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園林作了如下界說：“在一定的地域運用技術和藝術手段，通過改造地形(或進一步築山、疊石、理水)、種植樹木花草、營造建築和布置園路等途徑創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環境和游憩境域。”按照園林的隸屬關系分類，中國古典園林可歸納·為三個主要類型：皇家園林、寺觀園林、私家園林。在古代徽州，寺觀園林和私家園林分布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形成了自己的地方風格，是徽州園林的主體。如果用發展眼光看，徽州傳統的風景名勝區，如黃山、齊雲山，以及歙縣西干等，既有自然之美，又具人文之勝，與古典園林關系十分密切。另外，徽州傳統村落，散布在新安大好山水之間，村民對村落水口刻意規劃，精心營建，使之成為一座座開敞的園林化空間，發揮著重要的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是古代的公共綠地。隨著園林學科的發展，兩者亦應包括在內，其內容另有專文介紹，不在本文討論范圍。

　　寺觀園林，即佛寺和道觀附屬的園林，包括寺觀內外的園林化環境。“徽俗不尚佛、老之教，……所居不過施湯茗之寮，奉香火之廟。求其崇宏壯麗所謂浮屠老子之宮，絕無有焉”(許承堯《歙事閒譚》)。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宗教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所以宗教建築與世俗建築沒有太大差異，梵剎紫府實際就是住宅的擴大和宮殿的縮小，寺觀園林亦與私家園林幾無區別。寺觀大多建在風景優美地帶，濃綠參天，花木掩映，亭榭雍容，池台明麗，寺、觀建築與幽雅的園林及寺觀外圍的自然風景相結合，成為人們游憩佳處。清同治《祁門縣志》記載南宋紹興元年(1131)岳飛率軍過祁門縣，憩東松庵，題記壁上：“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郁，密掩煙甍，勝景潇灑，實為可愛。”岳飛於軍旅倥偬中為後世留下了文情並茂的游記，使我們從中領略到徽州寺觀園林的魅力。

　　明弘治《徽州府志》載：“本府有寺觀，則始於晉，歷唐及宋元而益熾洪。”徽州最早見於史籍的寺觀，佛寺為建於東晉太興二年(319)的休寧縣萬安南山庵，道觀為建於唐乾封一年(666)的歙縣乾明觀。明至清中葉，建築日漸增多，徽州名勝之地均有寺廟。據清道光《徽州府志》記載，當時徽州府屬6縣有寺院庵堂435處。道教建築也陸續興建，明清之際，僅當時已成為江南道教中心的齊雲山就有宮觀47處，道房36處。、道教的流行，使寺觀園林也開始興盛。因此，徽州寺觀園林的出現似乎可以上溯到東晉。唐以降，比較著名的寺觀園林有太平興國寺、星巖寺、玄天太素宮、慈光寺等。

　　太平興國寺，唐名興唐寺，俗稱水西寺，位於府城外西干，唐至德二年(757)建。唐貞元末(804)，張友正撰《歙州披雲亭記》描寫興唐寺：“回廊翼旋，飛閣雲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概也。”唐代詩人張喬亦有詩：“山橋通絕境，到此憶天台。竹裡通幽徑，雲邊上古台。鳥歸殘照出，鐘斷細泉來。為愛澄溪月，因成隔宿迥”寺已不存，唯長慶院塔尚在。

　　星巖寺，舊名周流寺，俗稱小南海，位於歙縣岑山，五代吳天佑八年(911)始建。岑山兀立漸江之中，“郁然孤峰，溪水環之”(弘治《徽州府志》)。清康熙年間，岑山渡人程且碩返裡，記其勝雲：“松桧插天，四時青翠”，“有師山讀書樓及鄭公釣台……文昌閣”，“殿右小閣日昙汛，境最幽邃”(《歙事閒譚》)。星巖寺園林風景絕佳，名播遐迩，明代王善慶《過周流寺》詩：“雲埋殿閣周流寺，春水沖撞復到山。僧衲掛枝庭樹老，禅床措石洞雲閒……”十年浩劫中毀於愚昧，歙人言及薏歡笸蟆

