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

    文淵閣之名始於明代，其閣亦始建於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此即文淵閣建閣之始。明成祖遷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規制營建北京宮殿，北京宮中的文淵閣隨之建成。誠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庑之南，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可見，有明一代曾在營建南京宮殿以及北京宮殿的同時，先後於南京故宮和北京宮中建造文淵閣。

    文淵閣的功用早期主要在於藏書、編書。著名的大類書《永樂大典》，即在南京宮中文淵閣開館編纂。明成祖於永樂元年(1403)下令修書，因初稿“尚多未備”，遂於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當時，“常熟張洪、丹徒裴俊、吉水陳誠俱赴文淵閣修《大典》，懷安黃童以楷書征入文淵閣繕寫《大典》。”永樂六年(1408)，《大典》書成之後亦直接貯藏於文淵閣。北京宮殿基本建成之後，成祖還特別谕令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運至北京收藏。據記載，“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識收貯”。這些運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樂大典》貯藏於文樓外，其他書籍均於英宗正統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淵閣。當時，主持清點編目的大學士楊士奇，曾將各書“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收藏於書櫥中，並據以編成《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號，五十櫥”。

    在承載藏書、編書功能並用作“天子講讀之所”的同時，文淵閣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初，朱元璋為強化皇權，诏罷中書省，廢臣相。為處理紛繁國事，又不至妨礙專制集權，乃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一人，於翰林及六部官員內擇取。朱棣繼位，以“初定內難，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講解缙、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俨同入直，並預機務”。時成祖“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文淵閣因此而有內閣之稱，楊榮等人也先後升遷至大學士之職。至英宗正統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後，文淵閣作為大學士等官員專門的入直辦事之所，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秘閣禁地，“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世宗嘉靖年間，文淵閣制進一步完善，據載：“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诰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谟猷，點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閣門還高懸聖谕，嚴申規制：“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閒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可見，文淵閣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閣，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書、編書而外，文淵閣也是“天子講讀之所”，皇帝不時在此翻閱書籍，並召集翰林儒臣講論經史。據載，太祖於“萬幾之暇，辄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成祖“或時至閣，閱諸學士暨庶吉士應制詩文，诘問評論以為樂”。宣宗也曾利用“聽政余閒，數臨於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並特撰《文淵閣銘》，述其盛況。

    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其所余書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宮的文淵閣也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在明末戰火中被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