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裡，尚殘留著墨香的“中國古代建築裝飾五書”，完全可以用圖文並茂、設計考究、印刷質量上乘來形容，但在一口氣完成“五書”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老教授樓慶西先生的眼裡，還是有遺憾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印刷的時候我沒有盯在機器旁邊，圖片稍微印深了一點。”

    坐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裡的大方桌前，樓慶西先生用一種近乎“深情”的眼神專注地看著面前的這五本裝幀精美的“五書”，看似有點“矯情”的說出他的小“不滿”。不過，對於習慣於用眼睛來判斷橫平豎直到一毫米不差這般地步的樓慶西先生來說，他的這點“矯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那一點點“不滿”很輕易地就被談起“裝飾之道”時的巨大興奮與喜悅所忽略，撫摸“五書”的時候，81歲的老人家甚至像個孩子似的喜形於色。

    “我為什麼要寫‘裝飾五書’？”

    由華潤雪花啤酒（中國）有限公司資助、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執行出版的“中國古代建築知識普及與傳承系列叢書”，為什麼會在今年單獨推出“裝飾五書”，在外行人眼裡著實有點誇張，但在樓慶西先生看來，這卻是再明智不過的選擇。“因為中國古建築的裝飾恰恰蘊含了極為豐富的人文內涵，可以說是間接了解中國古代人文歷史的百科全書。”說起之所以對裝飾情有獨鐘，樓慶西先生坦言是受了梁思成先生的夫人林徽因的影響。“剛從大學畢業的時候，我被分配給梁思成先生當助手，幫他借借書，擔任一些畫圖照相的工作。由於剛開始沒多少機會畫建築，就學著畫漆器，而林徽因先生是這方面的內行。雖然當時她生病需要臥床休息，但每當我們小組在梁先生家裡開討論會的時候，她在裡面聽到什麼有感觸就會發表意見。而梁先生這時都會跑進臥室聽取她的意見，再出來傳達給大家。像漆器上的花紋是手繪的，銅器上的則是鑄出來的，風格不一樣，包含的內容不一樣，表現形態也不一樣。她講的很細很生動，講敦煌石窟的花紋怎麼從印度傳進來的，怎麼在唐朝達到頂峰的，這些促使我在畫圖過程中慢慢培養起了對裝飾畫的興趣。所以，在日後的長期研究工作中，我一直對裝飾特別有興趣。”

    說到這裡，樓慶西先生還特別提到了一件往事。為了紀念林徽因誕辰一百周年，在為《建築師林徽因》一書做資料收集工作時，學院老資料裡翻出的一篇未完成的論文引起了業界的矚目。那是林徽因先生於50年代寫作的“敦煌邊飾初步研究”。題目看上去很小，但卻從整個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說起，包括佛教怎麼傳到中國，敦煌給後人留下了什麼，包括她對裝飾紋樣的變遷與歷史不可分割的關聯的剖析同。樓慶西先生說連當時中央工藝美院（那時還沒有並到清華大學）的教授看了都非常佩服。

    研究建築，其實就是徜徉在文化的旅途上，這是由建築所具備的物質與藝術的雙重功能所決定的。對此，樓慶西先生頗有感悟。“建築是個實體，像建國家大劇院、鳥巢，乃至當年建埃菲爾鐵塔的時候，都是有其所承載的物質功能的，建築放在那兒，就由不得人不看。那麼，看了自然就會有自己的評價。當年很多人痛罵埃菲爾鐵塔，覺得它跟巴黎古典建築格格不入，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埃菲爾鐵塔如今已經成為巴黎的地標性建築。同樣道理，別看現在對大劇院和鳥巢也是褒貶不一，但事實上它們已經成為了北京這座城市的名片。”

    也正是因為建築的造型藝術特質，既不能像畫家那樣任意塗抹，也不能像雕塑家那樣隨意雕琢，當氣氛與感受不能滿足要求，特別是精神上的訴求時，就只能通過建築物上的裝飾來表達了。“建築所表現的藝術只能是比較抽象的氣質、氛圍和感覺，比如這個建築是崇高的還是樸素的，是裝飾非常熱鬧的還是素淨的。像故宮從武門進去，經過太和門，再到三大殿，很大的廣場，很高的台階，很大的建築規模，會給人一種威懾力。但是想再進一步表現帝王的思想，就得依靠裝飾了。到了故宮可謂無處不見龍，因為龍是皇帝的象征，所以，故宮的台階、柱子、彩畫、梁枋、藻井上，都有龍。有人曾統計過，說太和殿上上下下一共有12654條龍。這個數字可不可信呢？我曾經問過故宮的研究人員，對方就笑笑未予作答，因為這事兒誰也說不清。我曾經數過故宮的一個門扇，上面有四五十條龍。還有，用色彩也是一種裝飾，藍天下的黃色琉璃瓦，青綠的彩畫，和紅色的門，紅色的牆，白色的台基，灰磚的地面，很容易形成強烈對比。所以說，裝飾是建築藝術表現的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也極大地增強了其藝術表現力。”