　　玄天太素宮，位於休寧縣齊雲山，宋寶慶二年(1226)始建，後代屢有修葺。1966年後毀壞殆盡，90年代恢復正殿。太素宮建築群共三進，山門外為“玄天金阙”坊，六柱五樓門樓式。過山門經渡仙橋，跨虛危池，穿二進殿門，即至正殿。殿前兩側有廊庑、鐘鼓樓，神道左右各植柳樹，楊樹。太素宮選址絕妙，背倚齊雲巖，左峰石鼓，右峰石鐘，夾屏兩峰為辇辂，宮前香爐峰“挺然拔出莽蒼中，不與群山相屬”(明·程敏政《游齊雲山記》)，峰巅明初鑄建鐵亭。雄麗的道觀建築座落在群峰環峙之中，“香爐捧出仙人掌，辇辂行來織女橋”(宋，程從元《雲巖》)，園林化的環境真是氣象萬千，目不暇接。難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古典園林史》將太素宮作為寺觀園林10例之一予以介紹。

　　慈光寺，位於黃山朱砂峰下，舊名朱砂庵，始創於明隆慶間(1567-1572)，萬歷三十年(1611)，神宗賜額“護國慈光寺”。現有建築為80年代後建。寺周群峰盤結，古木環抱，“日光篩落，如行荇藻中”。而“磬韻香煙，穿石而出”，“地忽平曠，有佛捨巍然”(清·劉大櫆《黃山記》、明·徐霞客《游黃山日記》)。慈光寺殿宇莊嚴，殿前有池，中界石橋。藏經樓附近有木本蓮花，樹大如拱，芳氣襲人。《寄園寄所寄》的作者趙吉士有一首七律，描寫了慈光寺內外景致：“客到山門噪白鴉，佛光四面現昙華。鐘魚隱隱傳天梵，台閣層層簇石霞。百啭時聞山樂鳥，一株獨放木蓮花。長空碧落流丹液，如向雲中泛月槎。”明代造園家計成認為“園地惟山林最勝”，“千巒環翠，萬壑流青”(《園冶》)，隱於此間的“松寮”(即僧捨)，印證了一句古話：天下名山僧占多。

　　私家園林，徽州大多稱之為園、園亭，它屬於官僚、地主、官商，以及文人所私有，實際是第宅的擴大與延伸，是園主人日常游憩、宴樂、會友、讀書的場所。徽州私家園林多數為宅園，依附於第宅，也有少數單獨營造。另外還有數量不多的書院園林，其內容與私家園林相類。

　　中國私家園林最早見於漢代，以後各代都有發展，至宋代，造園風氣更盛。明、清兩代分別在中葉形成造園高潮，私家園林達到了高度的技術和藝術水平。清末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國園林結束了它的古典時期，進入現代園林發展階段。

　　徽州私家園林最早可能出現在宋代，當時徽州商業資本日益活躍，特別是南宋建都臨安，對徽州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同時，為應科舉及傳播朱子理學之需，教育發展也很迅速，文風昌盛，儒學蔚興，科舉及第者眾多。經濟文化的較快發展，為園林的興盛提供了必要條件。加上宋高宗在臨安大興土木，建造宮殿花園，僅御花園就達40多處，其他貴族大臣競相效仿，流風所及，徽州不能不受其影響。北宋見於史籍記載的徽州私家園林主要有：崇寧年間(1102-1106)，休寧縣汪若楫於藏溪建秀山書院，這是徽州創立最早的書院，汪氏有“秀山十景詩”。政和年間(1111—1117)，績溪縣許潤於沈山建樂山書院，構天月亭、南樓數楹，可望覽。南宋徽州私家園林較多，著名的有：休寧縣商山吳儆建竹洲吳氏園亭。紹興二十九年(1159)以前所建的黟縣碧山汪勃別業培筠園，內有“白鶴館”諸景，詩人張九成(1092-1159)詩碑今尚存。休寧縣尚有朱權建首村朱氏園亭，有芳洲景星樓、濯纓亭、拂雲亭等居休游樂之所；趙戴建龍源趙氏園亭，有雲屋、省心亭、翠侍亭、問道亭、有有堂，多名士題詠；吳欽建璜原吳氏園亭，有延桂樓、臨清橋、花圃、觀化亭，吳氏自宋亡即營此自娛不仕。歙縣風雩亭，紹熙二年(1191)舒磷辟學捨後圃，依山城而建，為士子藏修游息地。

