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著名學者徐旭生（徐炳昶）先生率考古調查隊跋涉豫西禹縣、登封、偃師諸縣，發現了二裡頭遺址，從而開啟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隨著二裡頭遺址發掘的深入，確立了二裡頭文化。“文革”期間，二裡頭遺址的發掘曾一度中斷。1972年秋恢復發掘。不久後，夏商周考古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先生提出了與遺址發掘者所持“二裡頭文化三期以前為夏文化，三期及其以後為商文化”相左的觀點，而視二裡頭文化全部為夏文化。遺址發掘者一時之間很難接受該觀點，從而在考古界引發了一場參與人數眾多、學術氛圍濃厚的學術大爭鳴。

    晉南素有夏墟之稱。1959年初夏，若不是因為夏收，徐旭生先生還准備赴晉南展開夏文化遺址調查。後來這項學術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山西隊完成，又選擇在文化面貌和時間與二裡頭文化較接近的東下馮遺址進行了發掘。

    確立陶寺遺址文化性質

    1977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掘了登封王城崗（相傳為“禹居陽城”）遺址，並發現了城址。於是當年秋天，在登封召開了王城崗遺址發掘現場會，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率考古所十余名成員與會，在會上就夏文化探索作了指導性的發言。會議結束回到北京不久，考古所黨總支書記牛兆勳即找我布置赴晉南為擴大夏文化探索進行發掘的選點工作，並叫我邀上高炜先生，他是考古所山西隊成員，熟悉該時期遺址分布情況。

    我們隨即赴山西夏縣東下馮考古隊，向山西隊隊長張彥煌說明來意……在高炜先生的引導下，對翼城、曲沃、襄汾等縣展開重點復查，最後選定襄汾縣陶寺遺址。翌年初春，我們同張彥煌等一起向夏鼐所長和牛兆勳作匯報，經研究決定發掘陶寺遺址，並和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於同年春天開始發掘。第一階段發掘工作至1985年結束，總負責人是張彥煌先生，由我來具體主持陶寺遺址發掘。

    這一階段的發掘工作分發掘遺址和墓地兩部分。陶寺墓地占地約4萬余平方米，我們在近5000平方米的范圍內發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有多座大墓和一批等級不同的中型墓，大墓出土有鼍鼓、土鼓、特磬、彩繪蟠龍陶盆等屬王室重器；大墓和等級較高的中型墓，出土有成組的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和玉器等屬禮器性質的器群，它們相映成輝，既開了商周禮器的先河，也構成陶寺文化的顯著特征，同時揭示出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等級地位。

    通過遺址發掘，確立了陶寺遺址的文化性質和早、中、晚三期的文化發展序列，並在遺址中發現了早於陶寺文化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早期遺存。與墓地發現大、中、小型墓葬相映成趣的是，遺址內發現有天井式的窯洞院落，發現具有神秘韻味的幾何形圖案的白灰牆皮（壁飾——應是後來發現的當時宮殿的牆壁裝飾），還發現了多口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