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榆林東山的古代寺院戴興寺，被許多榆林人熟知。但戴興寺究竟始建於哪一年？目前存在多種說法。

    有成化年間說。如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發行的《中華旅游辭典》陝西省戴興寺題款下曰：“建於明成化年間，天啟七年(1627)，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及光緒八年(1882)均重修。”如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國名城榆林》一書中也說：“戴興寺始建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曾為延綏總兵戴欽祠堂。”等。

    有正德十年說。如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下，戴興寺條下：“戴興寺(城區東山91號、明—清、市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駝峰山上。始建於明正德十年(1515)，原為延綏鎮總兵戴欽家祠，後易祠為寺，清代修葺。”如2007年2月印刷成書的《榆林文史》第六輯“榆林攬勝”，戴興寺一文中曰：“戴興寺初建於明代正德十年(1515)，原為延綏鎮總兵戴欽的家祠。”等。

    有正德十一年說。如陝西佛教網站，名剎古寺中戴興寺條下：“本寺建於明正德十一年(1516)，原為延綏總兵戴欽家祠，後經明天啟，清康熙、光緒、宣統年間整修、擴建始成全貌。”《榆林文旅》網站，名勝古跡中說：“戴興寺建於明正德十一年(1516)。相傳明武宗巡邊來榆，見到延綏鎮總兵戴欽女兒美麗動人，納為妃子，同時賞賜戴欽尚方寶劍，掛鎮西將軍印，從此戴欽聲威顯赫，便建了這座寺廟。”等。

    有正德十四年說。如民國《延綏攬勝》下編，古跡名勝中：“戴興寺，在榆林城東山。明正德十四年，總兵戴欽建，寺宇宏闊，上祀欽像，系戴氏佛堂。”傳說之中，戴興寺創建於武宗納妃的第二年，即正德十四年。

    那麼，戴興寺究竟始建於哪一年呢？我們不妨去探討一下。

    翻閱志書，清康熙、光緒版《延綏鎮志》未見戴興寺介紹。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榆林府志》卷八，祠祀中曰：“戴興寺，在城東山，明正德年建。”沒有具體的年代注明。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的《榆林地區志》，在古建築中曰：“戴興寺，位於榆林市城內東邊的駝峰山上，為明正德年間總兵戴欽所建家祠。與左右相鄰的香雲寺、洪濟寺、大庵寺、老爺廟，合稱‘四寺夾廟’。”據《御批通鑒輯覽》和《延綏攬勝》等載：“明正德十三年(1518)武宗皇帝巡邊抵榆，納戴欽之女，賜戴欽尚方寶劍，掛鎮西將軍印，戴氏聲威顯赫，故建此寺。”也沒有具體的年代注明，但基本說明了是在正德十三年之後。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的《榆林市志》，在寺觀廟宇中曰：“戴興寺，建於明正德十一年(1516)，原為延綏鎮總兵戴欽家宅。後捨為寺，請洪濟寺僧人佛濟主持，稱為戴興寺。”這志書中最清楚的一次具體時間，是明正德十一年。志書說法不一，戴興寺內現存的碑記呢？我們不妨也去看看。

    步入大門，佛字後“戴興寺簡介”曰：“寺初建於明正德十年，後經四次擴建始成全貌。”是正德十年。

    大殿前1997年重陽節立的重修碑記曰：“……駝峰擁翠勝境，戴興寺即四寺之一。本寺肇建於明武宗正德十年，前後經四次擴建，始成今日寺觀。”也是正德十年。

    牆壁中大清宣統二年(1910)巧月，僧會司胡公、行振號德成禅師修寺碑記曰：“郡城東山有戴興寺者，故戴總戎創建，固歷史地理上之一古跡也。”沒有具體時間。

    由於寺內保存的古碑只有大清宣統二年兩塊，今碑也較少，且都大同小異，故無法從寺內碑記中了解一二。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從以上可以看到，不論志書還是碑記或其他，雖然對戴興寺的始建年代說法不一，但正德年間由總兵戴欽建，還是比較一致的，由此，我們還要從戴欽找起。

    清康熙六年(1667)《陝西通志》卷十九·選舉·附武宦中曰：“戴欽，綏德衛人，總兵。鎮榆林，掛鎮西將軍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綏德州志》中鄉賢中有：“戴欽，衛人，以指揮佥事鎮守榆林，文武兼資，功能並著，所歷各邊，士卒悅服。”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榆林府志》卷十五·名宦志中有：“戴欽，綏德人，以都督佥事鎮守榆林，文武兼資，功能並著，所歷各邊，敵遠遁，士卒悅服。見鎮志。按：欽以後遷居榆林。”

    清康熙十二年(1673)《延綏鎮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榆林市地方志辦公室整理本)卷三之二·武職中，鎮守延綏都督府有：“正德時，則有吳江(綏德人)、馬昂(陽和人)、侯勳(延安人)、王勳(榆林人)、柳湧(綏德人)、戴欽(綏德人)、武振(山丹人)。”卷三之四·名宦下中也有：“戴欽，綏德人，以都督佥事鎮守榆林，文武兼資，功能並著，所歷各邊，敵遠遁，士卒悅服。”