　　元代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特別殘酷，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徽州私家園林發展也處於滯緩狀態。弘治《徽州府志》僅載數處：婺源縣慶源圓鏡山房，詹復心隱居之所，有八景，其婿詩雲：“鏡峰園林尚如昔，苔源石徑迷行跡”。休寧縣朱伯初建月潭朱氏園亭，有石門、臨清閣、觀瀾亭、釣雪舟、平林小隱、桔隱堂。休寧縣尚有嶺南黃一清所建秋江釣月樓，會裡程天經所建醉經堂。

　　明、清時期徽商興盛，稱雄商界數百年。徽商賈而好儒，“雖為賈者，鹹近士風”(《戴震集》)，文化素質普遍較高。民國《歙縣志》謂“商人致富後即回家修祠堂，建園第，重樓宏麗”，“所居廣園林，侈台榭”(《歙事閒譚》)，形成了徽州造園的高潮。歙縣豐南山水平遠，風景秀麗。吳氏家族世代業鹽，在故裡築室卜鄰，“園亭樹石，錯落分布於其間”，園墅麇集，頗為繁盛。歙縣《豐南志》載有園林41處，明代豐南十大名園，大抵在其中。另外，明、清時期“揚州以園亭勝”，而“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陳去病《五石脂》)。徽商世代僑寓揚州，園林多為徽州人所建，據李元庚《山陽河下園亭記》載淮安河下的園亭有65處，其中徽商程氏所建即占三分之一。明末江南名園中的影園、休園、嘉樹園、五畝之園，園主皆為歙籍鄭氏四兄弟。清康熙年間揚州八大名園亦近半數為歙籍人所建。揚州園林之盛，徽商“與有力焉”。反之，徽州和各地的園林藝術交流，又促進了徽州私家園林的發展。明、清時期徽州私家園林很多，僅民國《歙縣志》所載當時歙縣就有20余處，更多的園林已湮沒無考。茲例舉數處，以見大概。歙縣豐南曲水園、果園、十二樓、清晖館。十二樓為明代吳養春別業，園內石假山仿倪雲林疊獅子林式；清晖館為明代吳肇南別業，吳氏自為記。歙縣尚有潛口水香園，唐模檀干園，雄村竹山書院、非園，西溪不疏園。非園為清代乾隆年間曹文埴建，有欲榜齋、排青榭、曠如亭、水香台等十二景，清代詩人袁枚有詩雲：“牆外風帆入座飛，林中怪石迎人揖。層層水木湛清華，對景懷人意倍加……”。不疏園為清代乾隆初汪泰安經營創建，有勤思樓、黃山一角、六宜亭、山響泉、不浪舟等十二景，園內有豐富的藏書。許承堯《歙事閒譚》提及明代的名園還有歙縣遂園，休寧縣荊園、季園、七盤園，“人清後則名園寢多矣”。

　　徽州傳統住宅不少富有園林情趣，天井、庭院處理頗見匠心，不妨將其視為宅園。如黟縣西遞西園，桃李園、枕石小築，宏村德義堂、承志堂，以及歙縣徽城王宅等。

　　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發現，徽州私家園林的發展歷史大致與中國私家園林的發展同步，它表現出江南園林的共同特點，又具有地方特色，以下就竹洲吳氏園亭、溪南曲水園、雄村竹山書院、西遞西園加以分析。

　　竹洲吳氏園亭，位於休寧縣商山村，南宋淳熙五年(1178)前後吳儆建。吳氏舊居之前有竹洲，“因其地勢窪而壩者為四小沼”，“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為二小亭”，其一面溪山。亭南為堂，堂北為仁壽齋、靜觀齋。有堤“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據堤為二亭”。園內藝菊植荷，種四時果蔬，杉為“直節蒼梅乃“梅隱庵”。吳氏自為記雲：“柳子厚謂‘凡游觀之美，奧如也，豁如也。’是洲蕞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此園不以築山取勝，而以水景、花木見長，體現了宋代園林簡遠、疏朗、雅致、天然的風格特點，簡約是宋代藝術的普遍風尚，吳氏園亭受其影響，景物以少勝多，整體性強，不流於瑣碎。園內建築密度低，且多單體，無游廊連接，不以建築圍合或劃分景域，植物配置亦以叢植為主，虛實相襯，於幽奧中見平曠。由於造園諸要素刪繁就簡，從疏布局，益見開朗。吳氏園亭景題多取義詩文，寓情於景，直抒胸臆。如以杜甫詩句命名的“靜香”亭，袁明道詩句命名的“靜觀”齋，以及寓意操守的“直節”、“梅隱”等。景題的“詩化”，拓深了園林意境，點出了象外之音。該園尚“有竹千余”，並大量種植菊荷蘭蕙，作為園林雅致格調的象征。吳氏園亭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稍事改造，即臻其妙。園內並設果園菜圃，既表現了園林的天然野趣，也增加了濃郁的生活氣息。

