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科技文化為何在清後期急驟衰落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古徽州社會畢竟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組成部分，它只能在這種總的社會背景下艱難地伸展，而不能超越時代突飛猛進。一旦上述促進科技文化發展的因素喪失以後，古徽州科技便和整個封建社會末期的千國一樣很難向縱深繼續發展下去，也不可能挽救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科技落後局面。

 
    其一，徽州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封閉式社會，維系這個社會的是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特別是，徽州又是理學家朱熹的故裡，理學思想的影響甚於他邑。程朱理學雖然對徽商的經濟反饋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它從本質上加固了封建宗法制度，並且徽商的經濟反饋，主要也用於“護祠宗以敬宗睦族，樹牌坊為傳世顯榮”，同樣起著鞏固封建宗法制度的作用。所謂“千年之冢，不動一杯；千丁之家，未嘗散處；干載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便是徽州典型封建家族的寫照。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下，徽州大部分居民，特別是婦女，終年株守，老死青山，徽州方言土語種類特多便是一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對新事物感興趣，因此古徽州科技文化雖然鼎盛一時，也有卓著成就，但終不能成為——種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其發展是極為有限的。如最富盛名的新安醫學，視整個人體為一個系統，通過望聞問切四診獲取病情信息，進而運用八綱辨證、髒腑辨證、五行辨證等理論分析病情，確診下藥。數百年的臨床實踐，雄辯地證明了它的科學性。但由於封建倫理觀念的束縛，新安醫學派及其他中醫始終未能在人體解剖方面加以突破，致使許多學稈都不把中醫學看成科學，不能在科技史上取得應有的地位，使其本身的發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雖然生活在雍、乾時期的戴震，也曾舉起反理學的大旗，向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挑戰。他在批評理學“以理殺人”的同時，還倡導富民思想，“其論治以富民為本。”並將其貫徹於他的科技實踐中，“嘗以休地山多，吸水灌田，所需勞力多而無補於大旱，乃變通古法，制贏旋車和自轉車，以利農田。”但囿於時代，戴震的新思想不可能成為當時現實生活中的主流。人們只能潛心古籍，埋頭於注疏考據之學。

    其二，如前所述，徽州文化興盛的經濟基礎在徽商，但徽商的活動地區在境外的全國各地，極易受政治形勢的影響。清代後期，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國家動亂不寧。資本主義舶來品沖擊了徽商經營的場礦和布匹、紙張等手工產品，僅鋼筆和墨水的傳入，就使徽商經營的徽墨歙硯一落干丈；徽商經營的錢莊、當鋪更是抵擋不過外國商人以政府為後盾的銀行。加上國內買辦階級的夾攻，昌盛四個世紀的徽商終於退出了商業舞台，致使徽州頓形財源枯竭之局面，這樣徽商作為促進古徽州科技文化繁榮的重要因素也化為烏有。這就是說，徽州的科技文化，失去了牢靠的經濟基礎，因而不能持久。作為堅實後盾的經濟基礎一旦衰落，徽州科技文化的衰落也就是旦夕間的事了。

    其三，從科技結構本身而言，徽州也有其自身的弱點。首先大部分科技研究仍然沿襲“重實用、輕理論”這一中國固有的科技發展模式，沒有形成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這就使後來者不能得到科學理論的指導，無法在前人基礎上繼續前進。如許國牌坊雖然宏偉，但其結構原理、力學原理等問題，都未從理論上加以總結，後人只能望而興歎。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重實用、輕理論”這不僅是古徽州也是中國科技文化越來越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其次古徽州技術成果中的大部分是屬於消費型、商業型、觀賞型的，既受商業市場的影響，也為時尚所制約。科學技術的發展取決於生產和社會的需要，古徽州社會經濟的畸形化，導致了科技發展的這種畸形現象。商業一衰，時風一變，已有的技術成果，也就光輝頓減，失去了它原有價值。

    另外，徽州有成就的科技研究者，都不是專門的自然科學家，而是“業儒而兼及之”。他們大多一生經歷坎坷，有的還為謀生而奔忙，其研究成果也不為世人重視，只能為後人留下評價的資料而已。再就是明清統治者的“八股取士”政策，清代的“文字獄”，以及“重農輕商”、“重本抑末”、“閉關鎖國”等政策，無不對古徽州文化思想起著禁锢作用。由此可見，徽州科技確有其光輝的過去，但卻埋伏著急驟衰落的必然性，其中既有普遍的原因，也有徽州的特殊規律。歷史條件決定了它不可能在一個更高層次上取得進步，並全面地向近代科技轉化。

      戴震在中國數學史上的貢獻

戴震在中國數學史上最重要的貢獻完成了“算經十書”復原工作 。“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輯古算經》、《數學記遺》，是我國古代數學的成就，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
    明代以後中國科學技術逐漸停滯和落後，不少重要科技著作，包括“算經十書”在內，先後湮沒，以至失傳。戴震力挽狂瀾，繼承和發掘中國數學傳統，在中國數學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51歲的戴震受紀昀推薦，清廷特召入“四庫館”充纂修官，在四庫館四年他撰寫了《四庫全書》天算類提要，從《永樂大典》中發掘出當時已經失傳的《海島算經》和《五經算術》，對他人輯佚的《九章算術》進行校勘和補繪圖形，對“算經十書”中其他書籍也進行了校勘和審核，使“算經十書”基本呈現了全貌，為中國數學的發揚光大，做出了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