性格，也是古鎮的文化符號，更形成了一種不可替代的獨特歷史記憶。相傳抗美援朝時，來自廿八都的幾個年青志願軍戰士在遼寧丹東時，發現當地的語言和家鄉的話很象，千裡之外聽到鄉音，幾位年輕的軍人竟然激動地流下熱淚。這個故事生動說明了古鎮的風土人情，是增進人們相互認知和認同的共有記憶，也是了解歷史、尤其是地域歷史的活化石。

　　其三是專業化的經濟發展。前面提及，鎮之成為鎮，要義就在於“商賈所集”，這用今天的話說，即鎮之別於鄉村，即在其有繁榮的市場和經濟。事實上，古鎮在其演變和生長過程中，都曾出現各具特色的經濟發展，甚至呈現出市場專業化的趨向。如清乾隆《嘉定縣志》記載：“布商盛於南翔，花商盛於羅店。至新泾鎮涼鞋，安亭、黃渡鎮藍靛，亦為商賈所集”。據統計，明清時期，江南出現了以蠶桑和絲織為專業的市鎮25個，以棉花與棉紡織專業的市鎮52個,以米糧為專業的市鎮13個。此外，還產生了以冶鐵著稱的嘉興爐鎮，以陶業著稱的杭州瓶窯鎮，以集散藥材著名的清江縣樟樹鎮等。而清代所謂“四大鎮”——景德鎮、朱仙鎮、佛山鎮、漢口鎮，也無不有其專業化的手工業和專業化的市場。這些專業化的生產和市場的出現，不僅印證了中國古代經濟的繁榮和生產技術的進步，而且更是我們探討和揭示傳統社會歷史真象的可靠而生動的窗口，這無疑也是得益於古鎮的“歷史記憶”之功。

　　其四是人物。古話常說人傑地靈。確實，古鎮不僅有其獨特的風貌、風土和特產，更有其令人難忘的風情，換句話說，著名的古鎮，往往文教發達，人才輩出。如浙江烏鎮，自宋至清，考中進士64人，中舉人者167人；濮院則出了26位進士，66位舉人。人才多的地方，自然會有出類拔萃者，有其名人。還說烏鎮，梁昭明太子蕭統，和著名學者沈約，曾讀書於此。不僅如此，史稱唐、宋以降，“士大夫多卜居於此” 。烏鎮還出產了本土的著有《補農書》的著名農學家張楊園，還有清代著名藏書家鮑廷博，他輯成《知不足齋叢書》(30集，收書207種)。《四庫全書》修纂時，他所獻藏書為全國私家之最。在中國古鎮群中，類似烏鎮這樣人文荟萃的很多。可以說詩書風雅、人才濟濟，是中國古鎮一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它不僅揭示了古代的鄉幫文明，而且也為認知中國古代“人文化成”成就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和真切的視角。

　　二

　　當然，古鎮不僅是今人認知歷史、感觸過去的憑借和媒介，其豐富的歷史沉積和別樣的歷史過程，昭示著它本身甚至就是一段歷史。其間值得注意的還有，作為先人生活和群居的一個特定樣態和形式，古鎮還包含著文明進步的意義，它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變遷的結晶，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

　　這一文化內涵可以從這樣幾個層面來理解。

　　首先，古鎮的產生與出現，意味著對傳統宗法血緣群居關系的超越。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國古代的“熟人社會”，其社會基礎大致就是宗法血緣。古代社會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社會交往關系都是以血緣關系為中心的，“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所以歷史上有“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之說。所謂“未散處”，也就是“收族”，在現實形態上即為聚族而居，永為相依。“兄弟析煙，亦不遷徙，祖宗廬墓永以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致十家或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如“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中國歷史上多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也表現了這種“聚族而居”。若從漢代蔡邕的“叔父仲弟，三世不分財”的同居算起，後世幾乎歷代都有。如宋朝陳亮，就“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余口”。唐代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其同居之道，張書百余“忍”字以答，感動的高宗為之涕泗橫流，並“賜以缣帛”。其實，晉高祖就已開始表彰同居了。後晉李自倫六世同居，石敬塘就下令在其門前立了一個一丈二尺高的台，以示嘉獎。據史載，姚棲筠一家，同居長達二十余世，這恐怕也是歷史上最長的同居記載了。鎮作為古代社會的一種新聚落，它不再是單一宗族的群居地，而是不同宗族、不同血緣關系和來自不同地域人們的共居地，最明顯的如廿八都，所謂“百姓古鎮”，正生動說明鎮的社群關系是多麼豐富和復雜，遠超單一的宗法血緣關系。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鎮的出現，既超越了傳統宗法血緣關系，又推動了傳統“熟人社會”的變遷。

　　其次，古鎮的產生與出現，預示著對傳統安土重遷價值觀念的超越。傳統農耕社會“重遷徙”，先哲於此有透徹的分析：“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古代社會重農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安民，“民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事實上使民“無遠志”也成為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國策，“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這種“地著為本”的政治意向，引導、滋生出一種安土重遷為上(善)的生活理念和道德觀念，如孔子就強調：“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這種“不遠游”的理念和觀念，在古代社會形成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使民間以安居鄉裡為純樸和有德，“吾聞之先大父曰：嘉隆之世，人有終其身未入城郭者。……有少與外事者，父兄羞之，鄉黨不齒矣。”唐大詩人白居易的《朱陳村詩》，就生動反映了人們世代“地著”情形：“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村。……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一村唯兩姓，世世為婚姻。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群。……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宋代大詩人和學者陸游，也以“不至城市”訓誡其子孫：“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雅，以飨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但是，古鎮的出現，極大地沖擊和激蕩了傳統的“地著”理念，因為鎮之形成，正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異鄉人合作的結果，就象廿八都，9種方言和130余種姓氏，其“百姓古鎮”和“方言王國”的雅號，不正形象而生動地說明，鎮這一聚落恰是人群遷徙和遠游的結果嗎。因而可以說，鎮在本質上是對傳統“地著”社會的超越。

　　最後，古鎮的產生與出現，也標志著對傳統重農輕商觀念的超越。正如上述，傳統社會之重“地著”，也是基於重農考慮之上的。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社會以農立國，有所謂“農本商末”之說，並長期奉行重農輕商的政策。而鎮的形成和存續歷史本身則揭示：繁榮的商業和發達的手工業是其生命和活力的真谛，上述歷史上的名鎮，無不和商貿緊密聯系。這樣看來，鎮的出現實也是對傳統重農輕商社會治理模式和重本賤末社會心理的超越和揚棄。

　　要之，鎮雖然出自於傳統社會，但它與其母體是異質的，鎮包含了很多超越、甚至是否定傳統社會的因素和成分，它代表著社會進步的趨勢。這也正是本文所著意的所謂古鎮的文化內涵。

　　綜上所述，在今天看來，古鎮既有其幫助認知歷史、特別是獲得“地方性知識”的歷史記憶功能，又有其探索古代社會、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感知意義。

　　【作者簡介】胡發貴，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南京2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