　　曲水園，位於歙縣豐南村，明中葉吳玙建。明代詩人、劇作家歙人汪道昆(1526—1593)有《曲水園記》，描摹如畫。全園以水榭為中心(榭即日“中分”)，環池再錯雜使用走廊、林木、假山等手法，分隔成三個景區：“池南則‘萬始’(亭)盡‘御風’(台)，池北則自步榈(即走廊)盡‘藏書’(樓)，東自‘高陽’(館)盡‘止止’(室)，三分鼎立”，又聯為一個整體。曲水園以水景見長，園“修廣不啻十畝”，“其中鑿池，坼南北為天塹”，引圳水，經澗人池，“句如規，折如磬”，曲折有致。水面處理，有聚有分，澗上跨橋，池中築堤、並布置矶、嶼，與橋、堤一起分隔水面，使水面等空間相互滲透，似斷而續，曲折深邃。明代園林的特點是疊石盛行，徽州私家園林亦莫能外。曲水園山景主要有四處：萬始亭北，“累白石”為群玉山；洞房北“當戶一卷石”，特置孤峰；三秀亭南“累黝石為小山”；高陽館南“聚美石為山，震澤產也”，即以江蘇太湖石掇山。這座湖石假山臨水而構，山水相互襯托，疏茂相屬，高下相錯，峰巒回抱，洞壑幽深。曲水園建築與山、池、花木相互協調，有機聯系，共同組成園景。屋宇類型有堂、館、樓、閣、亭、台、榭、廊等，其中廊還有閣道，即復廊。這些建築環池布置，互為對景，形成完整的構圖。曲水園花木配置也頗具特色，百品千章，林木翳然，這從園記中多次使用“穿薄”一詞，可知園景蒼古深郁。明代園林承傳兩宋而繼續發展，由於文人參加造園實踐，私家園林更多地追求雅逸和書卷氣，以抗衡園林的“市井氣”和“富貴氣”。徽州私家園林雖多為富商巨賈所建，但徽商亦儒亦賈，文化素質較高，有些還延聘著名文人為之籌劃經營，所以園林風格雅而不俗，並影響到寺觀園林。如和曲水園同時、同地而建的果園，“花木敷纡，泉石幽邃”，相傳為唐寅、祝枝山所規劃，事見乾隆二十六年(1761)，程讀山《雨窗絕句》。園林風格的這種微妙變化，汪道昆已敏銳察覺，他在園記中指出：“若王公貴人，游閒處士，諸所建置備游觀者，大較可得而言，已庳則苦而儉於文，已美則甘而傷於雅，鴻胪君(吳玙)乃得中制，不有足術者乎。”正由於吳氏“得中制”，曲水園雖“佳麗甲於吾土”(明·吳肇南《清晖館記》)，卻庳而文、美而雅，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竹山書院，位於歙縣雄村，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曹干屏、曹喚青兄弟所建，清代詩人沈歸愚撰有《竹山書院記》。書院建於雄村水口桃花壩上，東臨漸江，遙對竹山。書院南為講堂，北為園林，園東隅增辟一門。由東門人園，至眺帆軒，軒濱江。園三面由建築圍合，形成主景庭院。西為清曠軒、百花頭上樓，軒、樓之間隔以小天井，以廊連接。軒前有露台，置石雕低欄。軒南為“千竿滴翠”，循廊南行，則為牡丹圃，姚黃魏紫，極盡妍麗。圃一隅掇石山，旁逸古梅；另一隅植山茶，楚楚動人。