    以上地方志書，都說戴欽是綏德人，是鎮守榆林總兵，但都沒有說明是哪一年鎮守榆林。最明顯的時間，也就是明正德年，但究竟是正德哪一年呢？繼續閱讀史書，《大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之四有：“弘治十八年八月……升遼東東寧衛指揮佥事高欽、陝西綏德衛指揮同知傅钊、西安衛署指揮同知馬隆、蘭州衛指揮使楊義，俱署都指揮佥事。與萬全都司都指揮使孫成、遼東義州衛都指揮佥事馬深、定遼衛都指揮佥事周钺、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都指揮同知戴欽、都指揮佥事邬銘，分送團營，協贊武定侯郭良等操練軍馬。欽等皆以曾經戰陣堪任，將領薦故用之。”卷之六有：“冬十月……命延綏游擊將軍都指揮佥事姜漢充副總兵協守延綏地方，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戴欽充延綏游擊將軍。”卷之二十三有：“正德二年二月……己丑更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時源為延綏游擊將軍，而以游擊將軍戴欽為參將，代源分守。以源長於戰，而欽宜於守也。”卷之六十有：“正德五年二月……命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都指揮同知戴欽充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關。”卷之九十一有：“正德七年八月……調山西副總兵戴欽協守延綏，參將神周充副總兵鎮守兼提督代州三關。”卷之一百二十三有：“正德十年夏四月……命都指揮同知戴欽仍充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偏頭等關。”卷之一百二十六有：“正德十年六月……升陝西都指揮同知戴欽為署都督佥事充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地方。”卷之一百五十八有：“正德十三年正月……太監張欽傳旨：調鎮守薊州總兵官都督佥事戴欽於延綏，延綏總兵都督佥事柳湧於薊州。”的記載。

    我們從這些實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戴欽是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在都指揮同知的崗位上被將領推薦進入團營的，同年十月，任命為延綏游擊將軍。正德二年(1507)二月，由游擊將軍升為參將。正德五年(1510)二月，升任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關。正德七年(1512)八月協守延綏。正德十年(1515)四月仍充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偏頭等關。同年六月，升為署都督佥事充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地方。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返回延綏任總兵。

    如果戴興寺確實是戴欽當總兵後修建的，那麼就可以說，成化年間首先是不可能的，因為戴欽弘治年才任都司和都指揮同知，十幾、二十幾年前的成化年，可能還是一個少年，即使不是少年也官職很小，應該是無力修建官邸或為其父建祠堂的；正德十年、正德十一年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戴欽是正德十年才升任總兵的，但當時是“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地方”，不大可能跑到榆林來修建官邸；即使是戴欽當副總兵時修建的，那也不可能在正德十年或十一年，因為戴欽在正德五年才升任副總兵，鎮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關，雖然正德七年回到榆林“協守延綏”，但正德十年四月已離開延綏，又去鎮守山西了。修建戴興寺的時間，只能在正德十三年正月返回延綏任總兵之後了。

    再看《明史》卷十六·本紀·武宗中有：“正德十三年……冬十月戊辰，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官廳及四衛營兵赴宣、大。壬子，次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十二月戊寅，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五《江彬傳》中也有“十三年，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的記載。這說明在正德十三年十一月之前，戴欽的府邸還在綏德。如果當時榆林已經有戴欽府邸的話，那武宗就不用“次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了。

    也許有人會問，延綏鎮治在成化九年(1473)即遷榆林，戴欽既為總兵或副總兵，其府第應在榆林，怎麼能在綏德呢？我想，戴欽是綏德人，也許是因為作為武官，經常調動地方(從上面記載就可以看到，正德五年開始，就先後轉戰山西、延綏、薊州)，戴欽就在其老家修了住宅，武宗“次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就是去了他的大宅子，而榆林戴興寺，則應該是武宗納其女，被賜尚方寶劍，掛鎮西將軍印，聲威顯赫後才修建的。不是《榆林府志》有“欽，以後遷居榆林”的記載嗎？

    綜上所述，戴興寺修建的時間應該是“武宗皇帝巡邊抵榆，納戴欽之女，賜戴欽尚方寶劍，掛鎮西將軍印，戴氏聲威顯赫”的正德十四年，成化年間、正德十年、正德十一年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應該予以糾正。

    另外多言幾句，戴欽擔任延綏總兵的時間也不長。據《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四記載：“正德十六年七月……巡按陝西御史曹圭，以星變劾奏延綏總兵戴欽、寧夏副總兵路瑛、參將閻勳、榆林參將瞿江，貪殘不法。事下兵部，覆：勳，前已逮問；江、欽罪與之等，宜並逮之，瑛，任未幾，請勘實具奏。上皆從之。”也就是說，到了正德十六年七月之後，巡按陝西御史曹圭彈劾延綏總兵戴欽等，經過皇帝的同意，戴欽很快就被免職了，他在延綏總兵的崗位上，也不過三年多時間。