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文物保護工作的孱弱，從來不缺新鮮的案例。近日在古城西安，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重點文保單位薛家寨漢墓群，正在面臨垃圾圍城的尴尬。除了垃圾和渣土，甚至有人在保護區養起奶牛。無獨有偶，南京明故宮皇宮遺址西南角，一個總投資達200億元的商業地產項目拔地而起。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匾，為何總抵擋不住推土機的步步進逼？
 

    文物保護vs商業開發，為何總是“秀才遇到兵”？

    中華五千年燦爛文明，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的文物古跡，然而現實中文物保護工作卻孱弱不堪。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全國消失了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這些文物古跡，有的變身私人會所，有的成了豪華餐廳……面對商業開發的利益沖動，文物古跡命運多舛。

    事實上，1982年我國就頒布了《文物保護法》，期間又經多次修訂，但這部法律總改變不了“紙上談兵”的局面。面臨推土機的步步進逼，文保部門大聲疾呼，卻依舊改變不了“軟衙門”的尴尬。與商業開發屢屢沖突之際，若無輿論場的關注，敗下陣來的總是文保部門。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文保單位之所以在商業大潮中腰桿不硬，源於發展觀念中的“唯GDP論”作祟。既帶不來效益，也帶不來更多的政績，文物保護單位常常在父母官的眼中成了“二等公民”。甚至在極端案例中，文物保護工作被視為發展經濟的“攔路虎”，在沖突中不得不被屢屢挪開，為商業利益讓路。

    用法律“撐腰” 靠問責“打氣”

    文物保護工作步履艱難，而執政理念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這就需要強有力的外力介入，為文保工作打氣撐腰。兩把利器將改變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第一把利器是“法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際，運用法律武器為文物保護撐腰是題中應有之義。當前，《文物保護法》對毀壞文物做出諸多規定，但現實中“有規定、無執行”的狀況依然存在。與此同時，法律規定的處罰標准依然過低。例如，“（毀壞文物）造成嚴重後果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於商業開發者而言，區區50萬元與商業開發收益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因此，加強法律的約束力和震懾力，是不可回避的課題。

    第二把利器是“問責”。對於在管理中長期忽視文物保護的干部和部門，果斷運用問責的武器，必將有利於扭轉現狀，改變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留住文化根脈，才能守住民族之魂。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正在不斷加快，理應避免把“文物保護”和“城鎮化”對立起來的傾向。事實上，只有保護好文物古跡，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尴尬，我們的城鎮化也才能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文/央視評論特約撰稿 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