這一組建築延纡園的西、南面，曲檻迥廊，敞軒小閣，虛實相間，錯落有致，構圖生動活潑，極富變化。園北聳峙凌雲閣，上祀文昌，書院園林主題隱喻其中。園東作開敞式處理，面山臨江，僅以矮牆分隔內外。數峰掃黛，一水揉藍，绛雲繞園，風帆入座，極盡借景之能事，相傳是清代詩人袁枚的設計構思。清曠軒露台下有池曰“秋葉”，池畔植杏，池水蜿蜒流經凌雲閣前石橋。園內平崗疊石，淺溪駕梁，金粟飄香，風铎悠揚，與園外景致渾然一體。從乾隆到清末，私人造園活動遍及全國，從而出現各種不同的地方風格。竹山書院是清中葉江南園林中較有代表性的地方園林，故《中國古典園林史》將其作為清中葉至清末江南園林的十三個實例之一加以介紹。其園林藝術主要特點是；構圖的天成之趣，意境的象外之旨，技法的簡遠之致。竹山書院選址極佳，所謂“相地合宜，構園得體。”(《園冶》)徽州村落水口是村落形態中園林情調表露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雄村水口“緣溪之曲，築平堤，藝佳樹，蒼翠無際、隱隱為畫圖”，並建有“崇功報德祠”、“武帝行宮”、“雄村上社”，以及方勝亭等建築，竹山上的慈光庵也隔江在望。書院建在水口，則使一座僅二畝余的園林獲得無限深遠的觀賞效果。盡管園內建築物較多，凌雲閣體量又大，但由於選址巧妙，書院成為雄村水口的園中園，故並不感到建築密集，體量厚重，園林空間的經營達到了很高境界。竹山書院對借景技巧的運用已臻極致，《園冶》雲：“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書院虛其臨江之面，以“延山引水”手法，將新安大好山水景致攝取人園，作為主要觀賞對象；而園林本身的山池僅稍事點綴，與優美的自然環境融成一體，“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清光緒年間歙縣知縣譚復堂記竹山書院：“缭以短垣，面新安江，峰壑如屏。帆纜上下，擅勝在遠，山澤之姿，可以坐嘯”(《歙事閒譚》)，深谙此園之妙。江南園林重意境蘊涵，不僅借助造園要素來傳遞意境信息，還采用詞賦、匾額、刻石、楹聯等文學藝術方式深化意境內涵。竹山書院以多種手法表現意境，將書院園林的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栽杏象征杏壇講學，植桂以寓蟾宮折桂，壁間刻賦，廊內嵌碑，文思優美，書法精妙，與園林情景相互交融。竹山書院園林藝術由於受明末清初形成的“新安畫派”影響，保持了宋、明以來園林軒爽清秀的風貌。園內建築采用徽州民居傳統形式和處理手法，飾以高古的磚、木、石三雕，質樸自然，雅健明快，頗類境界開闊、寓偉峻沉厚於清簡淡遠之中的“新安四家”的作品。如清曠軒與百花頭上樓之間的小天井，面積不過四、五平方米，疊壁山卻甚峭偉。所謂以壁為紙，以石為繪，“收之圓窗，宛然境游也。”竹山書院是碩果僅存的清代徽州私家園林，其價值自是不言而喻。