    與中國古建築獨成體系一脈相承，獨到的裝飾亦呈現出中國人的審美觀點，與中國古典繪畫、雕刻有異曲同工之妙。樓慶西先生說，在和雪花公司相關人員談論叢書內容時，自然就把裝飾作為一個專題提了出來。於是，現在就有了這樣的序列：“北京五書”、“民居五書”、“裝飾五書”、“古都五書”和“園林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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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敢應承‘五書’的創作？”

    作為梁思成先生一手培養出來的助手，從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又在清華大學建築系做了一輩子的學問，稱樓慶西先生為中國建築學界的泰斗，絲毫不為過。但樓慶西先生卻不願意這麼想，不僅如此，他還謙稱自己撰寫的“裝飾五書”既不全面，也沒有達到較高的理論高度。

    “‘五書’分為‘千門之美’、‘戶牖之藝’、‘磚雕石刻’、‘雕梁畫棟’、‘裝飾之道’五本。為什麼這麼分？中國的古建築，從屋頂到梁架，從門窗到台基到牆體到地面，可以說無處不存在裝飾，這就涉及到裝飾的起因、手法，以及所涵蓋的人物內涵。為此，中國古建築的裝飾可以有多種分法，一是按裝飾所在的部位，另一種是按裝飾所用材料與技法區分。而這套‘五書’是綜合以上兩種方法將裝飾分為五大部分來說的。”說到這裡，樓慶西先生坦言這套書並沒有包羅萬象，甚至不夠全面，“像彩畫就沒有寫，屋頂也只是在‘裝飾之道’裡提到了一些，這個是需要說明的。另外一點，我並沒有太過深入探討。裝飾作為建築上的一部分，歷來就有爭議。西方建築史由古希臘、古埃及開始，到文藝復興時期，再到哥特、巴羅特式建築，裝飾越來越繁復以致引起人們的反感，厭惡，甚至有人發出‘裝飾是罪過’的過激言論。所以，後來產生了新建築理念，干脆不要裝飾。再發展一段，又覺得不要也不行，建築太寡了不好看，就又恢復了，但這種裝飾和過去的過分裝飾又有了區別。那麼，中國古代裝飾在其發展過程中又有什麼規律可循，對我們又有怎樣的啟發，提高到美學上又有些什麼樣的中國特色，對這些，我就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來分析。”

    樓慶西先生謙虛地表示：“之所以敢應承雪花公司，寫作這套書，就是為了普及，一個項目的普及如果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老祖宗留下的這份遺產，我當然願意將我所學所思的所有，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在專為“裝飾五書”舉行的小型首發式上，曾有無數業內建築學者感慨這套叢書可謂凝聚了樓老先生的畢生心血，特別是書裡大量的樓老親手拍攝的照片，唯有用珍貴才能形容。但樓慶西先生在首發式上，第一個感謝的卻是“我們的老祖宗”。“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好東西，我們當然要好好地研究了解。因為只有知道了這份遺產有什麼價值，公眾才會有保護和傳承的意識。讓大家認識到我們經常看到的許多建築上的零件，以及這些零件的含義，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是在什麼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又是如何來表現古人的人生理念的。像一個徽商住家的門頭上為什麼會雕刻魚、獅子、蝙蝠這些東西，它們代表的是什麼思想理念，乃至門上的對聯，雖然不是建築的構建，但和建築密不可分，你一看對聯，就知道門裡頭住的是什麼人，有什麼樣的志趣。這是促使我寫作這套書的一個原因，另外一點就是希望能做些搶救性的工作。像故宮、頤和園是世界遺產，都會保護得很好，只不過修繕過程中有些不同意見而已。但農村就不同了，我們在20年前調查的一些村落，有可能現在已經沒有了，有些呢，經過我們的挖掘整理，已經成為世界名村，並得以保護下來。這也是我們出書的目的。”

    談到文化遺產的保護，樓慶西先生特別提到了梁思成先生在1932年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載於《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二期“獨樂寺專號”。他在最後一部分中專門提到了“今後之保護”，他說最有效的保護就是讓國民知道這棟廟宇有什麼價值，包括它的裝飾、結構，以及在中國美術史上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有什麼樣的地位。只有大家都知道可貴的時候，就會自覺保護起來。樓慶西先生感慨道：“這是70年前梁先生就提出來的。而這和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其目的是一樣的。在5年前第一個文化遺產保護日時，曾搞過一個‘重走梁思成世界調查古建築之路’，其中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人是從四川李莊出發，重走1939年抗戰期間梁先生調查過的地方，當時真是能體會到梁先生當年的艱苦。”

    不過，那次的“重走”也讓樓慶西先生生出不少遺憾，因為有些古建築被保護了起來，但也有不少被自然腐蝕得已經面目全非。“四川那邊石雀很多，但毀壞的不少。像有個地方建了馬路，卻又不把石雀挪開，結果擱在馬路中間，長年被汽車尾氣腐蝕，基本上風化了。”

    這樣的遺憾還有很多，所以，樓慶西先生坦言，“雖然我研究的並不深入，但要問我為什麼敢出書，我就是想把我知道的和盤托出。這不是謙虛的話，把已有的資料整理出來展示給大家，才能讓大家知道，中國還有那麼多的寶貝啊！其實，去年出的‘民居五書’也不全。全國有55萬個農村，我們也就調查了100多個，區域不全，少數民族地區基本沒去，但我們為什麼要整理出版，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古建築，然後去保護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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