　　西園，位於黟縣西遞村，清道光年間(1821—1850)胡文照建。西園為徽州四水歸堂式住宅，三單元並列，每單元前有庭院，以花牆分隔，辟地穴相聯系。庭院僅130平方米，進深不足5米，但就在這樣一個很小空間裡，通過花牆、漏窗、地穴等手法的運用，成功地擴大了景域空間，豐富了層次。西園庭院中點綴花木、盆景、魚缸、石幾，洋溢著雅致的園林情調。“井花深處”小院內的水井，更為庭院平添了濃郁的生活情趣。西園的漏窗、匾額制作十分考究，尤其是“松石”、“竹梅”兩石雕漏窗，構圖生動，雕工精湛，增加了園林婉約多姿的藝術效果。西園不僅僅將住宅冠以“園”名來傳達意境信息，並運用景題，將文學藝術與造園藝術完美結合起來，虛實映襯，妙趣橫生，意境蘊藉，回味無窮。“種春圃”、“井花香處”、“雲林送思”等匾額文字表達和深化了園林意境內涵，獲得象外之旨。清中葉以後，邸宅在一定程度上園林化，居住建築和園林更密切結合，使“咫尺山林”的園林審美意識進一步升華，西園正是這一時期的佳構。

　　徽州園林目前保存下來的數量十分有限，且都屬清中葉以後遺構。它們固然不能充分反映徽州古代園林的卓越成就和高度藝術水平，但仍能總結出許多成功經驗和優秀手法。徽州園林和我國其它各地園林相士匕較，有著很多相同的共性，這種共性即《中國古典園林史》所概括的中國古典園林四個特點：一、本於自然、高於自然。這是中國古典園林創作的主旨，這個特點在人工山水園的掇山、理水和植物配置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二、建築美與自然美的融糅。建築無論多寡，也無論性質、功能如何，都能夠與山、水、花木三個造園要素有機地組織在之中，彼此諧調，互相補充，達到人工與自然高度和諧的境界。三、詩畫的情趣。中國古典園林是時、空綜合藝術，它運用各個藝術門類之間的觸類旁通，融鑄詩畫藝術於園林藝術，使園林包含著濃郁的詩情畫意。四、意境的涵蘊。中國古典園林將文學藝術、書法藝術與園林藝術直接結合起來，寓情於景，見景生情，達到高度情景交融的境界。共性之外，徽州園林還具有不同的個性，作為主要地方園林之一，它有著獨特、鮮明的地方風格。

　　充分發揮新安大好山水的優越條件，因地制宜，巧於因借，將天然風景裁剪人園，富有徽州山區特色，這是徽州古代園林的一個主要特點，其風格似與天然山水園相近。中國古典園林如果按照園林基址的選擇和開發的不同方式，可分為人工山水園和天然山水園兩大類型。前者以城鎮居多，基址平坦，以豐富多采的造園手法，創造摹擬天然野趣，所謂“城市山林”，“雖由人作，宛白天開”。後者建在城郊或村野，基址選天然山水片段，因勢利導地改造地形、地貌，適當配置造園諸要素，“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徽州的基本屬地，在我國皖南丘陵地帶，明末詩人錢謙益游黃山時曾記入山途中風物，許承堯以為“摹寫最真，可為吾鄉總贊。”錢氏之記雲：“其地勢坡陀荦確，擁崖據壁，溪流萦折，漘岸相錯。……溪水清激如矢，或噴沸如輪。文石錯落，深淺見底。百裡之內，天容沆寥，雲物鮮華”，而徽州的“士夫巨室，多處於鄉”，因此，徽州園林大多建在鄉村，或村郊水口，或山麓田間。徽州各村，“村村入畫”(明·吳士奇《豐南溪山記》)，如珍珠般散落其間的徽州園林，將水容山態，村霭墟霏，盡收園內。下面再試舉數例。

　　《歙事閒譚》轉錄清代胡心泉《水香園記》大意雲：“吾縣西山水平遠，居人復工選勝，園亭樹石，錯落分布於其間，與川巖相映發”。

　　清代吳定《娑羅園燕集序》，記明代所建的娑羅園雲：“園之木既古，而地尤曠，北臨豐樂之溪，水鳴锵锵，石露拳拳。遙望黃山天都、雲門諸峰，如堂如防，游者多愛之。”

　　清代王灼《游歙西徐氏園記》：“園之外，田塍相錯，煙墟遠樹，歷歷如畫。而環歙百余裡中，天都、雲門、靈金、黃羅諸峰，浮青散紫，皆在幾席。蓋池亭之勝，東西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

　　明代汪承《玩芳亭記》：“築別墅於富資之陽，構祠宇數楹，後倚崗阜之隆，前挹溪山之秀。”辟蔬圃，鑿方池，建亭臨眺，“環植群木，列莳眾卉。周圍數裡缭以垣牆，俨然一林苑也。”

　　明代吳·肇南《清晖館記》：“阻巨浸而遙對眾山……右天竺，左天馬，或危巖蒼郁，或萦青缭白，皆隱隱雲間。前山則崗聯隴屬，……橫亘如帶，中多良田，溝渠绮分。主人憑虛而眺，則五谷垂穎，田家之至樂也。”

　　清《巖鎮志草》記“萊園”建亭台上，“名曰‘問稼’。一望西疇，波平繡錯，秧針濯雨，麥浪乘風；倚檻課耕，可與農人勸相。”

　　“樓台荒廢難留客，林木飄零不禁樵”，這是清代阮元在嘉道年間描寫揚州園林的衰敗景象。清道光年間，徽商開始衰落，徽州園林也同樣呈現衰頹跡象，遺存至今的已屬鳳毛麟角。但就在現存有限的珍貴歷史遺產中，我們仍能體會到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涵蘊。徽州古代園林已為當今園林建設所借鑒，尤其是徽州園林化的村落水口規劃理論與營建，更是新園林體系可批判繼承的財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徽州古典園林曾走出國門，成為中、德兩國的文化使節，今後徽州古典園林也必將對中國，乃至世界園林文化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